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武”號巡洋艦，250馬力，排水量1393噸，員額200人，裝備十一尊惠物沃斯炮（150磅一尊，70磅兩尊，安於斯可茲鐵架上；另八尊為70磅齊射弦炮），另外船頭還裝有兩尊黃銅製造、且有來複線的荷威澤24磅炮。這艘軍艦被外國海軍將領稱為“同一等級威力非常強大的船艦”。
假設這一艘巡洋艦先發製人，孤拔的旗艦“窩爾達”大抵逃不脫或沉沒、或重傷的結局。但是，“揚武”不武，法軍46號魚雷艇的第一發魚雷就擊中了它。在擱淺的狀態下，“揚武”號的尾炮依然重傷46號魚雷艇。後來，是大火烽起，戰艦沉沒，沉沒之前，“揚武”號向敵人發出最後一發炮彈，並升起龍旗……
中國海軍不是不能戰，是“聖旨”與“軍令”束縛了他們的手腳。
關於馬尾海戰的損失，張佩綸在奏報中有意作了壓低：“七兵輪、兩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燼。”其實，是全軍覆沒。張氏所奏“少受傷損”的“伏波”、“藝新”二艦，也先後沉於江底。對法方的損失，他又作了誇大：“焚一輪，壞一輪，沉一魚雷。”戰鬥結束，法人僅沉一魚雷艇！至於張佩綸託言“傳聞異詞”而宣揚的“孤拔受傷已死”、“鳥波管駕已死”、“法焚溺三百人”，那更是虛捏烏有，顛倒功罪的自飾之言。何謂文過飾非？張佩綸即為一例。惟一表示良知尚存的，是張佩綸沒有埋沒將士們的忠勇：“各船軍士，用命致死，猶能鏖戰兩時，死者灰燼，存者焦傷。”當然，這一慘烈的結局也還是張佩綸一手造成的。
馬尾之戰的經濟損失或可估出（如150馬力的“伏波”艦造價163000兩白銀，80馬力的“福星”艦造價106000兩白銀，250馬力的“揚武”艦造價為254000兩白銀，馬尾船廠的造價及歷史累計投入更是高達千萬兩白銀），但它對中國人自力更生辦海軍的負麵影響、對中國近代“洋務運動”的破壞，則又不是數字能夠表現的。
馬尾之戰留下的另一假定性懸念是，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下，“不抵抗主義”導致全軍覆沒，倘實行“抵抗主義”，勝算又有幾何？
有一個終極性的結論是肯定的：決不至於“全軍覆沒”！回到光緒十年的歷史時空，法國侵華軍決然不是不可戰勝的。在馬尾，中國除艦小炮弱之外，主要的“缺項”是一位愛國的、盡職的、有勇有謀的“前敵統帥”。張佩綸乃誇口書生，何足道哉！
追溯到戰場之外的政治博弈，問題的癥結在於以層層效忠（即欺騙）為安定係數的專製權力，其運作程序恰恰是粉碎英傑、吸納奴才的。黃粱偃武，殘喘苟安，一旦有事，徵召無人，在每一次軍事失利後，都掩藏著一種政治絕症。西太後的臨危授命，錯點欽差，也真的暴露了朝中無人或肉食者鄙的嚴酷頹勢。
張佩綸流放黑龍江，五年後刑滿釋放。因禍得福，被李鴻章選為東床快婿，且招為幕僚。張氏心裏，有一份蒼涼，也有一份委屈。以他的文才、詩才、議政才、監察才，周流於江湖廟堂，都是一把好手。可惜巧才拙用，誤了清名。考究起來，他的性格殘缺——得勢膨脹，掌權混帳，則是他馬尾覆舟的內因。
