日本人也遭受了西方列強的侵淩。從嘉永六年（1853）美國人培理率艦闖入江戶灣，到次年日人被迫簽訂《日美親善條約》，再到1858年被迫簽訂《安政五國條約》，日本人在強敵麵前都沒作無謂的反抗。積聚著仇恨，也積聚著智慧，終於他們在“王政復古”政變成功後，廢除幕府，開始了大幅度“西化”的“明治維新”。“天皇”雖然保留下來，但議院建立了，憲法公布了，教育、兵製、新聞、金融等，一一仿效西方。僅僅積二十五年“維新”成果，原本小於中國、弱於中國的東方島國一躍而成東亞強國。強大的日本，甚至連西方列強的擴張、侵略意念也繼承並發展了，於是侵占琉球，圖謀朝鮮，垂涎台灣，問罪中國大陸。
中國與日本決勝黃海時，不單是海軍對海軍的較量，而且也是學習西方成效的驗證。日本學西方，學其“技”，更學其“道”，故“維新”推動了社會進步、國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誌的國家精神與上下一力的國家體製。中國學西方，學其“用”，棄其“體”，並將這種貌似辯證的二元論歸納為“中體西用”，即張之洞氏後來提出的“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舊（中）學為體，新（西）學為用，不使偏廢”。結果是政治落後，吏治腐敗，民心渙散，軍威蕩然，龐然大國，不堪一擊。
甲午戰敗給中國人亮起一盞紅燈：僅限於軍備建設的單項改革是沒有保障的，迴避政治改革，怎麽繞，也上不了富民強國之路。
其二，歷史上的中華大國習慣與弱鄰相處，於是有藩邦依附、萬國來儀的尊貴。日本強大，中國多了一個強鄰、多了一個心存覬覦、難於相處的強鄰。家可擇鄰，國不可擇鄰。如何與強鄰相處呢？如何將和平外交與加強軍備協調統一呢？
甲午戰前的中國朝廷，從未思考過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盲目自大，使中國人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威脅；敗局已定，又在朝野誘發了恐日病、媚日病。
回顧歷史，甲午前的中國，沉睡於“昨天”的戰備，蒙昧於“明天”的戰爭；有大國心態，但無大國攻防；即便洋務運動催發了海軍建設，卻並未改變中國的“陸防”與“陸戰”慣性思維，縱覽從華南虎門炮台到遼東旅順要塞的萬裏海防線，全是作“陸防”經營的。有北洋海軍，仍然不爭黃海製海權。結果，敵人從海上來，一場近在中國陸防線的海戰，便在中國人理念中的“境外”決定了勝負；恐懼擴大開來，連中國軍隊久練久熟的陸戰，也打一仗敗一仗。因而，甲午中日之戰最鮮明地印證本書“大國無兵”的主題。
當代有一句流行語：與狼共舞。
中國與日本為鄰、與堅持“軍國主義”的日本為鄰，肯定是“與狼共舞”。
知道怎麽防狼、打狼，有火把，有槍，有壕塹，有籬笆，有專職牧羊人值勤，並有待時而動的長效鬥狼機製。
羊有羊的草場，狼有狼的山林，盡管羊與狼不共戴天，但也要給狼留下它的生存空間。狼吃狼的肉，羊吃羊的草，能如此，最好。
在不能選擇鄰居、且又不能改變鄰居的前提下，中國人最保守、最保險的選擇是在堅持和平外交的前提下，保有與境外威脅總量相持平的戰略威懾能力及戰術抗衡能力。讓再瘋狂的敵人都清醒：進攻中國，無便宜可占。在以上條件滿足的同時，當然還應配置最準確、最及時的戰術預警體係，並具有組織最快反應、最有效打擊的能力。倘能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即可無虞。
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夕，中國朝野基本上是以“無知”、“無備”的狀態，被動接受了日本軍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戰爭以及戰爭恥辱。
百年反思，於譴責“侵略”之外，我們還應對清政府與清軍隊的“不作為”予以譴責。
養兵千日，養官百年，除坐糜廩粟外，一無所用，這或是王朝氣數將盡的信號。
［注釋］
1 吳永《庚子西獰叢談》p107。
2 《揚子晚報》2001年5月31日《高升號遺物在韓出水，甲午海戰中拒降英魂終見天日》。
3 羅爾綱《淮軍誌》。
4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p9。
5 吳傑章等《中國近代海軍史》p213。
6 《中日戰爭》叢刊，第六冊p22。
7 《中日戰爭》叢刊，第六冊p23。
8 《中日戰爭》叢刊，第六冊p21、p24。
9 《清史稿·高繼善傳》。
10 薑鳴《龍旗飄揚的艦隊》p355。又據《中國近代海軍史》為252人。
“高升”號載兵1100多人，除獲救者外，餘皆犧牲。諸書皆說犧牲者700多人，不妥，故本文定為八百多人。
第六篇：“群眾運動”引燃八國戰火
“群眾運動”引燃八國戰火
廟堂大舞台，年年有好戲。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正月初一（1月31日）清晨，一道特殊的聖旨自皇宮大內飛傳天下。
有人說：“大清國要換皇帝了！”
