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兩個月，來川難民已近十萬，吃喝拉撒，攪得他不得安寧。於是，便在省府內成立墾務委員會，專門負責將來川難民統籌安排到指定地方墾荒屯田，生產自給。墾務委員會在四川劃定兩大墾殖區：第一區，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犍為、涼山；第二區：鬆潘、理番、欒功、清化、汶川。兩區計劃開墾土地二十四萬畝，可收留難民數萬人。
中賑會還在成都、重慶、合川等地開辦賑濟工廠若幹座，將四川各縣收容的難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選擇入廠工作。
這些措施雖然暫時安頓了無家可歸者，但卻加劇了整個大後方糧食的緊張。在蔣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個月時，康定等地的米價一下上漲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紳糧代表嚴昌齡、李伯申、邵從恩等十九人，聯名致電國防最高委員會、行政院、財政部，對四川省府當年預算高達一億元以上提出抗議。電文說：
僅田賦一項，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絕大之痛苦；
而各縣隨糧附加，比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請中樞體民疾苦，核實緊縮預算，將一切不急之務明令罷免，俾創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蘇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縣旅省同鄉會聯合辦事處又分別致電蔣介石、國民參政會、行政院及省府各單位，申訴川民不堪再增負擔，呼喚核減省府預算。
這些電報、抗議，都是針對省府的預算而來，作為省主席的蔣介石當然明白，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眾對他的重稅進行抗議。
3月13日。
成都地區米價暴漲，高價米也很難買到。民眾難熬春荒之苦，遂發生了搶米事件，軍警前往搶米現場武裝鎮壓，曾打死打傷不少無辜的市民。
蔣介石在重慶得到報告，覺得問題嚴重。天府之國，沃野千裏，歷來是有名的米糧倉。蔣介石原來也希望以川西壩子的米糧倉為後盾，建立抗戰復興基地。哪知，現在米糧倉裏頭卻鬧了糧荒。蔣介石思前想後，覺得不可思議，怎麽也不相信成都地區會缺糧吃。最後，他認為這絕不是真鬧糧荒，而是個別商人利己思想嚴重，在故意搗鬼。於是，他馬上給成都行轅主任兼省書秘書長賀國光和川康綏署主任鄧錫侯去電：
據報成都米價陡漲，確係好商大賈囤積居奇抬價，應即查明，不許再有囤米，買賣“倉飛”交易。
賀、鄧二人在處理搶米事件中，雖然也採取強硬手段查禁打擊囤積的商人，但是，商民手中的米穀確也不豐，用行政手段也無法把米價平抑下去，飢餓的人群到處搶米的事件仍在各地發生。
蔣介石決定在省府設立物價平準處，採取更加霸道的強硬手隊取締囤積居奇，推行平價購銷。5月19日，又令省糧食管理委員會普查全川糧食，以便摸清底數，穩準狠地打擊不法糧商，並規定所有糧商，凡存穀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時由政府平價收購外，其餘的限令在四個月內將糧全部出售給市民。
這一措施絲毫也未緩解市場糧食緊缺的問題，而且糧價還較以前更加兇猛地上漲。
糧荒風潮席捲著巴蜀大地。
9月3日。
為了解決糧荒問題，穩定後方，蔣介石改組了省糧食管理局，選派得力人員充任局長、副局長。在省糧食管理局內特設糧食供應處。同日，以省府名義下令各縣成立糧食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縣內糧食調查、徵購、平息糧荒風潮。還明令各縣縣長兼任糧管會主任。
蔣介石的措施雖然強硬，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天不作美，旱災嚴重，糧源枯竭。這年秋收，川糧欠收，產量銳減，糧荒像洪水猛獸似地撲來，穀價飛起咬人。軍糧和政府機關、學校、工廠用糧四處斷源。全國糧食管理局隻得再在四川這隻“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價派購黃穀四百五十萬石，以解燃眉之急。然而這樣卻更加劇了四川的糧荒風潮。
9月11日。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坐臥不安，遂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發起踴躍捐獻軍糧的愛國運動。
呼籲人民獻軍糧，實際上是蔣介石向人民乞討軍糧。
10月1日。
成都地區的米價漲至每石二百元。
10月31日。
四川臨時參議會第三次大會發表宣言：
當前第一嚴重事態為糧食問題。自春涉夏，糧價激增，生活高漲，人民谘嘆。然一加平抑，則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彌以滋甚。其次則為物價問題。一麵感於物品之不給；一麵迫於通貨之增發，遊資泛濫，所在居奇，物價膨脹，亦失常度，民生國用，動感困難。再其次則為財政問題。據財政當局報告，截至現在實施結果，除第二預備金用盡無存，復追籌補充外，尚差1000餘萬元。至於民國30年度預算，赤字達9000餘萬元……四川省全年歲收僅為六千八百萬元。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頭昏腦脹，而且這風潮將越來越猛。他無法再糾纏在這“搞吃的”的事務中，便於1940年11月15日，宣布辭去四川省主席職務，而由他的親密夥伴張群繼任。
