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頁紙後，我外祖父的名字--紮列茨基--映入眼簾。我吃了一驚，因為這表明，就連蘇聯內務部也知道他。審訊者問瑪亞是否認識他。
答：認識，我和紮列茨基很熟。他是我姐夫。他是個商人--一個販牛的商人。我動身來蘇聯時，他住在哈爾濱，而且現在依然住在那裏。他的身份是蘇聯公民。
這些情況我都知道。然而，下一個問題卻是我始料不及的。
問：你知道他是法西斯黨黨員嗎？
第32節：淚灑高爾基市(11)
我外祖父是法西斯黨黨員？簡直不可思議！他是猶太人，在哈爾濱居住期間又持有蘇聯公民身份證。我聽說，20世紀30年代，俄羅斯法西斯分子的哈爾濱幫，既反對猶太人，又反對蘇聯。外祖父怎麽會和他們同流合汙呢？瑪亞回答說，她對紮列茨基是法西斯黨黨員的事一無所知。這些檔案中，還有什麽捏造的東西呢？
繼續翻下去，我看到一頁字跡稀疏的紙，其抬頭是"摘自1938年1月7日第273號判決書"：
核準：
高爾基地區內務部呈遞的指控材料符合1937年9月20日內務部第00593號命令。
判決：
瑪麗亞·格裏高利耶芙娜·奧尼庫爾
執行槍決。
1911年出生，海拉爾，中東鐵路。
簽字：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
最高安全人民委員 葉茲霍夫
蘇聯總檢察長 維辛斯基
右邊還有一張手寫的便條：槍決，1938年1月14日，高爾基市。上麵有一個字跡模糊的簽字。
我渾身冰冷，凝凍了一般。判決書嚴厲刻板、毫無人性。隻用3句話和一周的時間，便結束了瑪亞短暫的生命。
葉茲霍夫和維辛斯基這兩個名字我隻在書中讀過。在俄語裏，葉茲霍夫和"大恐怖"是同意詞。維辛斯基是20世紀30年代莫斯科做秀式公審中的陰險惡毒的公訴人。這些人和我們的瑪亞--一個從海拉爾來的26歲的牙科醫生有什麽關係呢？他們想過自己簽署的是什麽嗎？
淚水迷住了我的眼睛。我想大喊大叫，打破這可怕的沉默。可是，朝四周瞥了一眼，便恢復了理智。人們靜靜地坐著，一頁接一頁地翻閱檔案，毫無疑問，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自從走進這個房間，我一直沒有注意新來的"讀者"。前麵，坐著一位檔案保管員，她鼻樑上架著一副眼鏡，埋頭做自己的工作--就像是一個監考的女教師。這裏不是兒戲的地方。我低下頭，重新翻閱檔案，做筆記。
審訊記錄一頁接著一頁：問/答、問/答……我幾乎完全被它們淹沒。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些檔案這麽詳細，或者這麽直截了當。我也從來沒有真正想像過它們會是什麽樣子。我隻是主觀臆斷，那些記錄可能滿篇都是令人費解的"蘇式行話"。
我突然意識到任務的艱巨性。我在尼日尼隻有兩天的時間，麵前卻有5卷檔案，其中多數材料用俄文手寫，字跡常常難以辨認，又是蘇聯的官樣文章，以致我常常無法立刻明白其中的含義。怎樣才能看完呢？
第33節：淚灑高爾基市(12)
在研究俄羅斯檔案方麵，我當然是個生手，沒有從"戰略"上仔細考慮過如何做這件事情。允許拍照嗎？如果允許，得拍多少？
我仔細查看麵前的檔案。每卷上有一個名字和一個編號。瑪亞、基爾什、切斯娜和亞沙，每人一卷。第5卷是誰的呢？檔案上的名字寫著"伊薩克·瑙莫維奇·奧尼庫爾"。因為家族成員的姓名常常縈繞在腦海之中，所以我立刻認定，這是瑪亞和亞沙的堂弟。我想起姨姥姥羅尼婭在雪梨曾經談到過她的弟弟薩尼亞，在20世紀30年代，從海拉爾去了蘇聯，也是杳無音訊。薩尼亞是伊薩克的縮寫，因此檔案上這個人肯定是他!羅尼婭從來沒有對我提起過薩尼亞去過高爾基市，因此我從來沒有問過他的檔案，尼日尼安全局寄來的那份簡明扼要的報告中也沒提到過他。多麽意外的收穫！
