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佩綸與“不抵抗主義”
“中法戰爭”中的“馬尾之戰”乃中方大敗局。眾口一詞，鹹曰張佩綸為戰敗責任人，故張氏已負百年之譴。
也有為張佩綸辯護者，如王闓運、林紓輩。他們認為在馬尾之役中，張佩綸“見敵不走，氣象偉異”，實在是個難得的人才。戰敗奪職謫戍，可謂冤枉。1由於戰爭勝負易判，而戰爭當事人功過難判，所以即便在中法甲申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剛結束的時候，清朝士大夫已經慨嘆“真是非”難明了。
其實，就“大是非”而論，張佩綸在馬尾之戰中的錯誤或罪責還是易於說清的。
張佩綸（1848-1903）字幼樵，又字繩庵、繩叔、繩齋，號蕢齋，直隸豐潤人，故清人筆記中多稱其為“張豐潤”。他出生在官宦之家，父親曾做過安徽按察使，太平天國之亂中卒於職。佩綸同治九年（1870）中舉，次年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元年（1875）以大考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其時，外侮亟累，國步維艱，佩綸屢上疏，言經國大政。如請敕新疆、東三省、台灣嚴於戒備，以杜日、俄之窺伺，如請建南北海防、設水師四鎮以防法人圖我等，皆不乏憂國之憂、洞事之明。而對於庸官俗吏，佩綸亦敢指斥糾彈，不避權要。故在以李鴻藻為精神領袖的“清流”一派中，張佩綸可謂佼佼者。或許因為他彈劾貪佞，淘汰衰庸，多合輿情，所以與陳寶琛、寶廷、鄧承修，也有說與陳寶琛、張之洞、黃體芳等的，被時人譽為“翰林四諫”。2
光緒八年（1882），張佩綸被擢為左副都禦史（正三品）晉侍講學士。光緒九年（1883），在總理各國衙門行走。十年（1884），中法間戰爭將起，“清流”諸君子為慈禧太後重用，分遣於抗敵前線，陳寶琛以侍講學士為南洋會辦，吳大澂以通政使為北洋會辦，張佩綸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這“會辦”，即軍事欽差大臣。
文人統軍，談何容易？老佛爺的“信任”，大有“試活”之意。空言易托，實事難為，爾等既然嚴以論政，苛以責人，娭家這次倒要看看爾等的本領！張佩綸等人得了美差，放炮出京，並未預料到極度的風光之後，往往會有極度的失落。三位“會辦”，惟吳大澂無恙。陳寶琛因薦人不當，後降五級使用；張佩綸則因馬尾戰敗而褫職充軍。事後，謔者撰聯曰：“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菸，廣東開賭；三洋會辦，請先看侯官降級，豐潤充軍。”3蓋上聯嘲張之洞，下聯嘲陳寶琛、張佩綸。惟陳氏非“侯官”人，乃“閩縣”人也。此為閑話，無庸細述。
張佩綸等人在光緒十年四月十四日（5月8日）領“會辦”之職。在京準備四十多天後，張佩綸、吳大澂、張之洞三人即聯袂出京，行至天津，拜會李鴻章。應李氏邀，視察北洋海軍的海上打靶。閏五月初一（6月23日），李氏率艦隊護送三“會辦”至海防要塞旅順口，巡察炮台與船塢。翌日，乘艦轉赴煙臺，檢閱北洋六“鎮”艦艇；又於威海觀看魚雷施放。閏五月初四（6月26日），張佩綸與張之洞登上福建方麵前來迎接的“揚威”號軍艦，出威海南下上海。送別了張之洞，張佩綸於閏五月十一日（7月3日）抵達福建閩江口，並於當日，逆閩江八十公裏水路直至馬尾港。次日，進福州省城拜會福州將軍穆圖善、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共商閩省防務。畏於“會辦”的欽差使命，福建的這幾位軍政大員均異口同聲推張佩綸主持閩省防務大局。
這不是圈套，勝似圈套。張佩綸年輕氣盛，不知深淺，竟欣然當起了龍頭老大。合議分工，穆圖善駐閩江口，何、張二督巡駐省城，張佩綸與船政大臣何如璋駐馬尾港及船廠。如果從“分工”這一天（閏五月十二日、即7月4日）算起，至七月初三（8月23日）船廠被毀、艦隊被滅為止，張佩綸堅守海防第一線的時間一共51天。在這51天裏，張佩綸都幹了些什麽呢？
盡管妙筆生花，巧於言辯，張佩綸在他馬尾戰敗自我表白的“奏報”中仍然列舉不出具體有效的戰略謀劃與戰術安排。
當然，朝廷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帝、後到軍機大臣們，都還在迷信中法和談，迷信美國調停，而且有正式軍令誡勿生釁：“倘有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我亦靜以待之。”4 但這種命令的前提是對方“按兵不動”，敵人既已強兵壓境，“動”到了閩江內港，“動”到了中方的海軍禁地，若再坐以待斃，那不是天字第一號大傻瓜嗎？
戰爭爆發前，張佩綸滿肚子委屈，“請先發，不可。請互援，不可。機會屢失，朝令暮改”，致使他生出了“吾不憂敵而憂政”的慨嘆。5 但他忘了，這夥敵人，是他放入閩江口的，困局也是他設的。敵在咫尺，不思鉗製，總想讓千裏萬裏之外的朝廷下發一條錦囊妙計，豈不大蠢大愚！作為前敵總指揮，張佩綸應該有服務於國家安全的大目標，及化解邊疆危機的能力，否則捲鋪蓋回家可也！遺憾的是張佩綸忘了他是“會辦”，他是“欽差大臣”，他是可以而且應該代表朝廷行使具體軍權的人，哪兒還有理由臨事不決，諉過他人？
