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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而且，在莫斯科處理國際關係方麵的不妥協態度還沒有嚴重到令人無法容忍之前，要把蘇聯的對外政策說成是唯一和平的政策而把所有別的國家的政策都說成是“帝國主義”的，也是相當容易的。同情共產黨的人回憶起當初法共在同民主派人士團結一致反對法西斯和納粹分子，共同支持1936年民主陣線政府時所表現的姿態，而且相信，在慕尼黑那個時候，蘇聯方麵的類似姿態遭到了法國和英國那些愚蠢而抱有偏見的政客們的無理拒絕，並因此引起了大戰的爆發。在更近一些的往事中，他們更念念不忘共產黨人在反對德國人占領的抵抗運動中所作出的驚人貢獻。但在另一方麵，他們卻實用主義地忘掉了介乎這前後兩件事之間的、蘇聯曾同希特勒締結過一個條約的那段時期，再不然，他們也許用自己國家的政府和英國政府沒有能對蘇聯表示更多的諒解為詞而原諒了蘇聯的那個行動。的確，如果說“史達林總是正確的”這一信條對於真正的黨員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話，那末對於一個喜歡跟著別人跑的同情者來說，這信條也有著不容置疑的吸引力，因為這樣可以省得他自己獨立思考。
第三節 戴高樂的獨裁統治
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部隊，來自法國國外，要指望它和長期來在國內擁有強大勢力的抵抗運動部隊實現統一整編而無摩擦，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何況上麵已說過，由於盟國和法國本土的抵抗運動方麵都對他抱有懷疑，戴高樂所扮演的角色特別微妙而且吃力不討好。可是，盡管處境困難，他仍毫不猶豫地擔負起了他自封的使命，不但當上了解放後極關緊要的最初幾個月裏的國家元首，而且成了當時和以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法國政治中的樞軸和某種意義上的試金石。
1944年6月2日，在盟軍登陸諾曼第之前四天，上年成立於阿爾及爾的民族解放委員會正式使用了“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名稱。但三大盟國對戴高樂在法國是否深孚眾望仍有懷疑，因而猶豫著不想承認這一重大改變。不過，隨著攻入法國的行動取得進展，這些疑慮也就消失，7月11日美國給予事實上的承認；接著在8月22日簽訂了一個關於民政事務方麵的協議，同意法國臨時政府有權任命法國整個內陸地區的官吏，但前沿地帶仍置於盟軍最高統帥的權力之下。10月23日，三大盟國都對臨時政府予以法律上的承認。
戴高樂在打消了盟國的顧慮和擔心之後，下一步就是要在他的政府中妥善安排他自己從倫敦和阿爾及爾帶回來的部下和法國國內抵抗運動方麵的人，使其相互間有一個適當的平衡。他很願意承認這兩方麵都有一些正當的要求和願望，但他總不免傾向於更倚重那些在他流亡的幾年中一直為他所信任而又信任他的人。這一傾向在他的第一屆政府中表現得很明顯，其中過半數的成員都來自阿爾及爾，這就引起了抵抗運動派的不滿，他們堅決要求改組。在改組後的所謂“舉國一致政府”(1944年9月9日成立)中，在法國被占領時期始終留在國內的仍隻有九名，作為對比，曾在阿爾及爾政府中擔任過職務的卻有十三名。當然，從技術上說，來自阿爾及爾的那些人中大多數也是抵抗運動的戰士，因此，就抵抗運動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它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已很大，可是那些一直留在國內的人，是天天冒著生命危險的——其中許多人冒這種危險達四年之久，他們總想不通，為什麽來自阿爾及爾的人竟也可以和他們受到同樣優待。不過，這個政府在其他方麵確有廣泛的基礎。它包含了這樣一些很不相同的人物，如年高德劭的前參議院議長朱爾·讓納內，他體現了“共和國的正統性”；前天主教報紙《黎明報》主編、全國抵抗委員會主席喬治·蓬皮杜，代表抵抗運動；共產黨人夏爾·狄戎；社會黨人阿德裏安·蒂克西埃；賈德魯將軍；以及戴高樂的兩個最忠誠的助手勒內·普利文和勒內·加比唐。
同時又把1943年最初設在阿爾及爾的那個臨時協商會議加以改組和擴大，使能增加法國國內抵抗運動的代表名額。會議總名額從一百零二名增加到二百四十八名，全國抵抗委員會的十九個委員全部加入了會議，而抵抗運動中的各個組織也各自派出它們的代表。有意義的是，代表戰前國民議會的名額雖從二十名增加到六十名，但這些代表的入選是嚴格地以1940 年時曾投票反對授予貝當全權的這一有名動議為前提的。自然，這一協商會議未經人民授命，不能象正式的議會那樣行事，它隻能起到諮詢機關的作用。在臨時政府有所諮詢時，它有責任提出意見；政府雖然在有關財政問題上必須徵求它的意見，但不一定要聽從它的建議，政府不但掌握著行政權，而且掌握著全部立法權。
的確，在隨後的十四個月內——從1944年9月到1945年11月——法國政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獨裁政府——雖然這個獨裁是人們自願接受的，而不是強加的。戴高樂擁有無限的權力，除他自願設置的一些限製外，不受任何約束；他的部長們又都是他一手提拔任命的，隻對他一個人效忠負責。但盡管如此，戴高樂的態度始終是完全“正確”的。他到巴黎後兩周，就許下諾言說，一等到法國全部解放，所有被俘和被放逐的人都得到遣返後，立刻舉行製憲會議的選舉。但二百萬被俘和被放逐者的返回祖國，不可避免地是要花很長時間的，因此，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是不可能會有製訂新憲法的任何嚐試的。的確，事後回顧起來，鑑於圍繞著新憲法和製訂新憲法的機構而展開的鬥爭引起了長時間的劇烈爭吵和幻滅外，許多法國人反而覺得當初這位將軍如果不是這樣嚴格地拘泥於形式，而是索性就恢復第三共和國，或者毫不遲延地就召開製憲會議，倒還好些。也可以這樣說：延遲成立製憲會議，就使得獨裁統治的時期成為必要，而這無論如何可能會對新的共和國、對新共和國所由產生的審議工作，產生可疑的不良影響。
