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麗發現他與莊慕林或瓦纈潤談話時態度隨和，平易近人;與基層普通的技術人員和秘書人員也是同樣的態度，愛麗不止一次地聽到過他對那位秘書先生讚許地說：“那太好了。”
當然，德·黑爾對愛麗也會提出很多問題。起初，隻是純技術性或事務性的問題，很快就擴展到對於可以設想到的未來會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件製訂準備預案，更進一步就無拘無束海闊天空地想像、推測、思索。
那些日子，好像討論科研項目隻不過是一個藉口或託詞，以便找到機會，兩個人湊到一起消磨一段時光。
在華盛頓，一個爽朗的秋天午後，總統因為處理自由泰榮危機，不得不臨時推遲特殊突發任務小組的會議。
從新墨西哥經過一個晚上的夜航，愛麗和德·黑爾發現有幾個小時的時間沒有安排任何任務，決定去拜訪和瞻仰一下久已聞名的越南戰爭紀念碑。
這是林瓔(1959～)設計的，當時她在耶魯大學攻讀建築學，大學還沒有畢業。
麵對這樣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那場愚蠢戰爭的紀念碑，那種憂鬱悲哀莊嚴肅穆的氛圍，德·黑爾居然顯得似乎流露出與當時氣氛明顯不協調的興奮和愉快，這不能不引起愛麗再次思考他性格上是不是有什麽缺陷。
兩個聯邦勤務總署的便衣保安人員，身著統一定做的服裝，頭戴顏色鮮艷的監聽耳機，謹慎地尾隨在後麵。
草地上，一隻精巧的藍色毛毛蟲在一根細小的樹枝上爬。德·黑爾把樹枝拿在手裏，看著它靈巧輕快地向前爬，十四對腳一起動作，隨著一波一拱，身體上的虹彩閃動著。走到樹枝末端，停下來，抓緊樹枝，用它最後的五節肢體在空中甩動，試圖尋找另外一個新的攀援點。努力失敗之後，它靈巧地迴轉身體，沿原路返回。
德·黑爾故意要逗弄它，把這根樹枝調換了一個方向，所以當毛毛蟲爬回原來的位置時仍然無路可走。就像一隻關在籠子裏的美洲獅，來來回回地走了好幾次，爬來爬去，到了後來，仿佛連愛麗都感覺到越來越多的無可奈何。即使可以證實，這個幼蟲長大了就是大麥枯萎病的罪魁禍首，愛麗也禁不住開始為這個可憐的小東西感到難過。
“在這個小東西的腦袋裏，儲存著多麽奇妙的程序!”德·黑爾驚呼，“每一次都能有效地工作——最優化的逃避軟體。而且它知道不能掉下去。我的意思是，這麽細小的樹枝足以有效地使它懸在空中。這個毛毛蟲在自然界中，從來沒有這樣的具體經驗，因為自然狀態，樹枝總是長在樹上的。愛麗，你不感到奇怪嗎?你想像過沒有?如果這個程序就儲存在你的頭腦裏，你會感覺如何?我的意思是，當你走到樹枝的末端，是不是一切都好像很明顯，你不得不那麽做?當你通盤思索之後，你會不會產生這樣的印象?難道你不感到奇怪嗎?你怎麽會知道用你前麵的十隻腳在空中揮動，而同時用另外的十八隻腳緊緊地抓住不放?”
愛麗微微地偏過頭來，與其說是察看這隻毛蟲，不如說在審視著德·黑爾。他好像沒有什麽困難，就能把愛麗想像為一條昆蟲。愛麗試圖避而不答，她提醒自己，對於德·黑爾來說，這也許隻是出於職業的興趣或習慣。
“現在，你打算怎麽處置它?”
“仍然讓它返回草地，我想隻能這樣。你還能想到別的什麽辦法?”
