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過五關斬六將”，到“走麥城”，這是小說化的關羽的人生軌跡。在下借“走麥城”一語，批評葉誌超與衛汝貴，卻並不想落井下石，將一切責任推給他們。葉誌超固然畏敵如虎，衛汝貴固然“無用無能”，我們分明也看到了如下事實：
其一，在朝鮮戰場上與中國援朝的軍隊對峙的日本軍隊，的確在人數（三萬多對一萬七）、裝備等方麵，具有明顯優勢。
其二，不會打仗、不能打仗、不敢打仗乃至臨敵而怯，望風驚潰是當時淮軍官兵的戰場流行病。即便氣貫長虹的左寶貴，他的部下（如副將楊建春、都司徐玉生、守備揚建勝等）也有開城逃脫者。由此，則暴露了淮軍在和平年代徹頭徹尾、徹裏徹外的蛻化。理性評價，這叫“軍隊腐敗”。
數量上、裝備上、鬥誌上項項皆弱於敵，這個仗，怎麽打？所以葉誌超、衛汝貴之流的“逃跑主義”也自有他們的不得已。
唯心地說，這也許就是軍隊、將領的運數到了物極必反的盡頭。“生於末世運便消”，英雄變成懦夫，光榮變成恥辱，大起大落，大暑大寒，繁花謝淨，百枝凋零，個人的悲劇與國家民族的悲劇，一齊拉開序幕……
日本的武士，成為“淮軍”常勝歷史、不敗神話的終結者。而“淮軍”威信與榮譽的終結，又在中日關係史上標明了國運沉浮的宿命——在敗於“西洋”列強半個世紀之後，中國又開始了敗於“東洋”近鄰的五十年辛酸。
由“援朝”開始的“外戰”，終於將戰火引入國內。葉、衛處分後，新任陸軍將帥們也大都擔當不起禦敵衛國守土之責。在自己的領土上，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勢，仍然一敗再敗，一逃再逃，旬日之間，遼東半島，淪入敵手。自光緒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三日（9月22日）朝旨任命四川提督宋慶為“北洋軍務幫辦”集兵九連城始，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三日（3月9日）遼西軍資重地田莊台失陷，以“淮軍”為中堅的中國陸軍在本土作戰中，連創敗績，可以說仗仗失利，處處“麥城”——九連城失守、安東失守、長甸失守、寬甸失守、鳳凰失守、岫巖失守、金州失守、旅順失守、析木城失守、海城失守、鞍山失守、牛莊失守、蓋平失守、復州失守、營口失守……麵對日軍進攻，中國軍隊到了不堪一擊的程度。
說一個例子，就足以衡量中國陸軍戰力。光緒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遼南重鎮海城被日軍占領，鑑於海城的戰略地位，清政府下令駐遼各軍聯手作戰，“夾攻海城，冀獲一勝”。 宋慶領命，統毅軍，會同聶士成、呂本元、依克唐阿、長順、吳大澂等所部，圍攻海城日軍。駐海城日軍僅六千人，而攻城者由三萬人，增加到四萬人，再增加到五萬六千人，最後增至六萬人，凡五戰，皆不克。以十倍之眾，五攻而不下一城，對比平壤之戰日軍以二倍之兵破壘奪城，中日陸軍，孰強孰弱，固已一目了然！
三、黃海悲歌的弦外遺音
上一節，我們講到一個因玩忽職守而被砍了腦袋的將軍衛汝貴。陣前斬將，朝廷似乎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於是衛汝貴便成了永遠洗不淨的“淮軍”之恥。
在北洋海軍中，也有一個因為逃跑而被斬首的軍官，他叫方伯謙，是北洋水師“濟遠”號巡洋艦的“管帶”（艦長）。
“死亡”對“生命”的意義，一律歸結為無可逃遁的“否定”。這麽看，怎樣死都是無所謂的。
但“死亡”對歷史的意義，對政治的意義，對倫理道德的意義卻大相逕庭。司馬遷所謂“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蓋源於此也。
殺衛汝貴，不足以儆“淮軍”；殺方伯謙，不足以儆“水師”。二人死後，中國“淮軍”不振，北洋“水師”覆滅，印證了“殺一儆百”這一招對於通體腐敗的趨勢毫無效應。
同樣被處死，二人身後影響不一。
衛汝貴十分寂寥，幾乎無人提及。他的同胞兄弟衛汝成，官至總兵，在遼東保衛戰中效法乃兄，以逃為上。降旨逮治，聞訊潛逃，不知所終，可謂難兄難弟。
方伯謙則不乏研究者、翻案者。所以，這兒有必要補說幾句方伯謙事件的原委。
方伯謙（1852—1894），字展堂，一說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學堂畢業，1877年作為首屆畢業生赴英國格林尼茨皇家海軍學院留學，三年學成回國，曾任“威遠”號練習艦管帶。中法戰爭起，奉命帶艦戍守旅順，親自督修威遠炮台，因造價低廉，頗獲好評。1889年，升署北洋海軍中軍左營副將，委帶“濟遠”號巡洋艦。1892年，實授海軍副將（從二品）。甲午戰氛初起，方伯謙受命率“濟遠”號由威海港起錨，為發於大沽口、駛向朝鮮牙山的兵輪護航。上節文字已經披露，方伯謙的“護航”其實是你航你的，我航我的，“航”而不“護”。幸慶的是，“愛仁”號、“飛鯨”號未曾遭遇日艦，平安抵達牙山外海。方伯謙的“濟遠”號與“廣乙”號，各派隨帶汽船，幫助二輪完成了士兵、馬匹和軍需品的轉載登陸，二輪於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上午與下午，分別駛回中國。