第三節 戴高樂的獨裁統治
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部隊，來自法國國外，要指望它和長期來在國內擁有強大勢力的抵抗運動部隊實現統一整編而無摩擦，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何況上麵已說過，由於盟國和法國本土的抵抗運動方麵都對他抱有懷疑，戴高樂所扮演的角色特別微妙而且吃力不討好。可是，盡管處境困難，他仍毫不猶豫地擔負起了他自封的使命，不但當上了解放後極關緊要的最初幾個月裏的國家元首，而且成了當時和以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法國政治中的樞軸和某種意義上的試金石。
1944年6月2日，在盟軍登陸諾曼第之前四天，上年成立於阿爾及爾的民族解放委員會正式使用了“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名稱。但三大盟國對戴高樂在法國是否深孚眾望仍有懷疑，因而猶豫著不想承認這一重大改變。不過，隨著攻入法國的行動取得進展，這些疑慮也就消失，7月11日美國給予事實上的承認；接著在8月22日簽訂了一個關於民政事務方麵的協議，同意法國臨時政府有權任命法國整個內陸地區的官吏，但前沿地帶仍置於盟軍最高統帥的權力之下。10月23日，三大盟國都對臨時政府予以法律上的承認。
戴高樂在打消了盟國的顧慮和擔心之後，下一步就是要在他的政府中妥善安排他自己從倫敦和阿爾及爾帶回來的部下和法國國內抵抗運動方麵的人，使其相互間有一個適當的平衡。他很願意承認這兩方麵都有一些正當的要求和願望，但他總不免傾向於更倚重那些在他流亡的幾年中一直為他所信任而又信任他的人。這一傾向在他的第一屆政府中表現得很明顯，其中過半數的成員都來自阿爾及爾，這就引起了抵抗運動派的不滿，他們堅決要求改組。在改組後的所謂“舉國一致政府”(1944年9月9日成立)中，在法國被占領時期始終留在國內的仍隻有九名，作為對比，曾在阿爾及爾政府中擔任過職務的卻有十三名。當然，從技術上說，來自阿爾及爾的那些人中大多數也是抵抗運動的戰士，因此，就抵抗運動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它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已很大，可是那些一直留在國內的人，是天天冒著生命危險的——其中許多人冒這種危險達四年之久，他們總想不通，為什麽來自阿爾及爾的人竟也可以和他們受到同樣優待。不過，這個政府在其他方麵確有廣泛的基礎。它包含了這樣一些很不相同的人物，如年高德劭的前參議院議長朱爾·讓納內，他體現了“共和國的正統性”；前天主教報紙《黎明報》主編、全國抵抗委員會主席喬治·蓬皮杜，代表抵抗運動；共產黨人夏爾·狄戎；社會黨人阿德裏安·蒂克西埃；賈德魯將軍；以及戴高樂的兩個最忠誠的助手勒內·普利文和勒內·加比唐。
同時又把1943年最初設在阿爾及爾的那個臨時協商會議加以改組和擴大，使能增加法國國內抵抗運動的代表名額。會議總名額從一百零二名增加到二百四十八名，全國抵抗委員會的十九個委員全部加入了會議，而抵抗運動中的各個組織也各自派出它們的代表。有意義的是，代表戰前國民議會的名額雖從二十名增加到六十名，但這些代表的入選是嚴格地以1940 年時曾投票反對授予貝當全權的這一有名動議為前提的。自然，這一協商會議未經人民授命，不能象正式的議會那樣行事，它隻能起到諮詢機關的作用。在臨時政府有所諮詢時，它有責任提出意見；政府雖然在有關財政問題上必須徵求它的意見，但不一定要聽從它的建議，政府不但掌握著行政權，而且掌握著全部立法權。
的確，在隨後的十四個月內——從1944年9月到1945年11月——法國政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獨裁政府——雖然這個獨裁是人們自願接受的，而不是強加的。戴高樂擁有無限的權力，除他自願設置的一些限製外，不受任何約束；他的部長們又都是他一手提拔任命的，隻對他一個人效忠負責。但盡管如此，戴高樂的態度始終是完全“正確”的。他到巴黎後兩周，就許下諾言說，一等到法國全部解放，所有被俘和被放逐的人都得到遣返後，立刻舉行製憲會議的選舉。但二百萬被俘和被放逐者的返回祖國，不可避免地是要花很長時間的，因此，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是不可能會有製訂新憲法的任何嚐試的。的確，事後回顧起來，鑑於圍繞著新憲法和製訂新憲法的機構而展開的鬥爭引起了長時間的劇烈爭吵和幻滅外，許多法國人反而覺得當初這位將軍如果不是這樣嚴格地拘泥於形式，而是索性就恢復第三共和國，或者毫不遲延地就召開製憲會議，倒還好些。也可以這樣說：延遲成立製憲會議，就使得獨裁統治的時期成為必要，而這無論如何可能會對新的共和國、對新共和國所由產生的審議工作，產生可疑的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