正在這時，那位值班的檔案管理員向我走過來。"一切都順利嗎？"她問。
我應該感謝她額外提供給我的那捲檔案嗎？轉念一想，我改變了主意。她也許會把它拿走呢！"要讀的那麽多，時間又那麽少，"我嘆了一口氣，"可以複印這些檔案嗎？"
檔案保管員向我解釋了有關規定。全部複印是不可能的。也不允許複印除家庭成員以外的任何人的證明材料。她建議，如果我想複印，今天下午就把盡可能多的材料交給她。剩下的第二天下午交給她。她解釋說，檔案館隻有一台複印機，而且，為了使我毫無困難地把材料從俄羅斯帶走，不被其他執法部門刁難，還有許多文書工作要完成。
我盡可能多地抄錄檔案，越發看出在所謂的審訊中編造出來的案件是多麽的荒唐。這使我深感悲傷。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毀滅生命。但是手頭正在做的工作又要求我聚精會神。我注意到，檔案材料被重新整理和編號時，真正丟失的頁數不多。所有的名字無一缺失--我的親戚、審訊人、告發人。這和我在澳大利亞檔案館查閱過的檔案相比真有天壤之別。那些檔案常常整行整行被塗抹掉。下午晚些時候，我是檔案館中惟一的"來訪者"了。這時，館長走進來了解我的進展。他拿給我幾冊尼日尼政府出版的過去的秘密文件。這些材料揭露了大清洗時期高爾基市發生的一幕幕悲劇。他說，這也許有助於我把親戚們的遭遇和當時的時代背景聯繫起來。他還說，第一本《紀念冊》正在編排，上麵列著大清洗遇難者的名字。他問我是否有瑪亞或者她父親的照片，如果有，可以附在《紀念冊》中。我想，這是當地請願運動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也是對受害者的紀念，於是從提包裏找到瑪亞的幾張照片，愉快地交給他們去複印。
答：認識，我和紮列茨基很熟。他是我姐夫。他是個商人--一個販牛的商人。我動身來蘇聯時，他住在哈爾濱，而且現在依然住在那裏。他的身份是蘇聯公民。
這些情況我都知道。然而，下一個問題卻是我始料不及的。
問：你知道他是法西斯黨黨員嗎？
第32節：淚灑高爾基市(11)
我外祖父是法西斯黨黨員？簡直不可思議！他是猶太人，在哈爾濱居住期間又持有蘇聯公民身份證。我聽說，20世紀30年代，俄羅斯法西斯分子的哈爾濱幫，既反對猶太人，又反對蘇聯。外祖父怎麽會和他們同流合汙呢？瑪亞回答說，她對紮列茨基是法西斯黨黨員的事一無所知。這些檔案中，還有什麽捏造的東西呢？
繼續翻下去，我看到一頁字跡稀疏的紙，其抬頭是"摘自1938年1月7日第273號判決書"：
核準：
高爾基地區內務部呈遞的指控材料符合1937年9月20日內務部第00593號命令。
判決：
瑪麗亞·格裏高利耶芙娜·奧尼庫爾
執行槍決。
1911年出生，海拉爾，中東鐵路。
簽字：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
最高安全人民委員 葉茲霍夫
蘇聯總檢察長 維辛斯基
右邊還有一張手寫的便條：槍決，1938年1月14日，高爾基市。上麵有一個字跡模糊的簽字。
我渾身冰冷，凝凍了一般。判決書嚴厲刻板、毫無人性。隻用3句話和一周的時間，便結束了瑪亞短暫的生命。
葉茲霍夫和維辛斯基這兩個名字我隻在書中讀過。在俄語裏，葉茲霍夫和"大恐怖"是同意詞。維辛斯基是20世紀30年代莫斯科做秀式公審中的陰險惡毒的公訴人。這些人和我們的瑪亞--一個從海拉爾來的26歲的牙科醫生有什麽關係呢？他們想過自己簽署的是什麽嗎？