12月中旬，大後方食鹽供給基地自貢的鹽業工人，因物價暴漲，影響到正常生活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中賑會還在成都、重慶、合川等地開辦賑濟工廠若幹座，將四川各縣收容的難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選擇入廠工作。
這些措施雖然暫時安頓了無家可歸者，但卻加劇了整個大後方糧食的緊張。在蔣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個月時，康定等地的米價一下上漲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紳糧代表嚴昌齡、李伯申、邵從恩等十九人，聯名致電國防最高委員會、行政院、財政部，對四川省府當年預算高達一億元以上提出抗議。電文說：
僅田賦一項，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絕大之痛苦；
而各縣隨糧附加，比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請中樞體民疾苦，核實緊縮預算，將一切不急之務明令罷免，俾創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蘇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縣旅省同鄉會聯合辦事處又分別致電蔣介石、國民參政會、行政院及省府各單位，申訴川民不堪再增負擔，呼喚核減省府預算。
這些電報、抗議，都是針對省府的預算而來，作為省主席的蔣介石當然明白，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眾對他的重稅進行抗議。
3月13日。
成都地區米價暴漲，高價米也很難買到。民眾難熬春荒之苦，遂發生了搶米事件，軍警前往搶米現場武裝鎮壓，曾打死打傷不少無辜的市民。
蔣介石在重慶得到報告，覺得問題嚴重。天府之國，沃野千裏，歷來是有名的米糧倉。蔣介石原來也希望以川西壩子的米糧倉為後盾，建立抗戰復興基地。哪知，現在米糧倉裏頭卻鬧了糧荒。蔣介石思前想後，覺得不可思議，怎麽也不相信成都地區會缺糧吃。最後，他認為這絕不是真鬧糧荒，而是個別商人利己思想嚴重，在故意搗鬼。於是，他馬上給成都行轅主任兼省書秘書長賀國光和川康綏署主任鄧錫侯去電：
據報成都米價陡漲，確係好商大賈囤積居奇抬價，應即查明，不許再有囤米，買賣“倉飛”交易。
賀、鄧二人在處理搶米事件中，雖然也採取強硬手段查禁打擊囤積的商人，但是，商民手中的米穀確也不豐，用行政手段也無法把米價平抑下去，飢餓的人群到處搶米的事件仍在各地發生。
蔣介石決定在省府設立物價平準處，採取更加霸道的強硬手隊取締囤積居奇，推行平價購銷。5月19日，又令省糧食管理委員會普查全川糧食，以便摸清底數，穩準狠地打擊不法糧商，並規定所有糧商，凡存穀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時由政府平價收購外，其餘的限令在四個月內將糧全部出售給市民。
這一措施絲毫也未緩解市場糧食緊缺的問題，而且糧價還較以前更加兇猛地上漲。
糧荒風潮席捲著巴蜀大地。
9月3日。
為了解決糧荒問題，穩定後方，蔣介石改組了省糧食管理局，選派得力人員充任局長、副局長。在省糧食管理局內特設糧食供應處。同日，以省府名義下令各縣成立糧食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縣內糧食調查、徵購、平息糧荒風潮。還明令各縣縣長兼任糧管會主任。
蔣介石的措施雖然強硬，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天不作美，旱災嚴重，糧源枯竭。這年秋收，川糧欠收，產量銳減，糧荒像洪水猛獸似地撲來，穀價飛起咬人。軍糧和政府機關、學校、工廠用糧四處斷源。全國糧食管理局隻得再在四川這隻“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價派購黃穀四百五十萬石，以解燃眉之急。然而這樣卻更加劇了四川的糧荒風潮。
9月11日。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坐臥不安，遂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發起踴躍捐獻軍糧的愛國運動。
呼籲人民獻軍糧，實際上是蔣介石向人民乞討軍糧。
10月1日。
成都地區的米價漲至每石二百元。
10月31日。
四川臨時參議會第三次大會發表宣言：
當前第一嚴重事態為糧食問題。自春涉夏，糧價激增，生活高漲，人民谘嘆。然一加平抑，則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彌以滋甚。其次則為物價問題。一麵感於物品之不給；一麵迫於通貨之增發，遊資泛濫，所在居奇，物價膨脹，亦失常度，民生國用，動感困難。再其次則為財政問題。據財政當局報告，截至現在實施結果，除第二預備金用盡無存，復追籌補充外，尚差1000餘萬元。至於民國30年度預算，赤字達9000餘萬元……四川省全年歲收僅為六千八百萬元。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頭昏腦脹，而且這風潮將越來越猛。他無法再糾纏在這“搞吃的”的事務中，便於1940年11月15日，宣布辭去四川省主席職務，而由他的親密夥伴張群繼任。
12月中旬，大後方食鹽供給基地自貢的鹽業工人，因物價暴漲，影響到正常生活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