“中法戰爭”中的“馬尾之戰”乃中方大敗局。眾口一詞，鹹曰張佩綸為戰敗責任人，故張氏已負百年之譴。
也有為張佩綸辯護者，如王闓運、林紓輩。他們認為在馬尾之役中，張佩綸“見敵不走，氣象偉異”，實在是個難得的人才。戰敗奪職謫戍，可謂冤枉。1由於戰爭勝負易判，而戰爭當事人功過難判，所以即便在中法甲申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剛結束的時候，清朝士大夫已經慨嘆“真是非”難明了。
其實，就“大是非”而論，張佩綸在馬尾之戰中的錯誤或罪責還是易於說清的。
張佩綸（1848-1903）字幼樵，又字繩庵、繩叔、繩齋，號蕢齋，直隸豐潤人，故清人筆記中多稱其為“張豐潤”。他出生在官宦之家，父親曾做過安徽按察使，太平天國之亂中卒於職。佩綸同治九年（1870）中舉，次年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元年（1875）以大考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其時，外侮亟累，國步維艱，佩綸屢上疏，言經國大政。如請敕新疆、東三省、台灣嚴於戒備，以杜日、俄之窺伺，如請建南北海防、設水師四鎮以防法人圖我等，皆不乏憂國之憂、洞事之明。而對於庸官俗吏，佩綸亦敢指斥糾彈，不避權要。故在以李鴻藻為精神領袖的“清流”一派中，張佩綸可謂佼佼者。或許因為他彈劾貪佞，淘汰衰庸，多合輿情，所以與陳寶琛、寶廷、鄧承修，也有說與陳寶琛、張之洞、黃體芳等的，被時人譽為“翰林四諫”。2
光緒八年（1882），張佩綸被擢為左副都禦史（正三品）晉侍講學士。光緒九年（1883），在總理各國衙門行走。十年（1884），中法間戰爭將起，“清流”諸君子為慈禧太後重用，分遣於抗敵前線，陳寶琛以侍講學士為南洋會辦，吳大澂以通政使為北洋會辦，張佩綸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這“會辦”，即軍事欽差大臣。
文人統軍，談何容易？老佛爺的“信任”，大有“試活”之意。空言易托，實事難為，爾等既然嚴以論政，苛以責人，娭家這次倒要看看爾等的本領！張佩綸等人得了美差，放炮出京，並未預料到極度的風光之後，往往會有極度的失落。三位“會辦”，惟吳大澂無恙。陳寶琛因薦人不當，後降五級使用；張佩綸則因馬尾戰敗而褫職充軍。事後，謔者撰聯曰：“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菸，廣東開賭；三洋會辦，請先看侯官降級，豐潤充軍。”3蓋上聯嘲張之洞，下聯嘲陳寶琛、張佩綸。惟陳氏非“侯官”人，乃“閩縣”人也。此為閑話，無庸細述。
張佩綸等人在光緒十年四月十四日（5月8日）領“會辦”之職。在京準備四十多天後，張佩綸、吳大澂、張之洞三人即聯袂出京，行至天津，拜會李鴻章。應李氏邀，視察北洋海軍的海上打靶。閏五月初一（6月23日），李氏率艦隊護送三“會辦”至海防要塞旅順口，巡察炮台與船塢。翌日，乘艦轉赴煙臺，檢閱北洋六“鎮”艦艇；又於威海觀看魚雷施放。閏五月初四（6月26日），張佩綸與張之洞登上福建方麵前來迎接的“揚威”號軍艦，出威海南下上海。送別了張之洞，張佩綸於閏五月十一日（7月3日）抵達福建閩江口，並於當日，逆閩江八十公裏水路直至馬尾港。次日，進福州省城拜會福州將軍穆圖善、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共商閩省防務。畏於“會辦”的欽差使命，福建的這幾位軍政大員均異口同聲推張佩綸主持閩省防務大局。
這不是圈套，勝似圈套。張佩綸年輕氣盛，不知深淺，竟欣然當起了龍頭老大。合議分工，穆圖善駐閩江口，何、張二督巡駐省城，張佩綸與船政大臣何如璋駐馬尾港及船廠。如果從“分工”這一天（閏五月十二日、即7月4日）算起，至七月初三（8月23日）船廠被毀、艦隊被滅為止，張佩綸堅守海防第一線的時間一共51天。在這51天裏，張佩綸都幹了些什麽呢？
盡管妙筆生花，巧於言辯，張佩綸在他馬尾戰敗自我表白的“奏報”中仍然列舉不出具體有效的戰略謀劃與戰術安排。
當然，朝廷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帝、後到軍機大臣們，都還在迷信中法和談，迷信美國調停，而且有正式軍令誡勿生釁：“倘有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我亦靜以待之。”4 但這種命令的前提是對方“按兵不動”，敵人既已強兵壓境，“動”到了閩江內港，“動”到了中方的海軍禁地，若再坐以待斃，那不是天字第一號大傻瓜嗎？
戰爭爆發前，張佩綸滿肚子委屈，“請先發，不可。請互援，不可。機會屢失，朝令暮改”，致使他生出了“吾不憂敵而憂政”的慨嘆。5 但他忘了，這夥敵人，是他放入閩江口的，困局也是他設的。敵在咫尺，不思鉗製，總想讓千裏萬裏之外的朝廷下發一條錦囊妙計，豈不大蠢大愚！作為前敵總指揮，張佩綸應該有服務於國家安全的大目標，及化解邊疆危機的能力，否則捲鋪蓋回家可也！遺憾的是張佩綸忘了他是“會辦”，他是“欽差大臣”，他是可以而且應該代表朝廷行使具體軍權的人，哪兒還有理由臨事不決，諉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