李鴻章在張佩綸處於人生低穀時，納親敬賢，表示了公開的肯定。考其前因，亦與馬尾海戰有關。海戰前，即光緒十年四月，張、李之間曾有電稿往返，主要是張氏申請兵營月餉、軍火費用及行館經費，李氏公事公答。閏五月二十四日，張氏電告法軍已有一輪闖港受損，以此為端，估計將有紛然雜至，據險索賠的可能。電文中，張氏希望李氏在天津與法人相約，禁止其船入口。李氏當日回電判斷形勢發展曰：“孤（拔）素勇敢，似我已允撤兵，彼當不劇動手。能否派員以此義喻之聞？” 語義雖緩，但和平解決中法矛盾的意向則十分明白。這不能不影響張佩綸的前線決策。
閏五月二十七日，即在法國人最後通牒期限將到的前一天，李鴻章電告張佩綸道：“二十八日三點鍾限期已滿，法船必大進。領事言：如不肯以船廠作押，我若攔阻，彼必開炮，則決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開炮，或尚可講解。望相機辦理，切勿操急。公屯馬尾非計，北船已收入旅順，斷難在海外敵鐵艦隊。”
李氏的這通電報，等於借“領事”的口，下達了“不阻”法艦入港的命令。“公屯馬尾非計”，超出個人關心，似已預見了馬尾必有一戰、必有一敗、必有一險。
張佩綸雖身近士卒，駐節馬尾，但麵對失勢被動之局——一不能封鎖閩江口，二不能先發製敵，也隻有空言“備戰”，實等“挨打”了。六月中旬，張氏在估計了抵抗無勝算的前景後，曾有放棄船廠，任敵暫據的撤退打算。這辦法本來得了李氏允諾，不知為何竟未實行。
在被動的相持中拖了一個多月，張佩綸也冒出了想阻河擊敵的念頭。聞訊，李鴻章於六月二十九日急電張佩綸道：“阻河動手，害及各國，切勿孟浪，須防彼先發、不發或漸移向他處。仆不以決戰為是。”
“不以決戰為是”，為李鴻章最後表態。張佩綸遂於“禍在眉睫”時放棄了一切努力。待法人進攻的炮聲響起，既炸毀了馬尾港內的中國船艦及馬尾船廠，又炸飛了李鴻章的和談夢。張佩綸的罪責裏，早已埋下了李鴻章的誘因。
假設這一艘巡洋艦先發製人，孤拔的旗艦“窩爾達”大抵逃不脫或沉沒、或重傷的結局。但是，“揚武”不武，法軍46號魚雷艇的第一發魚雷就擊中了它。在擱淺的狀態下，“揚武”號的尾炮依然重傷46號魚雷艇。後來，是大火烽起，戰艦沉沒，沉沒之前，“揚武”號向敵人發出最後一發炮彈，並升起龍旗……
中國海軍不是不能戰，是“聖旨”與“軍令”束縛了他們的手腳。
關於馬尾海戰的損失，張佩綸在奏報中有意作了壓低：“七兵輪、兩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燼。”其實，是全軍覆沒。張氏所奏“少受傷損”的“伏波”、“藝新”二艦，也先後沉於江底。對法方的損失，他又作了誇大：“焚一輪，壞一輪，沉一魚雷。”戰鬥結束，法人僅沉一魚雷艇！至於張佩綸託言“傳聞異詞”而宣揚的“孤拔受傷已死”、“鳥波管駕已死”、“法焚溺三百人”，那更是虛捏烏有，顛倒功罪的自飾之言。何謂文過飾非？張佩綸即為一例。惟一表示良知尚存的，是張佩綸沒有埋沒將士們的忠勇：“各船軍士，用命致死，猶能鏖戰兩時，死者灰燼，存者焦傷。”當然，這一慘烈的結局也還是張佩綸一手造成的。
馬尾之戰的經濟損失或可估出（如150馬力的“伏波”艦造價163000兩白銀，80馬力的“福星”艦造價106000兩白銀，250馬力的“揚武”艦造價為254000兩白銀，馬尾船廠的造價及歷史累計投入更是高達千萬兩白銀），但它對中國人自力更生辦海軍的負麵影響、對中國近代“洋務運動”的破壞，則又不是數字能夠表現的。
