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一個人生的圓弧，劉永福從“造反者”、“流亡者”演變為頂戴花翎的“忠君者”、“愛國者”，可謂功德圓滿。
加官晉爵後的劉永福在當年九月的宣光爭奪戰中，奪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斬法兵數十級。法人退守宣光城，劉永福乘勢收復了宣光、興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縣。這些州、縣，法人奪而復棄，故得來容易。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春天的諒山大捷，戰爭主角已經換成了馮子材、揚玉科、蘇元春、王德榜諸人，劉永福隻能退居偏師地位。
劉永福以一個“流亡者”的尷尬身份，統禦烏合，迎戰法人，能夠取得連斬敵將的勝利，確屬不易。
但“勝利”與“勝利者”皆不宜誇大。誇大的歷史，就不再是原初的歷史。
考察國人誇大劉永福戰功的過程，由來也早。可以說，這是一種“同步誇大”。李鴻章比較清醒，他沒有美化劉永福，也沒有醜化劉永福，即便在劉永福部潰敗山西後，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劉永福以新集之軍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殺傷相當，棄城走險，疆場勝負，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國人雖連連敗於劉永福，卻沒有迷信劉永福的戰鬥力，更沒有畏懼他的存在。“懸萬金購劉永福”，那是法國人的戰場宣傳，意在離間越人與劉永福的關係。這種宣傳動作被清國朝野都誤讀了，他們一是認為法國人怕劉永福，故將劉永福當成一張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認為法國人恨劉永福，估計必在談判中索要劉永福，作“戰犯”處置。張佩綸在左副都禦史任上尚未出京時，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劉永福時，請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對其加意保護。 接奏，朝廷諭李鴻章先事籌計。
其實，李鴻章居高望遠，倒是對劉永福與其黑旗軍有一個較為客觀的看法。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在天津與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談判後，擬訂中法間五款和約，並專折上奏。就在這道專折中，他談到對劉永福一軍的評價曰：
至劉永福一軍，從前乘法兵單寡之時，屢殪法將，法人恨之切齒，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與該外部商論，由中國設法解散約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傷亡甚多，已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寧，亦不戰而潰。其禦大敵，何怯也？華人專采虛聲，僉欲倚以製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為役。此次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論，將來該國另派使巨若議及此，當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劉永福軍情道：
聞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為仇，實為邊境後患。擬請旨密飭雲南、廣西督撫巨嚴明約束，酌加減汰，豫籌安置妥策，俾無生事滋擾，則保全者多矣。
光緒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對劉永福抗法懷抱幻想，故賞他為“記名提督”。此前此後，劉團在中越邊境線上基本無所建樹：退駐保勝，規復北圻，宣光兵潰，退駐思欽……銳氣蕩然，雄風不再。
考劉永福在中國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緣由，蓋因積弱久敗，實在需要一個英雄人物來為老大帝國粉飾無奈、為子民萬姓點燃希望而已。有劉永福出，在邊境之外，麵對列強入寇，居然也敢拚敢打，屢有斬獲。這真是不加培養而冒出的“典型”！於是將小勝宣播為大勝，將意外之勝鼓盪為必然之勝，劉永福便成為印證大清國民魂可聚、軍魂可恃的雄辯存在。
劉永福被利用，於他自己並無害處。加官晉爵，封妻蔭子，戎馬倥傯，終也能頤養天年（劉永福活到81歲）。這是他的福分。“宣傳”的效用，僅僅是精神安慰，劉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戰績外，他真的無法挽救大清國的危亡。清醒的後人無意苛求劉永福，也並不貶低他個人的英雄主義。
在抗法前線的劉永福曾向脅從法人的越南人發一“告示”（即《解散脅從法人示》），·輦·輳·訛 勸其改過自新，反戈一擊。這“告示”對法國人的兵力做過如下表述：“法人數敗之餘，屢次調兵，號稱數千，其實不過數百。”這一估算，可能有意貶低對手之力，但相去不會太遠。
另據《梵天廬叢錄》分析：“考劉永福保勝之挫法將，實恃地險，又其時法將探路，隨兵無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劉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輦·輴·訛
“宣傳”無朝不有，無法杜絕。常規的思維是，既不能廢“宣傳”於必須，又不能崇“宣傳”而廢史；尤其在舊“宣傳”降溫後，我們要能恢復歷史的清醒。
三、從劉銘傳到馮子材的“戰術”勝利
在一年又五個月（1883、12—1885、4）的中法戰爭中，中國軍隊可圈可點的勝利是由劉銘傳（在台灣）、劉秉璋（在浙江）、馮子材（在中越邊界）等人創造的。看看戰爭形勢圖，從東海到南海，正好像一麵新月形盾牌，擋住了入侵者的矛頭。
如果從“戰略”、“戰術”的關係上推求，除張佩綸防守的馬尾這一個“點”上戰術謬誤而造成漏洞外，中國東南半壁江山的千裏海防、陸防基本維持穩定。這一“戰略”穩定局麵是由若幹個“戰術”點的穩定支撐起來的。所以，重溫中法戰爭史，不能不喚起人們對“戰術”問題的關注。
