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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二)共產黨的崛起
人們很可以認為，戴高樂關於共產黨威脅的看法，已由後來的事態發展所充分證明，盡管左派分子以及甚至連那些隻有點自由思想的人都在竭力貶低這種看法。而且，還應該看到，戴高樂在採取組織他自己的黨這樣一種極端的步驟之前，曾表現出很大的耐心，作出過真誠努力，想通過一些老辦法來達到大家克製的目的。他自己曾力圖鼓勵組成一個強大的中派集團來掌握左右兩派勢力之間的平衡，雖然他的一些更不妥協的助手們，如勒內·加比唐等，從一開始就認為左右兩派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希望集合起一支強大的反共力量來為這種危險預先作好防範。此外，盡管抵抗運動裏麵有著各色各樣的人，，成分異常龐雜，但事實仍然是，到大戰結束時共產黨已經成功地控製和滲透了該運動的很大一部分，比該黨在全國擁有的支持所真正應得的大得多。如果考慮到共產黨在法國最近的那段歷史，這一成就越加顯得非同小可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裏，共產黨遵循著莫斯科那條爭取資產階級自由派以共同抵製擴張中的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在法國取得了很大進展。而且，撇開意識形態問題，光從政治、軍事方麵的權宜得失來看，蘇聯在當時確是法國人可以指望的唯一重要盟國，因為那時候英國的意向仍然顯得非常暖昧，令人痛心疾首。再者，共產黨人由於放棄了他們公開從事顛覆的國際性任務而代之以一種表麵上是進步的、民族的立場，並同別的改良主義黨派一起支持1936年的人民陣線政府，因而大大地增加了他們的追隨者。由於上述這些理由，國際共產主義方麵所提出的這一新的號召在法國就顯得特別有力，特別能吸引人，因此，盡管在戰前和戰後有過暫時的挫折，也有過幾次使人恍然大悟的“暴露”，但仍然對法國的命運發揮著強有力的影響，使法國成了比它的許多鄰國都更有利於共產主義發展的肥沃土壤。這一事態發展中最耐人尋味的一點也許是，不但工人階級，就連中產階級的一些重要階層最後也都覺得共產主義很有吸引力。這一趨勢實在是同社會上另外一大批人的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相對應的，因為它的根源也在於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人們對自由主義議會製度理論和實踐普遍感到幻滅。
可是，在另一方麵，1939年希特勒-史達林條約的簽訂使共產黨遭受到了一次突然的打擊。在法國就象在其他各國一樣，共產黨除表示贊成外別無選擇餘地，雖然黨員們都大為愕然，簡直覺得無法相信。然後，緊接著這一打擊而來的就是戰爭的爆發和共產黨的被明令取締。但盡管如此，共產黨仍完整地保住了它最堅定的核心力量並在地下繼續活動，它並沒有失去什麽重要的黨員，雖然它的領袖莫裏斯·多列士在法軍中開了小差，逃往俄國去了。共產黨的這種相當淒涼的處境，一直持續到1941年希特勒進攻俄國而又一次改變了它的處境時，才告結束。
俄國既遭到了進攻，史達林就把這次戰爭稱為“衛國戰爭”——開始時原是叫做“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當時法國的抵抗運動士氣渙散，組織鬆弛；共產黨雖然外表上暫時威望低落，其潛在力量卻始終是組織得很好的。現在他們就用驚人的速度和精力抓到了很大一部分抵抗運動的控製權，但並沒有公開地拿他們的共產黨招牌來炫耀，卻組織了一些所謂“無黨派”的團體(他們在裏邊執掌著主要職位)，從而建成了一個“民族陣線”，甚至把一些教會人士和政治上的右翼分子也都包羅在內。因為他們處處嚴格要求自己，領導、組織和戰鬥得都很出色，別的愛國者很難在他們身上找到什麽東西可以挑剔。而且，史達林於1943年5月24日解散了共產國際，這一姿態似乎表明——這也正是它的用意所在——沒有必要擔心蘇聯將來會幹涉其盟國的國際事務。