淚水迷住了我的眼睛。我想大喊大叫，打破這可怕的沉默。可是，朝四周瞥了一眼，便恢復了理智。人們靜靜地坐著，一頁接一頁地翻閱檔案，毫無疑問，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自從走進這個房間，我一直沒有注意新來的"讀者"。前麵，坐著一位檔案保管員，她鼻樑上架著一副眼鏡，埋頭做自己的工作--就像是一個監考的女教師。這裏不是兒戲的地方。我低下頭，重新翻閱檔案，做筆記。
審訊記錄一頁接著一頁：問/答、問/答……我幾乎完全被它們淹沒。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些檔案這麽詳細，或者這麽直截了當。我也從來沒有真正想像過它們會是什麽樣子。我隻是主觀臆斷，那些記錄可能滿篇都是令人費解的"蘇式行話"。
我突然意識到任務的艱巨性。我在尼日尼隻有兩天的時間，麵前卻有5卷檔案，其中多數材料用俄文手寫，字跡常常難以辨認，又是蘇聯的官樣文章，以致我常常無法立刻明白其中的含義。怎樣才能看完呢？
第33節：淚灑高爾基市(12)
在研究俄羅斯檔案方麵，我當然是個生手，沒有從"戰略"上仔細考慮過如何做這件事情。允許拍照嗎？如果允許，得拍多少？
我仔細查看麵前的檔案。每卷上有一個名字和一個編號。瑪亞、基爾什、切斯娜和亞沙，每人一卷。第5卷是誰的呢？檔案上的名字寫著"伊薩克·瑙莫維奇·奧尼庫爾"。因為家族成員的姓名常常縈繞在腦海之中，所以我立刻認定，這是瑪亞和亞沙的堂弟。我想起姨姥姥羅尼婭在雪梨曾經談到過她的弟弟薩尼亞，在20世紀30年代，從海拉爾去了蘇聯，也是杳無音訊。薩尼亞是伊薩克的縮寫，因此檔案上這個人肯定是他!羅尼婭從來沒有對我提起過薩尼亞去過高爾基市，因此我從來沒有問過他的檔案，尼日尼安全局寄來的那份簡明扼要的報告中也沒提到過他。多麽意外的收穫！
正在這時，那位值班的檔案管理員向我走過來。"一切都順利嗎？"她問。
我應該感謝她額外提供給我的那捲檔案嗎？轉念一想，我改變了主意。她也許會把它拿走呢！"要讀的那麽多，時間又那麽少，"我嘆了一口氣，"可以複印這些檔案嗎？"
檔案保管員向我解釋了有關規定。全部複印是不可能的。也不允許複印除家庭成員以外的任何人的證明材料。她建議，如果我想複印，今天下午就把盡可能多的材料交給她。剩下的第二天下午交給她。她解釋說，檔案館隻有一台複印機，而且，為了使我毫無困難地把材料從俄羅斯帶走，不被其他執法部門刁難，還有許多文書工作要完成。
我盡可能多地抄錄檔案，越發看出在所謂的審訊中編造出來的案件是多麽的荒唐。這使我深感悲傷。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毀滅生命。但是手頭正在做的工作又要求我聚精會神。我注意到，檔案材料被重新整理和編號時，真正丟失的頁數不多。所有的名字無一缺失--我的親戚、審訊人、告發人。這和我在澳大利亞檔案館查閱過的檔案相比真有天壤之別。那些檔案常常整行整行被塗抹掉。下午晚些時候，我是檔案館中惟一的"來訪者"了。這時，館長走進來了解我的進展。他拿給我幾冊尼日尼政府出版的過去的秘密文件。這些材料揭露了大清洗時期高爾基市發生的一幕幕悲劇。他說，這也許有助於我把親戚們的遭遇和當時的時代背景聯繫起來。他還說，第一本《紀念冊》正在編排，上麵列著大清洗遇難者的名字。他問我是否有瑪亞或者她父親的照片，如果有，可以附在《紀念冊》中。我想，這是當地請願運動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也是對受害者的紀念，於是從提包裏找到瑪亞的幾張照片，愉快地交給他們去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