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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五)哈裏·霍普金斯的最後一次出使
莫洛托夫5月3日透露的消息，加劇了西方對俄國人在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的行徑所感到的困惑和憤怒，與此同時，由於西方盟國自從羅斯福死後，在上年年底所採取的幾項觸怒俄國人的行動，而使當時的形勢進一步複雜化。在波蘭問題未能達成協議而給舊金山會議帶來的陰黯氣氛下，哈裏·霍普金斯不顧身體有病，還是被說服飛往莫斯科，試圖通過同史達林直接麵談，解決幾個妨礙美蘇關係的問題。霍普金斯於1945年5月25日到達莫斯科，在那裏停留了十一天。他同史達林第一次會見時說，問題的討論需要他在莫斯科多久，他就準備留多久，史達林回答說，他的時間悉聽霍普金斯支配。
霍普金斯對5月26日開始的一般性討論顯然是作過仔細準備的。談話一開始，他便試圖對關係惡化的原因提出美國的看法，而史達林則扼要地談了蘇聯對西方盟國，主要是對美國的不滿，來作為回敬。象在雅爾達一樣，波蘭問題在談話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在這一特定的問題上，霍普金斯必須依靠哈裏曼和國務院的專家們。
霍普金斯說，他對波蘭問題感到關切，並不是關切這一具體問題本身，而是把它看作為他的政府同俄國人協商解決問題的能力的一個象徵。他試圖說明羅斯福對世界事務的想法，並把美國國內那些一成不變地非議蘇聯的人，同支持羅斯福政策的大多數美國人區別開來：正是這些大多數人，現在由於俄國的行動，特別是由於它在波蘭所採取的單方麵行動，而逐漸感到幻滅。
為了消除蘇聯懷疑美國政府的任何根據，霍普金斯小心地把英國的政策同他自己政府的政策，特別是兩國在波蘭問題上的政策區別開來。他向史達林保證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誠意，著重說明他們對波蘭沒有特殊利益。他們將承認任何一個對俄國友好的同時又是波蘭人民人心所向的波蘭政府。
然而，史達林從一開始就堅決認定，波蘭的麻煩在於英國保守黨人希望沿蘇聯邊界重新建立一個“防疫圈”。他表示深信，隻有蘇聯對雅爾達宣言的解釋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釋，他說俄國人不是傻子，決不會稀裏糊塗地接受任何別的解釋。他承認俄國人在波蘭的確採取了一些單方麵的步驟，例如承認華沙臨時政府和簽訂波蘇條約。採取這些行動是有充分理由的，可是西方盟國沒有恰當地加以理解。首先，這裏有紅軍後方安全的問題。他說，等盟國間就波蘭政府問題達成協議後再採取行動，那是不可能的，盧布林政府在保衛紅軍交通線方麵證明很有幫助，在沒有其他可靠政府的情況下，蘇聯政府不能不承認盧布林政府。他提到了最近英國在希臘採取的行動，他對霍普金斯說，至少俄國人還沒有被迫在波蘭採取類似的行動。波蘭不會被“蘇維埃化”，而是將有一個類似比利時或荷蘭那樣的議會製政府。他詳細說明他為什麽希望有一個友好的波蘭。他十分強調地談到了德國的進攻所造成的破壞，堅持今後一定要使這樣的進攻不可能重演。以往，波蘭不是太弱而阻止不了德國人，就是索性同意他們借道通過。這就是蘇聯希望有一個強大友好的波蘭的理由；他不想排斥盟國參與這個問題的解決。
在5月27日的談話中，史達林建議在未來的波蘭民族團結政府的十八個或二十個部長職位中，有四個由英美大使所提名的波蘭人擔任。如果其他各方同意這個解決方案的話，就可以進而考慮具體人選。他認為，米科拉伊奇克可以被接受為四個人選之一。霍普金斯隨時都把會談情況告訴國務院，並通過國務院告知英國政府，他要求給他一點時間來考慮這個建議。
在5月30日的會議上，他們兩人對西方式的自由選舉和基本人權等概念都表示看法一致；不過史達林說，在戰爭時期有必要限製這樣的自由，在和平時期限製則可以少一些。當他談到戰爭時期必須對戰線後方無線電發報機的使用有所限製時，他明顯地提到了被捕的波蘭領袖。他還說決不能讓“法西斯”政黨行使這樣的權利。
霍普金斯似乎並沒有接受史達林5月27日提出的關於成立新波蘭政府的那個建議；最後雙方同意應邀請十二名波蘭人來同莫斯科委員會一起協商：倫敦來三名(但不是來自流亡政府)，米科拉伊奇克應是其中之一；波蘭來五名；華沙臨時政府的領導人來四名。
5月31日晚上，霍普金斯同史達林進行了一次密談，試圖勸使他釋放被捕的波蘭領袖。史達林說，這些人不能釋放，而是必須予以審判；因為根據蘇方掌握的證據，他們從事於陰謀破壞活動。而且，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政府受了邱吉爾和波蘭流亡政府的騙。不過，他暗示這些波蘭領袖將得到寬大處理。
霍普金斯最後這一次出使莫斯科的明顯成功，使舊金山會議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葛羅米柯(俄國駐美大使，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俄國代表團成員)對否決權問題的解釋曾一度使會議陷於停頓；但霍普金斯同史達林達成的協議使代表們有可能在起草憲章方麵再次取得進展。這一協議還使莫斯科委員會得以恢復工作。協議得到了杜魯門的批準；6月12日，在霍普金斯離開莫斯科後不久，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同時發表公告，宣布了將予邀請的波蘭領導人名單，莫斯科委員會已同意邀請這些人於6月15日前到莫斯科，按照雅爾達會議關於波蘭問題的宣言進行協商。