馬尾之戰留下的另一假定性懸念是，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下，“不抵抗主義”導致全軍覆沒，倘實行“抵抗主義”，勝算又有幾何？
有一個終極性的結論是肯定的：決不至於“全軍覆沒”！回到光緒十年的歷史時空，法國侵華軍決然不是不可戰勝的。在馬尾，中國除艦小炮弱之外，主要的“缺項”是一位愛國的、盡職的、有勇有謀的“前敵統帥”。張佩綸乃誇口書生，何足道哉！
追溯到戰場之外的政治博弈，問題的癥結在於以層層效忠（即欺騙）為安定係數的專製權力，其運作程序恰恰是粉碎英傑、吸納奴才的。黃粱偃武，殘喘苟安，一旦有事，徵召無人，在每一次軍事失利後，都掩藏著一種政治絕症。西太後的臨危授命，錯點欽差，也真的暴露了朝中無人或肉食者鄙的嚴酷頹勢。
張佩綸流放黑龍江，五年後刑滿釋放。因禍得福，被李鴻章選為東床快婿，且招為幕僚。張氏心裏，有一份蒼涼，也有一份委屈。以他的文才、詩才、議政才、監察才，周流於江湖廟堂，都是一把好手。可惜巧才拙用，誤了清名。考究起來，他的性格殘缺——得勢膨脹，掌權混帳，則是他馬尾覆舟的內因。
李鴻章在張佩綸處於人生低穀時，納親敬賢，表示了公開的肯定。考其前因，亦與馬尾海戰有關。海戰前，即光緒十年四月，張、李之間曾有電稿往返，主要是張氏申請兵營月餉、軍火費用及行館經費，李氏公事公答。閏五月二十四日，張氏電告法軍已有一輪闖港受損，以此為端，估計將有紛然雜至，據險索賠的可能。電文中，張氏希望李氏在天津與法人相約，禁止其船入口。李氏當日回電判斷形勢發展曰：“孤（拔）素勇敢，似我已允撤兵，彼當不劇動手。能否派員以此義喻之聞？” 語義雖緩，但和平解決中法矛盾的意向則十分明白。這不能不影響張佩綸的前線決策。
閏五月二十七日，即在法國人最後通牒期限將到的前一天，李鴻章電告張佩綸道：“二十八日三點鍾限期已滿，法船必大進。領事言：如不肯以船廠作押，我若攔阻，彼必開炮，則決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開炮，或尚可講解。望相機辦理，切勿操急。公屯馬尾非計，北船已收入旅順，斷難在海外敵鐵艦隊。”
李氏的這通電報，等於借“領事”的口，下達了“不阻”法艦入港的命令。“公屯馬尾非計”，超出個人關心，似已預見了馬尾必有一戰、必有一敗、必有一險。
張佩綸雖身近士卒，駐節馬尾，但麵對失勢被動之局——一不能封鎖閩江口，二不能先發製敵，也隻有空言“備戰”，實等“挨打”了。六月中旬，張氏在估計了抵抗無勝算的前景後，曾有放棄船廠，任敵暫據的撤退打算。這辦法本來得了李氏允諾，不知為何竟未實行。
在被動的相持中拖了一個多月，張佩綸也冒出了想阻河擊敵的念頭。聞訊，李鴻章於六月二十九日急電張佩綸道：“阻河動手，害及各國，切勿孟浪，須防彼先發、不發或漸移向他處。仆不以決戰為是。”
“不以決戰為是”，為李鴻章最後表態。張佩綸遂於“禍在眉睫”時放棄了一切努力。待法人進攻的炮聲響起，既炸毀了馬尾港內的中國船艦及馬尾船廠，又炸飛了李鴻章的和談夢。張佩綸的罪責裏，早已埋下了李鴻章的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