加官晉爵後的劉永福在當年九月的宣光爭奪戰中，奪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斬法兵數十級。法人退守宣光城，劉永福乘勢收復了宣光、興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縣。這些州、縣，法人奪而復棄，故得來容易。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春天的諒山大捷，戰爭主角已經換成了馮子材、揚玉科、蘇元春、王德榜諸人，劉永福隻能退居偏師地位。
劉永福以一個“流亡者”的尷尬身份，統禦烏合，迎戰法人，能夠取得連斬敵將的勝利，確屬不易。
但“勝利”與“勝利者”皆不宜誇大。誇大的歷史，就不再是原初的歷史。
考察國人誇大劉永福戰功的過程，由來也早。可以說，這是一種“同步誇大”。李鴻章比較清醒，他沒有美化劉永福，也沒有醜化劉永福，即便在劉永福部潰敗山西後，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劉永福以新集之軍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殺傷相當，棄城走險，疆場勝負，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國人雖連連敗於劉永福，卻沒有迷信劉永福的戰鬥力，更沒有畏懼他的存在。“懸萬金購劉永福”，那是法國人的戰場宣傳，意在離間越人與劉永福的關係。這種宣傳動作被清國朝野都誤讀了，他們一是認為法國人怕劉永福，故將劉永福當成一張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認為法國人恨劉永福，估計必在談判中索要劉永福，作“戰犯”處置。張佩綸在左副都禦史任上尚未出京時，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劉永福時，請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對其加意保護。 接奏，朝廷諭李鴻章先事籌計。
其實，李鴻章居高望遠，倒是對劉永福與其黑旗軍有一個較為客觀的看法。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在天津與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談判後，擬訂中法間五款和約，並專折上奏。就在這道專折中，他談到對劉永福一軍的評價曰：
至劉永福一軍，從前乘法兵單寡之時，屢殪法將，法人恨之切齒，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與該外部商論，由中國設法解散約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傷亡甚多，已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寧，亦不戰而潰。其禦大敵，何怯也？華人專采虛聲，僉欲倚以製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為役。此次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論，將來該國另派使巨若議及此，當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劉永福軍情道：
聞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為仇，實為邊境後患。擬請旨密飭雲南、廣西督撫巨嚴明約束，酌加減汰，豫籌安置妥策，俾無生事滋擾，則保全者多矣。
光緒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對劉永福抗法懷抱幻想，故賞他為“記名提督”。此前此後，劉團在中越邊境線上基本無所建樹：退駐保勝，規復北圻，宣光兵潰，退駐思欽……銳氣蕩然，雄風不再。
考劉永福在中國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緣由，蓋因積弱久敗，實在需要一個英雄人物來為老大帝國粉飾無奈、為子民萬姓點燃希望而已。有劉永福出，在邊境之外，麵對列強入寇，居然也敢拚敢打，屢有斬獲。這真是不加培養而冒出的“典型”！於是將小勝宣播為大勝，將意外之勝鼓盪為必然之勝，劉永福便成為印證大清國民魂可聚、軍魂可恃的雄辯存在。
劉永福被利用，於他自己並無害處。加官晉爵，封妻蔭子，戎馬倥傯，終也能頤養天年（劉永福活到81歲）。這是他的福分。“宣傳”的效用，僅僅是精神安慰，劉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戰績外，他真的無法挽救大清國的危亡。清醒的後人無意苛求劉永福，也並不貶低他個人的英雄主義。
在抗法前線的劉永福曾向脅從法人的越南人發一“告示”（即《解散脅從法人示》），·輦·輳·訛 勸其改過自新，反戈一擊。這“告示”對法國人的兵力做過如下表述：“法人數敗之餘，屢次調兵，號稱數千，其實不過數百。”這一估算，可能有意貶低對手之力，但相去不會太遠。
另據《梵天廬叢錄》分析：“考劉永福保勝之挫法將，實恃地險，又其時法將探路，隨兵無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劉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輦·輴·訛
“宣傳”無朝不有，無法杜絕。常規的思維是，既不能廢“宣傳”於必須，又不能崇“宣傳”而廢史；尤其在舊“宣傳”降溫後，我們要能恢復歷史的清醒。
三、從劉銘傳到馮子材的“戰術”勝利
在一年又五個月（1883、12—1885、4）的中法戰爭中，中國軍隊可圈可點的勝利是由劉銘傳（在台灣）、劉秉璋（在浙江）、馮子材（在中越邊界）等人創造的。看看戰爭形勢圖，從東海到南海，正好像一麵新月形盾牌，擋住了入侵者的矛頭。
如果從“戰略”、“戰術”的關係上推求，除張佩綸防守的馬尾這一個“點”上戰術謬誤而造成漏洞外，中國東南半壁江山的千裏海防、陸防基本維持穩定。這一“戰略”穩定局麵是由若幹個“戰術”點的穩定支撐起來的。所以，重溫中法戰爭史，不能不喚起人們對“戰術”問題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