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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納粹在4月13日宣布這一發現時，對這樣一個敗壞俄國人名譽的機會感到如此興高采烈，以致他們的報導充滿了失真和誇張之處，其中有些報導，由於證據越來越多，他們不得不加以修正；而這很自然地使人們對整個控告的真實性發生了懷疑。
德國人還組織了一個外國記者訪問團去卡廷森林，不久，中立國和衛星國的報紙上就開始出現了報導。其中羅伯特·布羅斯寫的發表在4月13日一家阿根廷日報上的報導，被軸心國的電台廣播了。從這些記者所寫的報導來判斷，他們似乎相信德國人的說法是正確的。
波蘭領袖們過去就失蹤的軍官問題向俄國人作了曠日持久的、徒勞無功的查詢之後，若幹時候以來已經無可奈何地相信這批軍官已不在人世了，但安德爾斯軍中的士兵們對此是不知道的，因此當德國人的發現宣布後，整個軍隊陷於一片焦慮和沮喪之中。4月15日，安德爾斯向倫敦的波蘭政府送去了一份報告，綜述了他和他的部下於1941年和1942年間如何徒勞地探聽那些軍官們的消息，並建議政府領導人要求蘇聯官方作出解釋。他的這個報告和波蘭地下組織證實這些屍體身分的報告差不多同時到達，博爾-科莫羅夫斯基曾派自己的組織的一個人員去現場，撇開波蘭紅十字會，單獨進行了調查，他很快就得出了罪責在誰身上的結論。
經過兩天的沉默，俄國人在4月15日發表了一份公報，罵德國人“無恥捏造”，並把這次屠殺的罪名推到德國人頭上。公報說，1941年這些戰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從事建築工作，那年夏天，蘇聯部隊撤退後，他們落入了德國人手中。關於德國人提到的那個地區的其他墓塚，公報說，靠近現場的格涅茲多瓦亞村是一個歷史上的埋葬場，曾經在那裏進行過考古發掘。4月17日由蘇聯情報局發布的另一份公報說，納粹可能在1941年就已屠殺了這些戰俘，它舉出一些理由，說明為什麽上層的屍體保存得這樣好，並把屍體上發現的文件推到“蓋世太保檔案庫”頭上。
波蘭人盡管感到驚異，起初還是謹慎行事。4月15日，倫敦發行的一家波蘭報紙刊出一篇文章，希望德國人對俄國人的這一指控“將會象過去常見的那樣，證明是謊言”。可是到了4月17日，波蘭人不再講究謹慎了，波蘭國防部長庫基耶爾發表了一份公報，敘述了失蹤軍官事件的始末以及波蘭當局為了從俄國人那裏獲得這批軍官的下落所作的長期努力。公報說，從來沒有得到過答覆，因此，雖然波蘭人對於德國人宣傳中的撒謊已司空見慣，但根據他們早先注意到的情報，波蘭政府已與國際紅十字會聯繫，以便使這些指控“由一個合格的國際機構來加以鑑定”，並已要求派一個代表團到現場去。同一天，倫敦的波蘭政府在一篇聲明中公開證實了這一意圖，這篇聲明還提到納粹的某些暴行，這就在道義上使納粹無法從這個事件中撈取“政治資本”。同時波蘭紅十字會代表在瑞士把波蘭政府的這一請求交給國際紅十字會的一位代表。就在這之前不到一小時，德國的代表作了同樣的請求。
正如人們已經看到的，由於各種相互牽連的問題，波蘇關係已有相當一個時期處於緊張狀態。自從安德爾斯的軍隊撤出蘇聯以來，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使兩國政府間的距離每天都在擴大。在當時看來，使波蘇關係急劇惡化的原因，似乎並不單單是卡廷事件。但是，當4月19日《真理報》上出現了一篇題為“同希特勒勾結的波蘭人”的社論時，波蘇關係發生了這種劇變就很明顯了。這篇文章猛烈攻擊波蘭流亡政府附和“希特勒分子的卑鄙挑撥”。文章提醒人們注意德國人幹下了那麽多人所共知的暴行，並且要人們注意在這個事件中有人企圖把罪名加在“猶太人民委員”頭上，因此，文章說，波蘭同紅十字會的聯繫(在德國同該會聯繫的同時)必須看作是“對希特勒分子的挑撥的直接和明顯的幫凶行為”，文章說，波蘭民族並不相信這些汙衊，並以厭惡的心情唾棄這些與希特勒勾結的波蘭人。
這篇文章引起了國際上的轟動。西方盟國的新聞界人士當時正全神貫注於戰爭的進行，沒有注意到波蘇交涉的背景，深恐這次事件會引起波蘇關係的危機。在他們看來，波蘭人似乎選擇了一個特別不適當的時刻幫助了敵人的宣傳，並且對一個友好的盟國作了如此激烈的指責。然而西方報紙的評論並沒有能阻止波蘭外交部長在4月20日正式要求對失蹤軍官的命運作出解釋。4月20日，塔斯社確認《真理報》的社論是與蘇聯官方意見一致的，並又一次攻擊波蘭流亡政府中的“親希特勒分子”惡化了與蘇聯的關係。