也是在這同一年的同一個月(1943年5月)，成立了全國抵抗委員會r)來協調各個抵抗組織的行動。它的第一任主席讓·穆蘭(“馬克斯”)被德國人逮捕殺害；他的繼任者，是一個註定要在國家事務中擔當日益重要的角色的人——喬治·皮杜爾。皮杜爾根本不是一個共產黨人，這一事實當然可以證明抵抗運動並不完全是由共產黨所控製的；但是共產黨在全國抵抗委員會中確實扮演著一種雙重的角色。他們一麵通過其所控製的那些團體間接地從事活動(表麵上他們控製這些團體隻是為了組織方麵的目的)，而另一麵又作為全國性運動中一個不同於其他團體的獨立單位，保持著他們的特徵和獨立性，從而保持他們的“靈魂”完整無損，以備有朝一日他們可以卸去一切偽裝而重新以其本來麵目出現。
雖然好多人擔心在德國人已被趕走、戴高樂的威信尚未確立的這一段混亂期間會發生共產黨的政變，但莫斯科顯然認為時機還未成熟，或者是對這樣一種行動必然要引起軍事上的麻煩有顧慮。的確，共產黨人開始時是心甘情願地服從戴高樂的，甚至當戴高樂把他們為了維持解放後法國國內治安而組織起來的愛國民警隊解除武裝時，他們雖然曾大聲表示抗議，卻還是俯首聽命的。他們在解放以後所追求的目標，看來並不是在準備發動政變，而是寧願通過合法方式扮演一個共和主義大政黨的角色，充當這一悠久而光榮的法國傳統的繼承人。抱著這個目的，他們使自己的宣傳巧妙地適應於社會上各個不同的階級和階層，他們的這種做法非常有成效，因而其黨員人數從1944年的三十八萬五千人發展到1945年的一百萬人。共產黨甚至願意在戴高樂的臨時政府中充當一個小角色，小心翼翼地避免對他作任何直接批評，並大事宣揚它要對法國的經濟恢復作出貢獻。這一點，它確是特別有條件做到的，因為，憑著它對工人的控製，它可以抑製罷工和勞資糾紛，可以使工人牢記保持高產的責任。於是，又象在大戰臨近爆發前那段時期中一樣，共產黨不得不再次在策略上從國際主義者變為民族主義者，從革命派變為憲政派，從不妥協者變為機會主義者。
人們很可以認為，戴高樂關於共產黨威脅的看法，已由後來的事態發展所充分證明，盡管左派分子以及甚至連那些隻有點自由思想的人都在竭力貶低這種看法。而且，還應該看到，戴高樂在採取組織他自己的黨這樣一種極端的步驟之前，曾表現出很大的耐心，作出過真誠努力，想通過一些老辦法來達到大家克製的目的。他自己曾力圖鼓勵組成一個強大的中派集團來掌握左右兩派勢力之間的平衡，雖然他的一些更不妥協的助手們，如勒內·加比唐等，從一開始就認為左右兩派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希望集合起一支強大的反共力量來為這種危險預先作好防範。此外，盡管抵抗運動裏麵有著各色各樣的人，，成分異常龐雜，但事實仍然是，到大戰結束時共產黨已經成功地控製和滲透了該運動的很大一部分，比該黨在全國擁有的支持所真正應得的大得多。如果考慮到共產黨在法國最近的那段歷史，這一成就越加顯得非同小可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裏，共產黨遵循著莫斯科那條爭取資產階級自由派以共同抵製擴張中的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在法國取得了很大進展。而且，撇開意識形態問題，光從政治、軍事方麵的權宜得失來看，蘇聯在當時確是法國人可以指望的唯一重要盟國，因為那時候英國的意向仍然顯得非常暖昧，令人痛心疾首。再者，共產黨人由於放棄了他們公開從事顛覆的國際性任務而代之以一種表麵上是進步的、民族的立場，並同別的改良主義黨派一起支持1936年的人民陣線政府，因而大大地增加了他們的追隨者。由於上述這些理由，國際共產主義方麵所提出的這一新的號召在法國就顯得特別有力，特別能吸引人，因此，盡管在戰前和戰後有過暫時的挫折，也有過幾次使人恍然大悟的“暴露”，但仍然對法國的命運發揮著強有力的影響，使法國成了比它的許多鄰國都更有利於共產主義發展的肥沃土壤。這一事態發展中最耐人尋味的一點也許是，不但工人階級，就連中產階級的一些重要階層最後也都覺得共產主義很有吸引力。這一趨勢實在是同社會上另外一大批人的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相對應的，因為它的根源也在於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人們對自由主義議會製度理論和實踐普遍感到幻滅。
