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供銷社以後，我告訴李成榮說：‘東西我要下了’。李成榮說：‘人家說少了七十塊錢不賣。’我也沒有講價錢，便給了李成榮七十塊錢，就算是把東西買下了。”
“過了二十幾天，兩件衣服做好了。我和姚禮和算帳的時候，他把**給了我。我一看光是裏子、麵子及條子錢的**，手工沒有算進去，一共是三十五塊八毛錢。當時，他還要給我退回四塊二毛錢。我問他：手工錢多少？他說：‘算了，不要你的手工錢。’我當時認為，不能叫人家平白無故為我貼上手工。姚禮和不要，也不說手工錢，但我不能不給他。我估計了一下，手工錢有十塊錢左右就差不多了，當時的想法是隻能多給不能少給。於是，我不但不要他退回的四塊二毛錢，另外還要再給他五塊錢，姚禮和堅決不要。當時裁縫鋪還有幾個人，大家弄清了情況之後，都在打圓場：‘算了吧，你們兩個誰也不要再給誰的錢了’。我們兩個都算勉強接受了。就這樣，他等於少收了我一半的手工錢。皮大衣和皮褂子做好以後，我隻是在那裏試著穿了一下。冬天也沒穿過，實際上我也穿不出去。當時一個一般幹部，穿狐皮大衣的還沒有，就連縣上科、部長級幹部，穿狐皮大衣的也不多。我記得當時隻有法院院長高謨穿過一件狐皮大衣，許多科、部長對高院長穿狐皮大衣都顯出很羨慕和讚賞的樣子。”
“一九六零年，在生活最困難的時候，為了解決餓肚子的問題，我把兩件狐皮衣服都賣了。皮大衣賣了一百四十五塊錢，皮褂子賣了八十塊錢，一共賣了二百二十五塊錢，減去我花的一百一十塊錢的成本，我從中淨掙了一百一十五塊錢。”
“買皮袍子的時候，我並不是為了倒賣掙錢而買的。六零年生活緊張的時候，的確把我餓怕了，我的腿和腳曾經出現過浮腫現象，當時確實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才出手賣掉的。不管出於什麽動機和原因，我從中掙了錢是真的。通過學習文件，我也認識到了，這是不應該的，是屬於投機倒把行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個經濟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我在生產資料公司工作的時候，保管員袁若德從下了馬的大通磚瓦廠收了些處理的廢舊物資，主要是些舊門窗、桌、椅、板橙、床板之類的舊東西。其中有一個壞了的500w的擴大器。擴大器出售的定價是二十塊錢，當時，我就想把這個東西買下，修理一下能當收音機用。因為我對電器不懂，便讓五金交電公司賣電器的李明新幫我看了一下。李明新仔細的看了看說：線路不測試不知道，估計問題不會太大。缺幾個電子管，得花些錢。有的電子管可能得好幾塊錢一個，有的零件便宜些，估計修好了也得幾十塊錢花。既然能修好，我就決定把這個廢擴大器買下。擴大器買下以後，我用自行車把壞擴大器帶到李明新那裏。讓他把線路測了一下，他測了以後說：有些小毛病，可以修理。我便給了他五十塊錢，讓他看著買些電子管和需要配的零件，把這個壞擴大器修理好我當收音機用。”
“二十多天以後，擴大器便修好了。修好以後的擴大器，不但能收音，還可以擴音。如果要擴音，隻需要再買一個拾音器(麥克風)就行。我主要是當收音機聽，不需要擴音，也就沒有買拾音器。”
“當時修理這個擴音器，一共添了五個電子管和其它一些小另件，花了五十四塊二毛錢。我問他修理費多少錢？他說：我是用下了班業餘時間修的，我能要你的修理費嗎？我便再給了他五塊錢，就算是把添的材料錢給夠了。他還要給我再退回幾毛錢，我說什麽也沒有要，便對他說：算了吧，買兩包煙抽抽。”
“就這樣，我一共花了七十五塊錢，就算有了收音機聽了。聽了將近半年多時間，質量還不錯。後來，我覺得那個擴音器體積太大、太重，很不方便，也不好看。當時我們家已經六口人了，總共隻有兩間房子，一間住人，一間做夥房，一共隻有二十平方左右，根本沒有地方放那個擴大器，我便產生了不想要這個擴大器的想法。”
“當時，農副公司寄售門市部有一個‘金鹿牌’半導體收音機，標的另售價是九十五塊錢。我看了以後覺得很好，便想買那個半導體收音機。我就和寄售門市部主任丁殿卿商量，用我的那個擴大器，換寄售門市部的這個‘金鹿牌’半導體收音機，各計各的價。丁主任同意了，我便用自行車把我那個擴大器駝到了寄售門市部。丁主任問我：你這個東西要賣多少錢？我也說不上要賣多少錢，便說：‘我是用二十塊錢買的廢品，叫李明新修好，一共用了五十五塊錢的材料錢。他給我修好後，沒要我的修理費，我一共隻花了七十五塊錢。你看著給估一個價吧。’他說：‘這種舊東西的價錢很難說，要買新的，可能得花八、九百或上千塊錢吧。一般的舊東西，主要看遇著什麽樣的買主，要是遇著實心買的人，你就是向他多要三十、五十的，他都願意掏。不是真心買的主，你就是給他便宜一百塊錢，他還覺得貴哩。這樣吧，就定三百塊錢，你看怎麽樣？我說：我不懂，你看該怎麽辦就怎麽辦，如果有人要買嫌貴了再降點價也可以。”
“過了不到一個星期，那個擴大器就以二百八十五塊錢賣出去了。按規定，給寄售門市部交了二十二塊八毛手續費，再除去我花了七十五塊錢的成本，我從中淨掙了一百八十七塊二毛錢。經過學習文件以後，我認識到這是屬於投機倒把行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個經濟問題。”
