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受挫，並不是談判失敗。
載垣與穆蔭慌了，立即通知駐紮通州東南張家灣的僧格林沁，僧氏則立即作出快速反應，率部出動，在中途將英法使團攔住，且扣押巴夏禮以下39人，火速送北京拘押。
聞談判代表被拘，額爾金大怒，當日即率聯軍先頭部隊四千多人強攻張家灣。僧氏揮軍抵敵，不支，潰退，聯軍遂占通州。
八月七日（9月21日），英軍進逼北京最後一道防線八裏橋。僧格林沁部與勝保部合兵過萬，共同禦敵。勝保紅頂黃褂，騁而督戰，但敵不住聯軍的快槍火炮。勝保負傷，僧氏敗走，一千多蒙古騎兵血染沙場，聯軍則直薄北京城下。
戰爭已沒有懸念了，剩下的是放人，和談，簽約，燒園。惹禍的皇帝在八月八日（9月22日）逃離北京，奔向熱河；惹禍的載垣、穆蔭等人也都加入了護駕的隊列；同樣惹禍的僧格林沁則在奪了三眼花翎、褫領侍衛內大臣及都統的光彩頭銜後，戴罪統兵，防衛京師。和談，這枚最燙手的熱山芋傳到了恭親王奕訢手中。
圓明園燒了，《北京條約》簽了，在《天津條約》的基礎上，新的條約給英、法列強帶去更大的經濟利益。
你可以批判“帝國主義”貪得無厭，但首先你也要承認是“封建主義”不斷地引火燒身才加劇了中國的國家災難。哪一步棋都可以言“和”，但天朝上國不屑言和、不容言和、不會言和，終於讓列強贏得了所有的棋子，這才認輸。
僧格林沁的宿命或許就叫“利器自傷”。他是清王朝的股肱大臣，正是這位一字並肩王一誤再誤國家大事；他是常勝將軍，因勝而驕，故敗於洋兵而死於土寇。回到將軍與戰爭的本題，僧格林沁所有的豐功偉績都是以犧牲將校士卒的生命為基本前提的。據美國人斯特林·西雷格夫統計，從北塘登陸至八裏橋爭奪，英法聯軍與清軍凡五戰，死亡僅二十人。僧格林沁的部眾，至少死五千人！明明是一場屠殺，驅伍飲血，豈為仁者！
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法軍繞城而北，進入圓明園。次日，英軍亦闖入園區。皇帝沒抓到，卻意外進入他的寶庫。大搶十餘日後，英軍於九月五日（10月18日）在其專使額爾金授意下點起了第一把大火。火燒三日不熄，圓明園玉石皆焚。有人說是英法入侵者在向鹹豐皇帝發泄仇恨，有人說是搶劫者在掩飾罪證。圓明園為康熙帝始建（康熙四十八年，即1709年），中經雍正、幹隆、嘉慶、道光、鹹豐五帝增益，因而它的實際價值遠遠超過興修帑銀兩億兩。
園毀了，條約還要續簽。條件更苛，賠款更多，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本書的關注焦點，雖為“尚武精神”的消長，但在追索這一目標時，作者總是驚異於每每在“尚武精神”垮塌之前，“國家智慧”早已解體。這也提醒世人，中國的強國夢不但要以煥發百姓的雄傑之氣為前提，也應以培育治國者的上乘才智為根本——愚弱的首領，擔負不了大國崛起的重任。
［注釋］
1 吳相湘《明清宮廷實紀》。
2 《清史稿·葉名琛傳》。
38 《清史稿·徐廣縉傳》。
4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三聯版，第一冊p31。
5 總稅務司編《中外條約協定彙編》第一卷p160。
6·輦·輵·訛 《清史稿·耆英傳》。
7 《清朝野史大觀》之“粵人嚴禁洋人入城”條。
910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三聯版，第一冊p56、p36。
第四篇：不能承受之“勝”
不能承受之“勝”
兵凶戰危，勝負難料。既然麵對戰爭，便要有勝負兩手準備。雅話雅說，此之謂“勝不驕，敗不餒”；俗話俗說，即是“贏得起，輸得起”。
相反的心態是，隻準備勝，不預防敗；或隻言勝謀，不言敗狀；或幹脆連失敗也當成勝利加以吹噓。中國歷史上，並不乏這樣顛倒勝負的舊聞。由此引發的江湖慨嘆是：一個虛弱的民族或政權無力承受失敗，盡管失敗是它必然的宿命。
光緒十年（1884）、十一年（1885）爆發的“中法戰爭”，意外地披露出另一種精神現象：即不相信勝局，進而拒絕勝利，勝利者竟至以失敗者的姿態簽訂了屈辱的喪權條約。
怪事無奇不有，但這種怪法、奇法讓人匪夷所思。“敗”慣了，久“敗”成自然，這讓中國人“勝”不起。自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歷史就注錄了失敗的一頁，四十年屢戰屢敗，以致戰場之外，中國人完全消融了求勝的靈魂。
“中法戰爭”的硝煙早已散盡，可能連這次中外較量造成的東南亞政治格局，也久已在重新洗牌中陣勢大變，但是“歷史教訓”的老帳，一直未曾被認真理清。這就潛伏著一種重犯歷史錯誤的可能。
試問，還有比“不敗求敗”更愚蠢的嗎？
還有比“可勝不勝”更孱弱的嗎？
本篇意旨，並不固戀於鎮南關、諒山的勝利。作者的關注點，似乎仍然脫離不了一個民族、一代生民所潛具的自強自救、求勝致勝的人性元素是否還存在著。