其一，在朝鮮戰場上與中國援朝的軍隊對峙的日本軍隊，的確在人數（三萬多對一萬七）、裝備等方麵，具有明顯優勢。
其二，不會打仗、不能打仗、不敢打仗乃至臨敵而怯，望風驚潰是當時淮軍官兵的戰場流行病。即便氣貫長虹的左寶貴，他的部下（如副將楊建春、都司徐玉生、守備揚建勝等）也有開城逃脫者。由此，則暴露了淮軍在和平年代徹頭徹尾、徹裏徹外的蛻化。理性評價，這叫“軍隊腐敗”。
數量上、裝備上、鬥誌上項項皆弱於敵，這個仗，怎麽打？所以葉誌超、衛汝貴之流的“逃跑主義”也自有他們的不得已。
唯心地說，這也許就是軍隊、將領的運數到了物極必反的盡頭。“生於末世運便消”，英雄變成懦夫，光榮變成恥辱，大起大落，大暑大寒，繁花謝淨，百枝凋零，個人的悲劇與國家民族的悲劇，一齊拉開序幕……
日本的武士，成為“淮軍”常勝歷史、不敗神話的終結者。而“淮軍”威信與榮譽的終結，又在中日關係史上標明了國運沉浮的宿命——在敗於“西洋”列強半個世紀之後，中國又開始了敗於“東洋”近鄰的五十年辛酸。
由“援朝”開始的“外戰”，終於將戰火引入國內。葉、衛處分後，新任陸軍將帥們也大都擔當不起禦敵衛國守土之責。在自己的領土上，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勢，仍然一敗再敗，一逃再逃，旬日之間，遼東半島，淪入敵手。自光緒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三日（9月22日）朝旨任命四川提督宋慶為“北洋軍務幫辦”集兵九連城始，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三日（3月9日）遼西軍資重地田莊台失陷，以“淮軍”為中堅的中國陸軍在本土作戰中，連創敗績，可以說仗仗失利，處處“麥城”——九連城失守、安東失守、長甸失守、寬甸失守、鳳凰失守、岫巖失守、金州失守、旅順失守、析木城失守、海城失守、鞍山失守、牛莊失守、蓋平失守、復州失守、營口失守……麵對日軍進攻，中國軍隊到了不堪一擊的程度。
說一個例子，就足以衡量中國陸軍戰力。光緒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遼南重鎮海城被日軍占領，鑑於海城的戰略地位，清政府下令駐遼各軍聯手作戰，“夾攻海城，冀獲一勝”。 宋慶領命，統毅軍，會同聶士成、呂本元、依克唐阿、長順、吳大澂等所部，圍攻海城日軍。駐海城日軍僅六千人，而攻城者由三萬人，增加到四萬人，再增加到五萬六千人，最後增至六萬人，凡五戰，皆不克。以十倍之眾，五攻而不下一城，對比平壤之戰日軍以二倍之兵破壘奪城，中日陸軍，孰強孰弱，固已一目了然！
三、黃海悲歌的弦外遺音
上一節，我們講到一個因玩忽職守而被砍了腦袋的將軍衛汝貴。陣前斬將，朝廷似乎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於是衛汝貴便成了永遠洗不淨的“淮軍”之恥。
在北洋海軍中，也有一個因為逃跑而被斬首的軍官，他叫方伯謙，是北洋水師“濟遠”號巡洋艦的“管帶”（艦長）。
“死亡”對“生命”的意義，一律歸結為無可逃遁的“否定”。這麽看，怎樣死都是無所謂的。
但“死亡”對歷史的意義，對政治的意義，對倫理道德的意義卻大相逕庭。司馬遷所謂“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蓋源於此也。
殺衛汝貴，不足以儆“淮軍”；殺方伯謙，不足以儆“水師”。二人死後，中國“淮軍”不振，北洋“水師”覆滅，印證了“殺一儆百”這一招對於通體腐敗的趨勢毫無效應。
同樣被處死，二人身後影響不一。
衛汝貴十分寂寥，幾乎無人提及。他的同胞兄弟衛汝成，官至總兵，在遼東保衛戰中效法乃兄，以逃為上。降旨逮治，聞訊潛逃，不知所終，可謂難兄難弟。
方伯謙則不乏研究者、翻案者。所以，這兒有必要補說幾句方伯謙事件的原委。
方伯謙（1852—1894），字展堂，一說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學堂畢業，1877年作為首屆畢業生赴英國格林尼茨皇家海軍學院留學，三年學成回國，曾任“威遠”號練習艦管帶。中法戰爭起，奉命帶艦戍守旅順，親自督修威遠炮台，因造價低廉，頗獲好評。1889年，升署北洋海軍中軍左營副將，委帶“濟遠”號巡洋艦。1892年，實授海軍副將（從二品）。甲午戰氛初起，方伯謙受命率“濟遠”號由威海港起錨，為發於大沽口、駛向朝鮮牙山的兵輪護航。上節文字已經披露，方伯謙的“護航”其實是你航你的，我航我的，“航”而不“護”。幸慶的是，“愛仁”號、“飛鯨”號未曾遭遇日艦，平安抵達牙山外海。方伯謙的“濟遠”號與“廣乙”號，各派隨帶汽船，幫助二輪完成了士兵、馬匹和軍需品的轉載登陸，二輪於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上午與下午，分別駛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