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九月初，青海省委決定在大通縣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工作，也稱為“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青海省委給大通縣派了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團。
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團也叫“四清”工作團，工作團由省委副書現韓洪賓任團長，陳澤民、李揚、杜永成、白華相、趙永夫、張振宇任副團長。並成立了大通縣“四清”工作團黨委，由韓洪賓任書記，陳澤民、趙永夫、李揚、杜永成任副書記。工作團由3200多名省、市、縣幹部組成。
“四清”工作團成立之後，給各公社和縣直各單位都派了“四清”工作組，拉開了四清工作的序幕。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三日，工作團給農副公司派進了由三人組成的“四清”工作組，組長是省供銷聯社土產雜品處的一個科長，名叫郝玉珠。
“四清”工作組進駐農副公司以後，一方麵發動群眾、組織大家學習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一方麵摸底排隊，培養積極分子。通過學習文件，根據文件精神來對照檢查本單位的工作，個人對照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問題。
學習文件的時候，作為公司經理兼黨支部書記，薛廷臣帶頭用文件精神來對照檢查自己。通過對照檢查，薛廷臣覺得自己確實有四不清的經濟問題，但卻沒有勇氣主動向“四清”工作組交待，開始背起了一個沉重的思想包袱，行為舉止表現的很不自然，每天什麽也不管，隻是用忙於業務工作來打發時間。
隨著運動的逐步深入，薛廷臣的思想包袱越來越重，思想鬥爭也越來越激烈了。在這種情況下，他自己就暗暗下著決心：千萬不能影響工作，也不能表現出什麽來，不能叫別人看出自己有問題。
薛廷臣雖然心裏是這麽想著的，但總是做不到。他一直在心裏自責自己：為什麽平時不檢點自己！越是這樣，他的表現也越不自然。薛廷臣的種種表現，不但“四清”工作組能看出來他有思想顧慮，就連公司的其他同誌也覺得薛經理的行為有些反常，但卻不知道他會有什麽問題。
按照薛廷臣的性格和思想基礎，公心遲早是要戰勝私心的。他越來越覺得這樣長期下去不是個辦法，但就是不知道該怎麽辦才好，一時拿不定主意，下不了決心，沒有勇氣主動去找工作組交待。
如何找“四清”工作組去交待自己的問題呢？交待了會是什麽後果呢？正在薛廷臣思想鬥爭非常激烈的時候，“四清”工作組長郝玉珠把他叫到了“四清”辦公室進行了一次談話。郝玉珠先問了一些公司的其他情況，接著就要他談談對這次“四清”運動的看法和認識。組長還在繞圈子講大道理，薛廷臣卻坐不住了。還沒有等組長把話說完，他就搶著說道：“我自己就有一些四不清的經濟問題，背了很長時間思想包袱，經過學習文件和思想鬥爭，現在想通了，也下定了決心，現在就向組織交待問題，今天我就把我所有的問題全部交待出來。”
沒有等組長表態，他就開始芝麻豆子一起往外倒：
“第一個問題是我貪汙了二十二塊四毛六分錢。過程是這樣的：一九六一年，商業局一次精簡下放了七十三個營業員，當時全縣商業、供銷係統共有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幹部職工，其中有個營業員叫蘆淑珍的女同誌是河南人，因為有病請了病假，在她愛人那裏養病。她愛人是解放軍的一個上尉軍官，駐在河南三門峽。我在把所有下放人員的工作處理結束之後，利用出差的機會，把蘆淑珍的下放手續和下放費順便送到了三門峽蘆淑珍的家裏。當時蘆淑珍回了娘家不在家，我便把蘆淑珍的下放手續和下放費交給了她愛人，交代完就到其他地方辦別的事情去了。辦完事我就回來了。大約過了一個多月，我收到了蘆淑珍的一封來信，信上說她多領了一個月的工資，二十二塊四毛六分錢，她已從郵局把錢退回來了。收款人直接寫著我的名字。我從郵局把錢取回來以後，就沒有給財務上交。在這個問題上，說明蘆淑珍是誠實的、大公無私的、思想進步，品德高尚(這可能也和他愛人的幫助有關，當時解放軍的軍官覺悟都比較高)。而我，作為一個幹部，一個共產黨員，和蘆淑珍相比之下，感覺自己是多麽的自私和渺小！從‘四清’運動開始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困擾著我，使我一想起來就覺得思想恐慌和心裏不安，一直背著一個沉重的包袱，通過學習文件對照檢查，我認識到了這是屬於貪汙行為，隻有把它交待出來，思想上才能得到解脫。”
“第二個問題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城關供銷社工作的時候，極樂門市部營業組長李成榮給我說，極樂一個人有一件狐皮長袍子要賣，問我要不要？我讓他把東西拿來看了再說。過了幾天，李成榮把孤皮袍子拿來了。因為我對皮貨不懂，便將皮袍子拿到縫紉鋪，讓裁縫姚禮和幫我看看並拿個主意。姚禮和仔細看了看說：‘這是冬季的皮子，也是新的，隻是當初做的時候沒有加上條子，這樣穿久了毛會粘到一塊的。如果現在再夾上條子，能改一件皮大衣，還能做一件皮褂子，你就買下吧，不會吃虧的’。我聽了以後就決定買下這件皮袍子。當時就把皮袍子放在裁縫鋪，讓他幫我裁製。後來，我又給了姚禮和四十塊錢，讓他給夾上條子，麵子和裏子也由他看著給買，做成了再算帳。”