載垣與穆蔭慌了，立即通知駐紮通州東南張家灣的僧格林沁，僧氏則立即作出快速反應，率部出動，在中途將英法使團攔住，且扣押巴夏禮以下39人，火速送北京拘押。
聞談判代表被拘，額爾金大怒，當日即率聯軍先頭部隊四千多人強攻張家灣。僧氏揮軍抵敵，不支，潰退，聯軍遂占通州。
八月七日（9月21日），英軍進逼北京最後一道防線八裏橋。僧格林沁部與勝保部合兵過萬，共同禦敵。勝保紅頂黃褂，騁而督戰，但敵不住聯軍的快槍火炮。勝保負傷，僧氏敗走，一千多蒙古騎兵血染沙場，聯軍則直薄北京城下。
戰爭已沒有懸念了，剩下的是放人，和談，簽約，燒園。惹禍的皇帝在八月八日（9月22日）逃離北京，奔向熱河；惹禍的載垣、穆蔭等人也都加入了護駕的隊列；同樣惹禍的僧格林沁則在奪了三眼花翎、褫領侍衛內大臣及都統的光彩頭銜後，戴罪統兵，防衛京師。和談，這枚最燙手的熱山芋傳到了恭親王奕訢手中。
圓明園燒了，《北京條約》簽了，在《天津條約》的基礎上，新的條約給英、法列強帶去更大的經濟利益。
你可以批判“帝國主義”貪得無厭，但首先你也要承認是“封建主義”不斷地引火燒身才加劇了中國的國家災難。哪一步棋都可以言“和”，但天朝上國不屑言和、不容言和、不會言和，終於讓列強贏得了所有的棋子，這才認輸。
僧格林沁的宿命或許就叫“利器自傷”。他是清王朝的股肱大臣，正是這位一字並肩王一誤再誤國家大事；他是常勝將軍，因勝而驕，故敗於洋兵而死於土寇。回到將軍與戰爭的本題，僧格林沁所有的豐功偉績都是以犧牲將校士卒的生命為基本前提的。據美國人斯特林·西雷格夫統計，從北塘登陸至八裏橋爭奪，英法聯軍與清軍凡五戰，死亡僅二十人。僧格林沁的部眾，至少死五千人！明明是一場屠殺，驅伍飲血，豈為仁者！
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法軍繞城而北，進入圓明園。次日，英軍亦闖入園區。皇帝沒抓到，卻意外進入他的寶庫。大搶十餘日後，英軍於九月五日（10月18日）在其專使額爾金授意下點起了第一把大火。火燒三日不熄，圓明園玉石皆焚。有人說是英法入侵者在向鹹豐皇帝發泄仇恨，有人說是搶劫者在掩飾罪證。圓明園為康熙帝始建（康熙四十八年，即1709年），中經雍正、幹隆、嘉慶、道光、鹹豐五帝增益，因而它的實際價值遠遠超過興修帑銀兩億兩。
園毀了，條約還要續簽。條件更苛，賠款更多，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本書的關注焦點，雖為“尚武精神”的消長，但在追索這一目標時，作者總是驚異於每每在“尚武精神”垮塌之前，“國家智慧”早已解體。這也提醒世人，中國的強國夢不但要以煥發百姓的雄傑之氣為前提，也應以培育治國者的上乘才智為根本——愚弱的首領，擔負不了大國崛起的重任。
［注釋］
1 吳相湘《明清宮廷實紀》。
2 《清史稿·葉名琛傳》。
38 《清史稿·徐廣縉傳》。
4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三聯版，第一冊p31。
5 總稅務司編《中外條約協定彙編》第一卷p160。
6·輦·輵·訛 《清史稿·耆英傳》。
7 《清朝野史大觀》之“粵人嚴禁洋人入城”條。
910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三聯版，第一冊p56、p36。
第四篇：不能承受之“勝”
不能承受之“勝”
兵凶戰危，勝負難料。既然麵對戰爭，便要有勝負兩手準備。雅話雅說，此之謂“勝不驕，敗不餒”；俗話俗說，即是“贏得起，輸得起”。
相反的心態是，隻準備勝，不預防敗；或隻言勝謀，不言敗狀；或幹脆連失敗也當成勝利加以吹噓。中國歷史上，並不乏這樣顛倒勝負的舊聞。由此引發的江湖慨嘆是：一個虛弱的民族或政權無力承受失敗，盡管失敗是它必然的宿命。
光緒十年（1884）、十一年（1885）爆發的“中法戰爭”，意外地披露出另一種精神現象：即不相信勝局，進而拒絕勝利，勝利者竟至以失敗者的姿態簽訂了屈辱的喪權條約。
怪事無奇不有，但這種怪法、奇法讓人匪夷所思。“敗”慣了，久“敗”成自然，這讓中國人“勝”不起。自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歷史就注錄了失敗的一頁，四十年屢戰屢敗，以致戰場之外，中國人完全消融了求勝的靈魂。
“中法戰爭”的硝煙早已散盡，可能連這次中外較量造成的東南亞政治格局，也久已在重新洗牌中陣勢大變，但是“歷史教訓”的老帳，一直未曾被認真理清。這就潛伏著一種重犯歷史錯誤的可能。
試問，還有比“不敗求敗”更愚蠢的嗎？
還有比“可勝不勝”更孱弱的嗎？
本篇意旨，並不固戀於鎮南關、諒山的勝利。作者的關注點，似乎仍然脫離不了一個民族、一代生民所潛具的自強自救、求勝致勝的人性元素是否還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