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對黃海海戰全局性的分析已經很多，本節不再複述。中國學者對這次戰役的敗因探究也很全麵而深刻，本人亦不想摘引。一個揮之不去的謎團是：
中華民族不乏英雄（如甲午戰爭中犧牲的左寶貴、鄧世昌、林永升等），當然也不乏懦夫（如甲午戰爭中的葉誌超、衛汝貴、方伯謙等），何以在舉察階段不能厚此薄彼、而非要等到英雄死、懦夫逃才復甦一絲正氣，此後又亦然是良莠不分、甚至顛倒正邪呢？
鄧世昌、林永升已經英名永垂了。問題是，作為歷史的個案，在英雄之後，誰願意將虛幻的英雄禮讚化為英雄實踐？
衛汝貴、方伯謙固已身敗名裂了，他們留下的恥辱警誡，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活命哲學與軟骨頭行徑呢？
提醒我思考的往往是負麵“新聞”。1991年9月，福建師範大學歷史係與福建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在福州市召開“甲午海戰中的方伯謙問題討究會”，會後出版《中日甲午戰爭中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為方伯謙翻案，說“方伯謙是中國近代海軍傑出的人才，在捍衛祖國抗擊外侮的甲午海戰中，是英勇善戰的指揮員”，且宣布“國內外的觀點已基本取得一致，這也是學術研究上的一大新聞”。
背景是：方氏後人，一直在努力為其先人翻案。其中，方伯謙旅居美國的侄孫女方儷祥又出資贊助了上述研討會及論文集的出版，所以現實的“人文關懷”終於撼動了歷史的冰冷結論。
事後，不少有良知的近代史學者撰文批評這種無證據翻案，但這仍然阻止不了福州市朱紫坊“方伯謙故居”、“海軍世家”揭匾儀式的舉行。
歷史是不乏冤案的。
“翻案”，常常表現了歷史的、民族精神的進步。因而，歷史紀錄總在經歷“翻案”後走向明晰與公正。
有了足夠的證據，方伯謙自然也可以翻案。
但現在的問題，誰也未能從方伯謙兩戰兩逃的個人檔案裏尋出英雄人格或英雄業績來。
死者已矣，方伯謙以死謝天下，也是悲哀的極點，故後人再也無須鞭屍。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匆忙加以諡美，又難掩急功近利、畫虎類犬的窘態。這是後來人的虛榮與淺薄。
我們這個民族，太喜歡用讚頌英雄與譴責叛徒來編織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了；我們太習慣借用偶然性例證來抒發功虧一簣的憾意了；我們太留戀瑣屑的人文細節而忽略或隱秘或張揚的時代情緒及國民精神了。結果，“經驗”驗之無效，“教訓”訓而不誡，抓不住新的“偶然”機遇，糾纏於舊的“細節”辨析，大失敗、大災難過後，大中華總是不能建構起麵對新一輪威脅的預警機製和應對體係。屢戰屢敗後，輿論傳媒與教育讀本倒是增加了鋪天蓋地的英雄禮讚或罄竹難書的侵略者罪案。
回到甲午中日之戰的歷史總結，我們認為日本人的“勝”，與中國人的“敗”，印證了同一個“歷史合理”——並不是因為雙方“勝”、“敗”已成為歷史事實我們才這樣說的。
所謂“歷史合理”，即指符合歷史規律、順應歷史走勢、且又被無可扭轉的事實證明了的歷史變遷。這種“歷史合理”排斥哲學褒貶，甚至也排除民族或國家的利益認同。
看到這兒，也許有的朋友會批評在下：你的“歷史合理”論，還不就是“歷史宿命”嗎？照這麽說，甲午戰爭日本人就該勝、中國人就該敗嘍？
麵對可能的批評，我願意作出的解釋僅僅是：
“歷史合理”論決不是先驗的宿命論，它其實隻是對歷史參與各方潛在能力與實際作為的結局性判定。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中國人在經歷百年失敗、百年恥辱後，大抵隻要算清兩筆帳，就可以增加一點對自己國家民族的責任感。
一筆帳，算算為何敗於西方列強。
一筆帳，算算為何敗於東洋島國。
第一筆帳，似乎算了。主要算的是軍事帳，武器帳，結果引發出了一場“洋務運動”。
第二筆帳，幾乎沒算。小小島夷，何足道哉！你不算帳，不認帳，不正視鄰強我弱的事實，結果是，在十九世紀末被咬一口（咬掉了台灣）後，又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被咬了第二口（咬去中國半壁江山）。五十年間，日本人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比西方列強百年期間帶來的災難總和還要大！無須再強化“仇日”的情緒，無須再咀嚼曾經的苦難，中國的新生一代都該重視日本國這個中國歷史災難的製造者。
本書前數章，當然也是回顧中國的歷史失敗的。失敗了，分析敗因，多是自向性的。因為對手遠在天邊，中國與他們，幾乎沒有可比性。
甲午戰爭的失敗，給失敗的中國樹立了一個近在咫尺的可比性目標，這就是它的鄰居、它的敵人日本國。
同為東方國家，同為封建帝製，幾乎同時遭受西方列強的侵淩，都被迫簽訂過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又都轉而學習西方、變革圖強，何以日本強大了，強大到比西方列強還殘暴？何以中國依然衰弱，衰弱到敗於昔日的弱國之手呢？