“那樣，可能有人把它弄死。”
“一旦你看到了一個動物是有自覺意識的，就很難動手把它殺死。”德·黑爾繼續用手拿著那根樹枝和那上麵的毛毛蟲。
他們默默無語地走過了雕刻在反光的黑色花崗岩上麵的將近五萬五千個名字。
“每一個政府為了準備戰爭，總是把對方描繪得像一個妖魔鬼怪的樣子，”愛麗說，“他們不想讓你想到另外一方也是人類。如果意識到敵人也能夠思考和感覺，你也許會猶豫不決，難以下手殺死他們。可是殺死人，事關重大。把他們看成妖魔還好一些。”
“在這兒，你看多漂亮。”過了一會兒，德·黑爾才做出反應，“真的。你仔細看看。”
愛麗仔細去看。克服了一陣微小的顫抖，極力按照德·黑爾的視角和眼光去看。
“你看它在幹什麽，”德·黑爾繼續說，“如果它像你或我這麽大，能把所有的人都嚇死。那可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妖魔了，你說是不是?可是它很小。它隻會吃樹葉，就顧慮它自己那麽一點小事，還能給這個世界增添一個小的蟲子。”
愛麗拉著德·黑爾扔掉毛蟲的手，默默無言地走過一排排的名字，他們的名字是按照犧牲時間的順序排列的。當然了，這裏鐫刻的隻是美國戰死者的名字。還有東南亞的兩百萬人，同樣也死在那一場衝突之中，可是除了還留在他們家人和朋友的心中記憶，在這個星球上，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為他們建立與此處規模與紀念意義相當的建築。
關於這場戰爭，在美國，大多數普通民眾的評論，愛麗心想，就是軍方勢力在政治上的殘缺不全偏癱不力，從心理上，與德國軍國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被打敗之後，所說“傷人的暗箭，背後的誹謗”的辯解，非常相似。越南戰爭是這個國家良知上的一塊膿瘡，至今沒有哪一位總統具有將它動手切除的勇氣。(越南民主共和國隨後的政策也並沒有使這項手術變得更容易進行一點。)她想到，美國士兵辱罵他們的越南對手，是多麽普通而常見的，說什麽，“死鬼客”、“扁頭鬼”、“斜眼雞”，還有更難聽的說法。有沒有可能呢?在下一階段的人類歷史中，再也不要用那種流行的做法，一開始，就把對方加以妖魔化?
當然，德·黑爾對愛麗也會提出很多問題。起初，隻是純技術性或事務性的問題，很快就擴展到對於可以設想到的未來會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件製訂準備預案，更進一步就無拘無束海闊天空地想像、推測、思索。
那些日子，好像討論科研項目隻不過是一個藉口或託詞，以便找到機會，兩個人湊到一起消磨一段時光。
在華盛頓，一個爽朗的秋天午後，總統因為處理自由泰榮危機，不得不臨時推遲特殊突發任務小組的會議。
從新墨西哥經過一個晚上的夜航，愛麗和德·黑爾發現有幾個小時的時間沒有安排任何任務，決定去拜訪和瞻仰一下久已聞名的越南戰爭紀念碑。
這是林瓔(1959～)設計的，當時她在耶魯大學攻讀建築學，大學還沒有畢業。
麵對這樣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那場愚蠢戰爭的紀念碑，那種憂鬱悲哀莊嚴肅穆的氛圍，德·黑爾居然顯得似乎流露出與當時氣氛明顯不協調的興奮和愉快，這不能不引起愛麗再次思考他性格上是不是有什麽缺陷。
兩個聯邦勤務總署的便衣保安人員，身著統一定做的服裝，頭戴顏色鮮艷的監聽耳機，謹慎地尾隨在後麵。
草地上，一隻精巧的藍色毛毛蟲在一根細小的樹枝上爬。德·黑爾把樹枝拿在手裏，看著它靈巧輕快地向前爬，十四對腳一起動作，隨著一波一拱，身體上的虹彩閃動著。走到樹枝末端，停下來，抓緊樹枝，用它最後的五節肢體在空中甩動，試圖尋找另外一個新的攀援點。努力失敗之後，它靈巧地迴轉身體，沿原路返回。
德·黑爾故意要逗弄它，把這根樹枝調換了一個方向，所以當毛毛蟲爬回原來的位置時仍然無路可走。就像一隻關在籠子裏的美洲獅，來來回回地走了好幾次，爬來爬去，到了後來，仿佛連愛麗都感覺到越來越多的無可奈何。即使可以證實，這個幼蟲長大了就是大麥枯萎病的罪魁禍首，愛麗也禁不住開始為這個可憐的小東西感到難過。
“在這個小東西的腦袋裏，儲存著多麽奇妙的程序!”德·黑爾驚呼，“每一次都能有效地工作——最優化的逃避軟體。而且它知道不能掉下去。我的意思是，這麽細小的樹枝足以有效地使它懸在空中。這個毛毛蟲在自然界中，從來沒有這樣的具體經驗，因為自然狀態，樹枝總是長在樹上的。愛麗，你不感到奇怪嗎?你想像過沒有?如果這個程序就儲存在你的頭腦裏，你會感覺如何?我的意思是，當你走到樹枝的末端，是不是一切都好像很明顯，你不得不那麽做?當你通盤思索之後，你會不會產生這樣的印象?難道你不感到奇怪嗎?你怎麽會知道用你前麵的十隻腳在空中揮動，而同時用另外的十八隻腳緊緊地抓住不放?”