可是，在另一方麵，1939年希特勒-史達林條約的簽訂使共產黨遭受到了一次突然的打擊。在法國就象在其他各國一樣，共產黨除表示贊成外別無選擇餘地，雖然黨員們都大為愕然，簡直覺得無法相信。然後，緊接著這一打擊而來的就是戰爭的爆發和共產黨的被明令取締。但盡管如此，共產黨仍完整地保住了它最堅定的核心力量並在地下繼續活動，它並沒有失去什麽重要的黨員，雖然它的領袖莫裏斯·多列士在法軍中開了小差，逃往俄國去了。共產黨的這種相當淒涼的處境，一直持續到1941年希特勒進攻俄國而又一次改變了它的處境時，才告結束。
俄國既遭到了進攻，史達林就把這次戰爭稱為“衛國戰爭”——開始時原是叫做“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當時法國的抵抗運動士氣渙散，組織鬆弛；共產黨雖然外表上暫時威望低落，其潛在力量卻始終是組織得很好的。現在他們就用驚人的速度和精力抓到了很大一部分抵抗運動的控製權，但並沒有公開地拿他們的共產黨招牌來炫耀，卻組織了一些所謂“無黨派”的團體(他們在裏邊執掌著主要職位)，從而建成了一個“民族陣線”，甚至把一些教會人士和政治上的右翼分子也都包羅在內。因為他們處處嚴格要求自己，領導、組織和戰鬥得都很出色，別的愛國者很難在他們身上找到什麽東西可以挑剔。而且，史達林於1943年5月24日解散了共產國際，這一姿態似乎表明——這也正是它的用意所在——沒有必要擔心蘇聯將來會幹涉其盟國的國際事務。
也是在這同一年的同一個月(1943年5月)，成立了全國抵抗委員會r)來協調各個抵抗組織的行動。它的第一任主席讓·穆蘭(“馬克斯”)被德國人逮捕殺害；他的繼任者，是一個註定要在國家事務中擔當日益重要的角色的人——喬治·皮杜爾。皮杜爾根本不是一個共產黨人，這一事實當然可以證明抵抗運動並不完全是由共產黨所控製的；但是共產黨在全國抵抗委員會中確實扮演著一種雙重的角色。他們一麵通過其所控製的那些團體間接地從事活動(表麵上他們控製這些團體隻是為了組織方麵的目的)，而另一麵又作為全國性運動中一個不同於其他團體的獨立單位，保持著他們的特徵和獨立性，從而保持他們的“靈魂”完整無損，以備有朝一日他們可以卸去一切偽裝而重新以其本來麵目出現。
雖然好多人擔心在德國人已被趕走、戴高樂的威信尚未確立的這一段混亂期間會發生共產黨的政變，但莫斯科顯然認為時機還未成熟，或者是對這樣一種行動必然要引起軍事上的麻煩有顧慮。的確，共產黨人開始時是心甘情願地服從戴高樂的，甚至當戴高樂把他們為了維持解放後法國國內治安而組織起來的愛國民警隊解除武裝時，他們雖然曾大聲表示抗議，卻還是俯首聽命的。他們在解放以後所追求的目標，看來並不是在準備發動政變，而是寧願通過合法方式扮演一個共和主義大政黨的角色，充當這一悠久而光榮的法國傳統的繼承人。抱著這個目的，他們使自己的宣傳巧妙地適應於社會上各個不同的階級和階層，他們的這種做法非常有成效，因而其黨員人數從1944年的三十八萬五千人發展到1945年的一百萬人。共產黨甚至願意在戴高樂的臨時政府中充當一個小角色，小心翼翼地避免對他作任何直接批評，並大事宣揚它要對法國的經濟恢復作出貢獻。這一點，它確是特別有條件做到的，因為，憑著它對工人的控製，它可以抑製罷工和勞資糾紛，可以使工人牢記保持高產的責任。於是，又象在大戰臨近爆發前那段時期中一樣，共產黨不得不再次在策略上從國際主義者變為民族主義者，從革命派變為憲政派，從不妥協者變為機會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