中華民族不乏英雄（如甲午戰爭中犧牲的左寶貴、鄧世昌、林永升等），當然也不乏懦夫（如甲午戰爭中的葉誌超、衛汝貴、方伯謙等），何以在舉察階段不能厚此薄彼、而非要等到英雄死、懦夫逃才復甦一絲正氣，此後又亦然是良莠不分、甚至顛倒正邪呢？
鄧世昌、林永升已經英名永垂了。問題是，作為歷史的個案，在英雄之後，誰願意將虛幻的英雄禮讚化為英雄實踐？
衛汝貴、方伯謙固已身敗名裂了，他們留下的恥辱警誡，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活命哲學與軟骨頭行徑呢？
提醒我思考的往往是負麵“新聞”。1991年9月，福建師範大學歷史係與福建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在福州市召開“甲午海戰中的方伯謙問題討究會”，會後出版《中日甲午戰爭中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為方伯謙翻案，說“方伯謙是中國近代海軍傑出的人才，在捍衛祖國抗擊外侮的甲午海戰中，是英勇善戰的指揮員”，且宣布“國內外的觀點已基本取得一致，這也是學術研究上的一大新聞”。
背景是：方氏後人，一直在努力為其先人翻案。其中，方伯謙旅居美國的侄孫女方儷祥又出資贊助了上述研討會及論文集的出版，所以現實的“人文關懷”終於撼動了歷史的冰冷結論。
事後，不少有良知的近代史學者撰文批評這種無證據翻案，但這仍然阻止不了福州市朱紫坊“方伯謙故居”、“海軍世家”揭匾儀式的舉行。
歷史是不乏冤案的。
“翻案”，常常表現了歷史的、民族精神的進步。因而，歷史紀錄總在經歷“翻案”後走向明晰與公正。
有了足夠的證據，方伯謙自然也可以翻案。
但現在的問題，誰也未能從方伯謙兩戰兩逃的個人檔案裏尋出英雄人格或英雄業績來。
死者已矣，方伯謙以死謝天下，也是悲哀的極點，故後人再也無須鞭屍。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匆忙加以諡美，又難掩急功近利、畫虎類犬的窘態。這是後來人的虛榮與淺薄。
我們這個民族，太喜歡用讚頌英雄與譴責叛徒來編織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了；我們太習慣借用偶然性例證來抒發功虧一簣的憾意了；我們太留戀瑣屑的人文細節而忽略或隱秘或張揚的時代情緒及國民精神了。結果，“經驗”驗之無效，“教訓”訓而不誡，抓不住新的“偶然”機遇，糾纏於舊的“細節”辨析，大失敗、大災難過後，大中華總是不能建構起麵對新一輪威脅的預警機製和應對體係。屢戰屢敗後，輿論傳媒與教育讀本倒是增加了鋪天蓋地的英雄禮讚或罄竹難書的侵略者罪案。
回到甲午中日之戰的歷史總結，我們認為日本人的“勝”，與中國人的“敗”，印證了同一個“歷史合理”——並不是因為雙方“勝”、“敗”已成為歷史事實我們才這樣說的。
所謂“歷史合理”，即指符合歷史規律、順應歷史走勢、且又被無可扭轉的事實證明了的歷史變遷。這種“歷史合理”排斥哲學褒貶，甚至也排除民族或國家的利益認同。
看到這兒，也許有的朋友會批評在下：你的“歷史合理”論，還不就是“歷史宿命”嗎？照這麽說，甲午戰爭日本人就該勝、中國人就該敗嘍？
麵對可能的批評，我願意作出的解釋僅僅是：
“歷史合理”論決不是先驗的宿命論，它其實隻是對歷史參與各方潛在能力與實際作為的結局性判定。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中國人在經歷百年失敗、百年恥辱後，大抵隻要算清兩筆帳，就可以增加一點對自己國家民族的責任感。
一筆帳，算算為何敗於西方列強。
一筆帳，算算為何敗於東洋島國。
第一筆帳，似乎算了。主要算的是軍事帳，武器帳，結果引發出了一場“洋務運動”。
第二筆帳，幾乎沒算。小小島夷，何足道哉！你不算帳，不認帳，不正視鄰強我弱的事實，結果是，在十九世紀末被咬一口（咬掉了台灣）後，又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被咬了第二口（咬去中國半壁江山）。五十年間，日本人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比西方列強百年期間帶來的災難總和還要大！無須再強化“仇日”的情緒，無須再咀嚼曾經的苦難，中國的新生一代都該重視日本國這個中國歷史災難的製造者。
本書前數章，當然也是回顧中國的歷史失敗的。失敗了，分析敗因，多是自向性的。因為對手遠在天邊，中國與他們，幾乎沒有可比性。
甲午戰爭的失敗，給失敗的中國樹立了一個近在咫尺的可比性目標，這就是它的鄰居、它的敵人日本國。
同為東方國家，同為封建帝製，幾乎同時遭受西方列強的侵淩，都被迫簽訂過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又都轉而學習西方、變革圖強，何以日本強大了，強大到比西方列強還殘暴？何以中國依然衰弱，衰弱到敗於昔日的弱國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