愛麗微微地偏過頭來，與其說是察看這隻毛蟲，不如說在審視著德·黑爾。他好像沒有什麽困難，就能把愛麗想像為一條昆蟲。愛麗試圖避而不答，她提醒自己，對於德·黑爾來說，這也許隻是出於職業的興趣或習慣。
“現在，你打算怎麽處置它?”
“仍然讓它返回草地，我想隻能這樣。你還能想到別的什麽辦法?”
“那樣，可能有人把它弄死。”
“一旦你看到了一個動物是有自覺意識的，就很難動手把它殺死。”德·黑爾繼續用手拿著那根樹枝和那上麵的毛毛蟲。
他們默默無語地走過了雕刻在反光的黑色花崗岩上麵的將近五萬五千個名字。
“每一個政府為了準備戰爭，總是把對方描繪得像一個妖魔鬼怪的樣子，”愛麗說，“他們不想讓你想到另外一方也是人類。如果意識到敵人也能夠思考和感覺，你也許會猶豫不決，難以下手殺死他們。可是殺死人，事關重大。把他們看成妖魔還好一些。”
“在這兒，你看多漂亮。”過了一會兒，德·黑爾才做出反應，“真的。你仔細看看。”
愛麗仔細去看。克服了一陣微小的顫抖，極力按照德·黑爾的視角和眼光去看。
“你看它在幹什麽，”德·黑爾繼續說，“如果它像你或我這麽大，能把所有的人都嚇死。那可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妖魔了，你說是不是?可是它很小。它隻會吃樹葉，就顧慮它自己那麽一點小事，還能給這個世界增添一個小的蟲子。”
愛麗拉著德·黑爾扔掉毛蟲的手，默默無言地走過一排排的名字，他們的名字是按照犧牲時間的順序排列的。當然了，這裏鐫刻的隻是美國戰死者的名字。還有東南亞的兩百萬人，同樣也死在那一場衝突之中，可是除了還留在他們家人和朋友的心中記憶，在這個星球上，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為他們建立與此處規模與紀念意義相當的建築。
關於這場戰爭，在美國，大多數普通民眾的評論，愛麗心想，就是軍方勢力在政治上的殘缺不全偏癱不力，從心理上，與德國軍國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被打敗之後，所說“傷人的暗箭，背後的誹謗”的辯解，非常相似。越南戰爭是這個國家良知上的一塊膿瘡，至今沒有哪一位總統具有將它動手切除的勇氣。(越南民主共和國隨後的政策也並沒有使這項手術變得更容易進行一點。)她想到，美國士兵辱罵他們的越南對手，是多麽普通而常見的，說什麽，“死鬼客”、“扁頭鬼”、“斜眼雞”，還有更難聽的說法。有沒有可能呢?在下一階段的人類歷史中，再也不要用那種流行的做法，一開始，就把對方加以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