4月26日，波蘭駐蘇大使被召到外交人民委員部，由莫洛托夫交給他一個照會。照會說，波蘭政府沒有向蘇聯政府詢問或請蘇聯政府解釋，就“背著蘇聯政府”與德國人同時採取行動，一起要求紅十字會作調查，並“以同樣的方式”搞報紙宣傳運動。既然他們已經“墮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走上了與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氣的道路”，並對蘇聯採取了敵對的態度，因此，俄國人“決定中斷與波蘭政府的關係”。
事態的這一變化使英國人和美國人吃了一驚，他們當時表明，他們更關心的是怎樣彌合分裂，而不是去判斷誰是誰非。報紙輿論對聯合國家的兩個成員國竟發生不和，對波蘭政府竟作出如此錯誤的判斷，即在戰爭的這一關鍵階段，在盟國間的合作必不可少的時刻，居然根據德國人所提出的指控掀起爭端，表示深為遺憾。《紐約時報》認為俄國人和波蘭人都落入了納粹的圈套。它批評波蘭人不該提出這個爭端，俄國則不該貿然中斷關係。《泰晤士報》隻批評波蘭人，說他們助長了戈培爾的這一勝利。外交界開始了緊張的努力來彌合這一破裂。4月27日和28日，西科爾斯基、邱吉爾、艾登和美國駐倫敦大使懷南特之間舉行了幾次會議。與此同時，波蘭在倫敦的內閣商定了一篇宣言的文本，並於次日發表。宣言說，“在波蘭共和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基礎上”波蘭政府仍希望奉行同蘇聯友好的政策，還說波蘭方麵早於上一次公報(1943年4月17日發表的)裏就已指出德國人無權妄圖利用這一悲劇來達到他們“自己的奸惡目的”，所以沒有必要因為有人指責他們同希特勒勾結而為自己辯護。經盟國政府施加更大壓力之後，波蘭人在4月30日發表了一項聲明說，他們認為他們向國際紅十字會提出的請求由於被德國人用於宣傳目的而已失效，邱吉爾因此在5月3日(波蘭國慶日)給波蘭人的一封信中，讚揚了他們在協同盟國一致抗擊德國人方麵作出的努力。5月4日，史達林在書麵回答《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記者所提的問題時，宣稱他希望有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波蘭，說他願意在“牢固的睦鄰關係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立戰後關係，因此人們認為事態已有所好轉。但是恢復外交關係的任何幻想都被維辛斯基在5月6日打消了。他在一篇對報界的聲明中，回顧了自從1941年7月30日的協定簽訂以來同蘇聯境內波蘭人的關係，並得出結論說，由於波蘭人拒絕與紅軍並肩戰鬥，又利用分配救濟品的便利來從事反對蘇聯的間諜活動，他們已表現出一種敵對的態度，這一態度“隻能成為真正友好親密的蘇波關係的障礙”。
德國人還組織了一個外國記者訪問團去卡廷森林，不久，中立國和衛星國的報紙上就開始出現了報導。其中羅伯特·布羅斯寫的發表在4月13日一家阿根廷日報上的報導，被軸心國的電台廣播了。從這些記者所寫的報導來判斷，他們似乎相信德國人的說法是正確的。
波蘭領袖們過去就失蹤的軍官問題向俄國人作了曠日持久的、徒勞無功的查詢之後，若幹時候以來已經無可奈何地相信這批軍官已不在人世了，但安德爾斯軍中的士兵們對此是不知道的，因此當德國人的發現宣布後，整個軍隊陷於一片焦慮和沮喪之中。4月15日，安德爾斯向倫敦的波蘭政府送去了一份報告，綜述了他和他的部下於1941年和1942年間如何徒勞地探聽那些軍官們的消息，並建議政府領導人要求蘇聯官方作出解釋。他的這個報告和波蘭地下組織證實這些屍體身分的報告差不多同時到達，博爾-科莫羅夫斯基曾派自己的組織的一個人員去現場，撇開波蘭紅十字會，單獨進行了調查，他很快就得出了罪責在誰身上的結論。
經過兩天的沉默，俄國人在4月15日發表了一份公報，罵德國人“無恥捏造”，並把這次屠殺的罪名推到德國人頭上。公報說，1941年這些戰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從事建築工作，那年夏天，蘇聯部隊撤退後，他們落入了德國人手中。關於德國人提到的那個地區的其他墓塚，公報說，靠近現場的格涅茲多瓦亞村是一個歷史上的埋葬場，曾經在那裏進行過考古發掘。4月17日由蘇聯情報局發布的另一份公報說，納粹可能在1941年就已屠殺了這些戰俘，它舉出一些理由，說明為什麽上層的屍體保存得這樣好，並把屍體上發現的文件推到“蓋世太保檔案庫”頭上。