這說法不確。不是“換皇帝”，而是“立皇子”。奇在這“皇子”不是為現任皇帝光緒立的，卻是為死去二十六年的同治帝、即“穆宗毅皇帝”立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十分明顯：“皇子”（又稱“大阿哥”）這位“準皇帝”是專為“搶班奪權”而立。
中國與日本決勝黃海時，不單是海軍對海軍的較量，而且也是學習西方成效的驗證。日本學西方，學其“技”，更學其“道”，故“維新”推動了社會進步、國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誌的國家精神與上下一力的國家體製。中國學西方，學其“用”，棄其“體”，並將這種貌似辯證的二元論歸納為“中體西用”，即張之洞氏後來提出的“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舊（中）學為體，新（西）學為用，不使偏廢”。結果是政治落後，吏治腐敗，民心渙散，軍威蕩然，龐然大國，不堪一擊。
甲午戰敗給中國人亮起一盞紅燈：僅限於軍備建設的單項改革是沒有保障的，迴避政治改革，怎麽繞，也上不了富民強國之路。
其二，歷史上的中華大國習慣與弱鄰相處，於是有藩邦依附、萬國來儀的尊貴。日本強大，中國多了一個強鄰、多了一個心存覬覦、難於相處的強鄰。家可擇鄰，國不可擇鄰。如何與強鄰相處呢？如何將和平外交與加強軍備協調統一呢？
甲午戰前的中國朝廷，從未思考過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盲目自大，使中國人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威脅；敗局已定，又在朝野誘發了恐日病、媚日病。
回顧歷史，甲午前的中國，沉睡於“昨天”的戰備，蒙昧於“明天”的戰爭；有大國心態，但無大國攻防；即便洋務運動催發了海軍建設，卻並未改變中國的“陸防”與“陸戰”慣性思維，縱覽從華南虎門炮台到遼東旅順要塞的萬裏海防線，全是作“陸防”經營的。有北洋海軍，仍然不爭黃海製海權。結果，敵人從海上來，一場近在中國陸防線的海戰，便在中國人理念中的“境外”決定了勝負；恐懼擴大開來，連中國軍隊久練久熟的陸戰，也打一仗敗一仗。因而，甲午中日之戰最鮮明地印證本書“大國無兵”的主題。
當代有一句流行語：與狼共舞。
中國與日本為鄰、與堅持“軍國主義”的日本為鄰，肯定是“與狼共舞”。
知道怎麽防狼、打狼，有火把，有槍，有壕塹，有籬笆，有專職牧羊人值勤，並有待時而動的長效鬥狼機製。
羊有羊的草場，狼有狼的山林，盡管羊與狼不共戴天，但也要給狼留下它的生存空間。狼吃狼的肉，羊吃羊的草，能如此，最好。
在不能選擇鄰居、且又不能改變鄰居的前提下，中國人最保守、最保險的選擇是在堅持和平外交的前提下，保有與境外威脅總量相持平的戰略威懾能力及戰術抗衡能力。讓再瘋狂的敵人都清醒：進攻中國，無便宜可占。在以上條件滿足的同時，當然還應配置最準確、最及時的戰術預警體係，並具有組織最快反應、最有效打擊的能力。倘能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即可無虞。
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夕，中國朝野基本上是以“無知”、“無備”的狀態，被動接受了日本軍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戰爭以及戰爭恥辱。
百年反思，於譴責“侵略”之外，我們還應對清政府與清軍隊的“不作為”予以譴責。
養兵千日，養官百年，除坐糜廩粟外，一無所用，這或是王朝氣數將盡的信號。
［注釋］
1 吳永《庚子西獰叢談》p107。
2 《揚子晚報》2001年5月31日《高升號遺物在韓出水，甲午海戰中拒降英魂終見天日》。
3 羅爾綱《淮軍誌》。
4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p9。
5 吳傑章等《中國近代海軍史》p213。
6 《中日戰爭》叢刊，第六冊p22。
7 《中日戰爭》叢刊，第六冊p23。
8 《中日戰爭》叢刊，第六冊p21、p24。
9 《清史稿·高繼善傳》。
10 薑鳴《龍旗飄揚的艦隊》p355。又據《中國近代海軍史》為252人。
“高升”號載兵1100多人，除獲救者外，餘皆犧牲。諸書皆說犧牲者700多人，不妥，故本文定為八百多人。
第六篇：“群眾運動”引燃八國戰火
“群眾運動”引燃八國戰火
廟堂大舞台，年年有好戲。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正月初一（1月31日）清晨，一道特殊的聖旨自皇宮大內飛傳天下。
有人說：“大清國要換皇帝了！”
這說法不確。不是“換皇帝”，而是“立皇子”。奇在這“皇子”不是為現任皇帝光緒立的，卻是為死去二十六年的同治帝、即“穆宗毅皇帝”立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十分明顯：“皇子”（又稱“大阿哥”）這位“準皇帝”是專為“搶班奪權”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