“過了二十幾天，兩件衣服做好了。我和姚禮和算帳的時候，他把**給了我。我一看光是裏子、麵子及條子錢的**，手工沒有算進去，一共是三十五塊八毛錢。當時，他還要給我退回四塊二毛錢。我問他：手工錢多少？他說：‘算了，不要你的手工錢。’我當時認為，不能叫人家平白無故為我貼上手工。姚禮和不要，也不說手工錢，但我不能不給他。我估計了一下，手工錢有十塊錢左右就差不多了，當時的想法是隻能多給不能少給。於是，我不但不要他退回的四塊二毛錢，另外還要再給他五塊錢，姚禮和堅決不要。當時裁縫鋪還有幾個人，大家弄清了情況之後，都在打圓場：‘算了吧，你們兩個誰也不要再給誰的錢了’。我們兩個都算勉強接受了。就這樣，他等於少收了我一半的手工錢。皮大衣和皮褂子做好以後，我隻是在那裏試著穿了一下。冬天也沒穿過，實際上我也穿不出去。當時一個一般幹部，穿狐皮大衣的還沒有，就連縣上科、部長級幹部，穿狐皮大衣的也不多。我記得當時隻有法院院長高謨穿過一件狐皮大衣，許多科、部長對高院長穿狐皮大衣都顯出很羨慕和讚賞的樣子。”
“一九六零年，在生活最困難的時候，為了解決餓肚子的問題，我把兩件狐皮衣服都賣了。皮大衣賣了一百四十五塊錢，皮褂子賣了八十塊錢，一共賣了二百二十五塊錢，減去我花的一百一十塊錢的成本，我從中淨掙了一百一十五塊錢。”
“買皮袍子的時候，我並不是為了倒賣掙錢而買的。六零年生活緊張的時候，的確把我餓怕了，我的腿和腳曾經出現過浮腫現象，當時確實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才出手賣掉的。不管出於什麽動機和原因，我從中掙了錢是真的。通過學習文件，我也認識到了，這是不應該的，是屬於投機倒把行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個經濟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我在生產資料公司工作的時候，保管員袁若德從下了馬的大通磚瓦廠收了些處理的廢舊物資，主要是些舊門窗、桌、椅、板橙、床板之類的舊東西。其中有一個壞了的500w的擴大器。擴大器出售的定價是二十塊錢，當時，我就想把這個東西買下，修理一下能當收音機用。因為我對電器不懂，便讓五金交電公司賣電器的李明新幫我看了一下。李明新仔細的看了看說：線路不測試不知道，估計問題不會太大。缺幾個電子管，得花些錢。有的電子管可能得好幾塊錢一個，有的零件便宜些，估計修好了也得幾十塊錢花。既然能修好，我就決定把這個廢擴大器買下。擴大器買下以後，我用自行車把壞擴大器帶到李明新那裏。讓他把線路測了一下，他測了以後說：有些小毛病，可以修理。我便給了他五十塊錢，讓他看著買些電子管和需要配的零件，把這個壞擴大器修理好我當收音機用。”
“二十多天以後，擴大器便修好了。修好以後的擴大器，不但能收音，還可以擴音。如果要擴音，隻需要再買一個拾音器(麥克風)就行。我主要是當收音機聽，不需要擴音，也就沒有買拾音器。”
“當時修理這個擴音器，一共添了五個電子管和其它一些小另件，花了五十四塊二毛錢。我問他修理費多少錢？他說：我是用下了班業餘時間修的，我能要你的修理費嗎？我便再給了他五塊錢，就算是把添的材料錢給夠了。他還要給我再退回幾毛錢，我說什麽也沒有要，便對他說：算了吧，買兩包煙抽抽。”
“就這樣，我一共花了七十五塊錢，就算有了收音機聽了。聽了將近半年多時間，質量還不錯。後來，我覺得那個擴音器體積太大、太重，很不方便，也不好看。當時我們家已經六口人了，總共隻有兩間房子，一間住人，一間做夥房，一共隻有二十平方左右，根本沒有地方放那個擴大器，我便產生了不想要這個擴大器的想法。”
“當時，農副公司寄售門市部有一個‘金鹿牌’半導體收音機，標的另售價是九十五塊錢。我看了以後覺得很好，便想買那個半導體收音機。我就和寄售門市部主任丁殿卿商量，用我的那個擴大器，換寄售門市部的這個‘金鹿牌’半導體收音機，各計各的價。丁主任同意了，我便用自行車把我那個擴大器駝到了寄售門市部。丁主任問我：你這個東西要賣多少錢？我也說不上要賣多少錢，便說：‘我是用二十塊錢買的廢品，叫李明新修好，一共用了五十五塊錢的材料錢。他給我修好後，沒要我的修理費，我一共隻花了七十五塊錢。你看著給估一個價吧。’他說：‘這種舊東西的價錢很難說，要買新的，可能得花八、九百或上千塊錢吧。一般的舊東西，主要看遇著什麽樣的買主，要是遇著實心買的人，你就是向他多要三十、五十的，他都願意掏。不是真心買的主，你就是給他便宜一百塊錢，他還覺得貴哩。這樣吧，就定三百塊錢，你看怎麽樣？我說：我不懂，你看該怎麽辦就怎麽辦，如果有人要買嫌貴了再降點價也可以。”
“過了不到一個星期，那個擴大器就以二百八十五塊錢賣出去了。按規定，給寄售門市部交了二十二塊八毛手續費，再除去我花了七十五塊錢的成本，我從中淨掙了一百八十七塊二毛錢。經過學習文件以後，我認識到這是屬於投機倒把行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個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