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團也叫“四清”工作團，工作團由省委副書現韓洪賓任團長，陳澤民、李揚、杜永成、白華相、趙永夫、張振宇任副團長。並成立了大通縣“四清”工作團黨委，由韓洪賓任書記，陳澤民、趙永夫、李揚、杜永成任副書記。工作團由3200多名省、市、縣幹部組成。
“四清”工作團成立之後，給各公社和縣直各單位都派了“四清”工作組，拉開了四清工作的序幕。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三日，工作團給農副公司派進了由三人組成的“四清”工作組，組長是省供銷聯社土產雜品處的一個科長，名叫郝玉珠。
“四清”工作組進駐農副公司以後，一方麵發動群眾、組織大家學習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一方麵摸底排隊，培養積極分子。通過學習文件，根據文件精神來對照檢查本單位的工作，個人對照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問題。
學習文件的時候，作為公司經理兼黨支部書記，薛廷臣帶頭用文件精神來對照檢查自己。通過對照檢查，薛廷臣覺得自己確實有四不清的經濟問題，但卻沒有勇氣主動向“四清”工作組交待，開始背起了一個沉重的思想包袱，行為舉止表現的很不自然，每天什麽也不管，隻是用忙於業務工作來打發時間。
隨著運動的逐步深入，薛廷臣的思想包袱越來越重，思想鬥爭也越來越激烈了。在這種情況下，他自己就暗暗下著決心：千萬不能影響工作，也不能表現出什麽來，不能叫別人看出自己有問題。
薛廷臣雖然心裏是這麽想著的，但總是做不到。他一直在心裏自責自己：為什麽平時不檢點自己！越是這樣，他的表現也越不自然。薛廷臣的種種表現，不但“四清”工作組能看出來他有思想顧慮，就連公司的其他同誌也覺得薛經理的行為有些反常，但卻不知道他會有什麽問題。
按照薛廷臣的性格和思想基礎，公心遲早是要戰勝私心的。他越來越覺得這樣長期下去不是個辦法，但就是不知道該怎麽辦才好，一時拿不定主意，下不了決心，沒有勇氣主動去找工作組交待。
如何找“四清”工作組去交待自己的問題呢？交待了會是什麽後果呢？正在薛廷臣思想鬥爭非常激烈的時候，“四清”工作組長郝玉珠把他叫到了“四清”辦公室進行了一次談話。郝玉珠先問了一些公司的其他情況，接著就要他談談對這次“四清”運動的看法和認識。組長還在繞圈子講大道理，薛廷臣卻坐不住了。還沒有等組長把話說完，他就搶著說道：“我自己就有一些四不清的經濟問題，背了很長時間思想包袱，經過學習文件和思想鬥爭，現在想通了，也下定了決心，現在就向組織交待問題，今天我就把我所有的問題全部交待出來。”
沒有等組長表態，他就開始芝麻豆子一起往外倒：
“第一個問題是我貪汙了二十二塊四毛六分錢。過程是這樣的：一九六一年，商業局一次精簡下放了七十三個營業員，當時全縣商業、供銷係統共有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幹部職工，其中有個營業員叫蘆淑珍的女同誌是河南人，因為有病請了病假，在她愛人那裏養病。她愛人是解放軍的一個上尉軍官，駐在河南三門峽。我在把所有下放人員的工作處理結束之後，利用出差的機會，把蘆淑珍的下放手續和下放費順便送到了三門峽蘆淑珍的家裏。當時蘆淑珍回了娘家不在家，我便把蘆淑珍的下放手續和下放費交給了她愛人，交代完就到其他地方辦別的事情去了。辦完事我就回來了。大約過了一個多月，我收到了蘆淑珍的一封來信，信上說她多領了一個月的工資，二十二塊四毛六分錢，她已從郵局把錢退回來了。收款人直接寫著我的名字。我從郵局把錢取回來以後，就沒有給財務上交。在這個問題上，說明蘆淑珍是誠實的、大公無私的、思想進步，品德高尚(這可能也和他愛人的幫助有關，當時解放軍的軍官覺悟都比較高)。而我，作為一個幹部，一個共產黨員，和蘆淑珍相比之下，感覺自己是多麽的自私和渺小！從‘四清’運動開始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困擾著我，使我一想起來就覺得思想恐慌和心裏不安，一直背著一個沉重的包袱，通過學習文件對照檢查，我認識到了這是屬於貪汙行為，隻有把它交待出來，思想上才能得到解脫。”
“第二個問題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城關供銷社工作的時候，極樂門市部營業組長李成榮給我說，極樂一個人有一件狐皮長袍子要賣，問我要不要？我讓他把東西拿來看了再說。過了幾天，李成榮把孤皮袍子拿來了。因為我對皮貨不懂，便將皮袍子拿到縫紉鋪，讓裁縫姚禮和幫我看看並拿個主意。姚禮和仔細看了看說：‘這是冬季的皮子，也是新的，隻是當初做的時候沒有加上條子，這樣穿久了毛會粘到一塊的。如果現在再夾上條子，能改一件皮大衣，還能做一件皮褂子，你就買下吧，不會吃虧的’。我聽了以後就決定買下這件皮袍子。當時就把皮袍子放在裁縫鋪，讓他幫我裁製。後來，我又給了姚禮和四十塊錢，讓他給夾上條子，麵子和裏子也由他看著給買，做成了再算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