莫洛托夫5月3日透露的消息，加劇了西方對俄國人在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的行徑所感到的困惑和憤怒，與此同時，由於西方盟國自從羅斯福死後，在上年年底所採取的幾項觸怒俄國人的行動，而使當時的形勢進一步複雜化。在波蘭問題未能達成協議而給舊金山會議帶來的陰黯氣氛下，哈裏·霍普金斯不顧身體有病，還是被說服飛往莫斯科，試圖通過同史達林直接麵談，解決幾個妨礙美蘇關係的問題。霍普金斯於1945年5月25日到達莫斯科，在那裏停留了十一天。他同史達林第一次會見時說，問題的討論需要他在莫斯科多久，他就準備留多久，史達林回答說，他的時間悉聽霍普金斯支配。
霍普金斯對5月26日開始的一般性討論顯然是作過仔細準備的。談話一開始，他便試圖對關係惡化的原因提出美國的看法，而史達林則扼要地談了蘇聯對西方盟國，主要是對美國的不滿，來作為回敬。象在雅爾達一樣，波蘭問題在談話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在這一特定的問題上，霍普金斯必須依靠哈裏曼和國務院的專家們。
霍普金斯說，他對波蘭問題感到關切，並不是關切這一具體問題本身，而是把它看作為他的政府同俄國人協商解決問題的能力的一個象徵。他試圖說明羅斯福對世界事務的想法，並把美國國內那些一成不變地非議蘇聯的人，同支持羅斯福政策的大多數美國人區別開來：正是這些大多數人，現在由於俄國的行動，特別是由於它在波蘭所採取的單方麵行動，而逐漸感到幻滅。
為了消除蘇聯懷疑美國政府的任何根據，霍普金斯小心地把英國的政策同他自己政府的政策，特別是兩國在波蘭問題上的政策區別開來。他向史達林保證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誠意，著重說明他們對波蘭沒有特殊利益。他們將承認任何一個對俄國友好的同時又是波蘭人民人心所向的波蘭政府。
然而，史達林從一開始就堅決認定，波蘭的麻煩在於英國保守黨人希望沿蘇聯邊界重新建立一個“防疫圈”。他表示深信，隻有蘇聯對雅爾達宣言的解釋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釋，他說俄國人不是傻子，決不會稀裏糊塗地接受任何別的解釋。他承認俄國人在波蘭的確採取了一些單方麵的步驟，例如承認華沙臨時政府和簽訂波蘇條約。採取這些行動是有充分理由的，可是西方盟國沒有恰當地加以理解。首先，這裏有紅軍後方安全的問題。他說，等盟國間就波蘭政府問題達成協議後再採取行動，那是不可能的，盧布林政府在保衛紅軍交通線方麵證明很有幫助，在沒有其他可靠政府的情況下，蘇聯政府不能不承認盧布林政府。他提到了最近英國在希臘採取的行動，他對霍普金斯說，至少俄國人還沒有被迫在波蘭採取類似的行動。波蘭不會被“蘇維埃化”，而是將有一個類似比利時或荷蘭那樣的議會製政府。他詳細說明他為什麽希望有一個友好的波蘭。他十分強調地談到了德國的進攻所造成的破壞，堅持今後一定要使這樣的進攻不可能重演。以往，波蘭不是太弱而阻止不了德國人，就是索性同意他們借道通過。這就是蘇聯希望有一個強大友好的波蘭的理由；他不想排斥盟國參與這個問題的解決。
在5月27日的談話中，史達林建議在未來的波蘭民族團結政府的十八個或二十個部長職位中，有四個由英美大使所提名的波蘭人擔任。如果其他各方同意這個解決方案的話，就可以進而考慮具體人選。他認為，米科拉伊奇克可以被接受為四個人選之一。霍普金斯隨時都把會談情況告訴國務院，並通過國務院告知英國政府，他要求給他一點時間來考慮這個建議。
在5月30日的會議上，他們兩人對西方式的自由選舉和基本人權等概念都表示看法一致；不過史達林說，在戰爭時期有必要限製這樣的自由，在和平時期限製則可以少一些。當他談到戰爭時期必須對戰線後方無線電發報機的使用有所限製時，他明顯地提到了被捕的波蘭領袖。他還說決不能讓“法西斯”政黨行使這樣的權利。
霍普金斯似乎並沒有接受史達林5月27日提出的關於成立新波蘭政府的那個建議；最後雙方同意應邀請十二名波蘭人來同莫斯科委員會一起協商：倫敦來三名(但不是來自流亡政府)，米科拉伊奇克應是其中之一；波蘭來五名；華沙臨時政府的領導人來四名。
5月31日晚上，霍普金斯同史達林進行了一次密談，試圖勸使他釋放被捕的波蘭領袖。史達林說，這些人不能釋放，而是必須予以審判；因為根據蘇方掌握的證據，他們從事於陰謀破壞活動。而且，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政府受了邱吉爾和波蘭流亡政府的騙。不過，他暗示這些波蘭領袖將得到寬大處理。
霍普金斯最後這一次出使莫斯科的明顯成功，使舊金山會議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葛羅米柯(俄國駐美大使，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俄國代表團成員)對否決權問題的解釋曾一度使會議陷於停頓；但霍普金斯同史達林達成的協議使代表們有可能在起草憲章方麵再次取得進展。這一協議還使莫斯科委員會得以恢復工作。協議得到了杜魯門的批準；6月12日，在霍普金斯離開莫斯科後不久，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同時發表公告，宣布了將予邀請的波蘭領導人名單，莫斯科委員會已同意邀請這些人於6月15日前到莫斯科，按照雅爾達會議關於波蘭問題的宣言進行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