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民解放軍部隊企圖在12月5-6日晚上實行政變,辦法是奪取雅典中心區的一些政府大廈,從而剝奪掉帕潘德裏歐政府還剩下的那一點點權力。他們的計劃大概是想在斯科比12月4日的最後通牒到期之前就給他造成一個既成事實。但是這個企圖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幾幢主要的政府大廈前有一些英國兵站崗,作為對希臘警察的象徵性補充。全國人民解放軍顯然仍奉有不打英國兵的指示,因此僅僅幾個英國哨兵的在場就足以挫敗全國人民解放軍的計劃。


    第二天,12月6日,英國人採取了攻勢。全國人民解放軍已拒不理睬斯科比要他們撤離雅典的命令,因此雖然最後通牒要到午夜才到期,斯科比就下令對雅典公園區的一些全國人民解放軍據點進行空襲。原來的意圖是以此顯示軍事力量,藉以威嚇民族解放陣線和全國人民解放軍,使他們的態度更和解些。可是,結果適得其反。英國皇家空軍飛機的一些偏離了目標地區的火箭毀壞了幾棟民房,這一攻擊的消息使民族解放陣線和全國人民解放軍的一般人員加強了抵抗到底的決心。抵抗運動的穩健分子無法製止強硬派,後者的論調是,根據12月6日後新的形勢發展,畢竟還是有必要同英國人打仗。


    然而決定是遲遲才作出的,並且始終是勉勉強強的。12月6日之後有一個多星期,全國人民解放軍把他們的軍事行動限製在比較小規模的騷擾上,等待“政治”解決。他們所指望的是,英美國內輿論的壓力再加上替他們說話的俄國的外交幹預,將能迫使邱吉爾退出他那由於希臘危機而陷入的突出陣地。但是民族解放陣線和全國人民解放軍的這番估計,是在不知道邱吉爾同史達林之間有協議的情況下作出的,這個協議早就把希臘劃入了英國的“行動範圍”,而隻要史達林信守協議,單靠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輿論力量是不足以迫使邱吉爾退卻的,雖然這種輿論力量肯定使他躊躇了一下。


    事實上,英軍和全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地位都不適合於真正作戰,全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力量遠在北方,根本沒有調來參加雅典之戰。英軍則以小分隊的形式散駐在雅典和外地各處。如果在12月的第一個星期全國人民解放軍就已在精神上和軍事上有了攻打英國人的準備,看來很有可能他們會贏得完全的或近乎完全的勝利。但是他們沒有準備,在12月1日到15日這段時期內,他們心理上的猶豫不決和行動上的半心半意給了英國人一個機會,使他們得以把分散的部隊撤入薩洛尼卡、佩特雷和雅典-比雷埃夫斯等地比較安全的防線。即使在這一調動完成之後,英國人最初還是隻能進行防禦戰。12月11日之後才下令從義大利調英國戰鬥部隊去希臘增援斯科比指揮的軍隊,到了12月17日,英軍才有力量在比雷埃夫斯地區發動認真的進攻。


    於是就發生這樣的情況,大約直到這個月的月中,雙方都在觀望,指望另一方讓步,使某種政治妥協得以實現;而到了12月15-16日晚上,當全國人民解放軍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進攻以孤注一擲時,為時已經過晚,不再能贏得徹底的軍事勝利了。然而,甚至在來自義大利的增援部隊到達之後,英國人還是不大願意使用他們所掌握的全部火力;在月底之前,他們隻採取小規模的、有限度的行動,目的隻在於保持英軍早先撤入的雅典-比雷埃夫斯的三個地區之間重要交通線的暢通。


    當軍事主動權隨著全國人民解放軍12月15-16日攻勢的失敗而轉入英國人手中時,邱吉爾首先採取的途徑是進行談判。聖誕節那天,他和艾登從倫敦飛到了雅典。在同利珀和斯科比商量並同紮馬斯基諾斯大主教會見之後,邱吉爾召開了一個希臘政界領袖會議,其中也包括民族解放陣線的一些領袖,會議由大主教主持。這次從12月26日到27日舉行的會議不歡而散,沒有談成任何可以結束雅典戰事的妥協辦法;可是,雖然會議在這一點上是失敗的,邱吉爾的希臘之行並非毫無收穫。會議一致建議委託邱吉爾要求希臘國王任命紮馬斯基諾斯大主教為攝政,授權他組織一個(不包括共產黨人的)新政府,並在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君主政體的前途之前,代行國王的權力。同樣重要的一點是邱吉爾在親自接觸之下,很賞識這位大主教,深信這次任命是明智而審慎的。


    因此,邱吉爾從雅典回去後,接見了希臘國王,並以必要時將撇開他採取行動相威脅,說服他任命紮馬斯基諾斯大主教為攝政。大主教於1945年1月1日就任新職;他採取的第一批行動之一是接受帕潘德裏歐及其政府的辭職。兩天後,1月3日,以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將軍為首的新內閣就職。


    希臘政局的這種變化大大削弱了民族解放陣線的地位。攝政製的建立清楚地表明,國王終究不會在英國刺刀保護下回來了;至於懲處“通敵分子”的事,普拉斯蒂拉斯作出保證:“我的政府將採取嚴厲措施”。普拉斯蒂拉斯本人就是一個很可以迎合解陣一般人員中那些共和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的願望的人物。他是一個堅定的共和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困難局麵中出了名的,當時他所領導的政府曾迫使喬治國王第一次流亡國外。這樣,普拉斯蒂拉斯出任首相,似乎就是對解陣宣傳中的一個主要論點的活生生的駁斥。然而,他可不是共產黨的朋友;1944年12月16日,當他剛剛重新踏上希臘國土時,他就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認為首先必須用軍事手段使共產黨人就範,才能在希臘恢復正常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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