波蘭人盡管感到驚異，起初還是謹慎行事。4月15日，倫敦發行的一家波蘭報紙刊出一篇文章，希望德國人對俄國人的這一指控“將會象過去常見的那樣，證明是謊言”。可是到了4月17日，波蘭人不再講究謹慎了，波蘭國防部長庫基耶爾發表了一份公報，敘述了失蹤軍官事件的始末以及波蘭當局為了從俄國人那裏獲得這批軍官的下落所作的長期努力。公報說，從來沒有得到過答覆，因此，雖然波蘭人對於德國人宣傳中的撒謊已司空見慣，但根據他們早先注意到的情報，波蘭政府已與國際紅十字會聯繫，以便使這些指控“由一個合格的國際機構來加以鑑定”，並已要求派一個代表團到現場去。同一天，倫敦的波蘭政府在一篇聲明中公開證實了這一意圖，這篇聲明還提到納粹的某些暴行，這就在道義上使納粹無法從這個事件中撈取“政治資本”。同時波蘭紅十字會代表在瑞士把波蘭政府的這一請求交給國際紅十字會的一位代表。就在這之前不到一小時，德國的代表作了同樣的請求。
正如人們已經看到的，由於各種相互牽連的問題，波蘇關係已有相當一個時期處於緊張狀態。自從安德爾斯的軍隊撤出蘇聯以來，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使兩國政府間的距離每天都在擴大。在當時看來，使波蘇關係急劇惡化的原因，似乎並不單單是卡廷事件。但是，當4月19日《真理報》上出現了一篇題為“同希特勒勾結的波蘭人”的社論時，波蘇關係發生了這種劇變就很明顯了。這篇文章猛烈攻擊波蘭流亡政府附和“希特勒分子的卑鄙挑撥”。文章提醒人們注意德國人幹下了那麽多人所共知的暴行，並且要人們注意在這個事件中有人企圖把罪名加在“猶太人民委員”頭上，因此，文章說，波蘭同紅十字會的聯繫(在德國同該會聯繫的同時)必須看作是“對希特勒分子的挑撥的直接和明顯的幫凶行為”，文章說，波蘭民族並不相信這些汙衊，並以厭惡的心情唾棄這些與希特勒勾結的波蘭人。
這篇文章引起了國際上的轟動。西方盟國的新聞界人士當時正全神貫注於戰爭的進行，沒有注意到波蘇交涉的背景，深恐這次事件會引起波蘇關係的危機。在他們看來，波蘭人似乎選擇了一個特別不適當的時刻幫助了敵人的宣傳，並且對一個友好的盟國作了如此激烈的指責。然而西方報紙的評論並沒有能阻止波蘭外交部長在4月20日正式要求對失蹤軍官的命運作出解釋。4月20日，塔斯社確認《真理報》的社論是與蘇聯官方意見一致的，並又一次攻擊波蘭流亡政府中的“親希特勒分子”惡化了與蘇聯的關係。
4月26日，波蘭駐蘇大使被召到外交人民委員部，由莫洛托夫交給他一個照會。照會說，波蘭政府沒有向蘇聯政府詢問或請蘇聯政府解釋，就“背著蘇聯政府”與德國人同時採取行動，一起要求紅十字會作調查，並“以同樣的方式”搞報紙宣傳運動。既然他們已經“墮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走上了與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氣的道路”，並對蘇聯採取了敵對的態度，因此，俄國人“決定中斷與波蘭政府的關係”。
事態的這一變化使英國人和美國人吃了一驚，他們當時表明，他們更關心的是怎樣彌合分裂，而不是去判斷誰是誰非。報紙輿論對聯合國家的兩個成員國竟發生不和，對波蘭政府竟作出如此錯誤的判斷，即在戰爭的這一關鍵階段，在盟國間的合作必不可少的時刻，居然根據德國人所提出的指控掀起爭端，表示深為遺憾。《紐約時報》認為俄國人和波蘭人都落入了納粹的圈套。它批評波蘭人不該提出這個爭端，俄國則不該貿然中斷關係。《泰晤士報》隻批評波蘭人，說他們助長了戈培爾的這一勝利。外交界開始了緊張的努力來彌合這一破裂。4月27日和28日，西科爾斯基、邱吉爾、艾登和美國駐倫敦大使懷南特之間舉行了幾次會議。與此同時，波蘭在倫敦的內閣商定了一篇宣言的文本，並於次日發表。宣言說，“在波蘭共和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基礎上”波蘭政府仍希望奉行同蘇聯友好的政策，還說波蘭方麵早於上一次公報(1943年4月17日發表的)裏就已指出德國人無權妄圖利用這一悲劇來達到他們“自己的奸惡目的”，所以沒有必要因為有人指責他們同希特勒勾結而為自己辯護。經盟國政府施加更大壓力之後，波蘭人在4月30日發表了一項聲明說，他們認為他們向國際紅十字會提出的請求由於被德國人用於宣傳目的而已失效，邱吉爾因此在5月3日(波蘭國慶日)給波蘭人的一封信中，讚揚了他們在協同盟國一致抗擊德國人方麵作出的努力。5月4日，史達林在書麵回答《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記者所提的問題時，宣稱他希望有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波蘭，說他願意在“牢固的睦鄰關係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立戰後關係，因此人們認為事態已有所好轉。但是恢復外交關係的任何幻想都被維辛斯基在5月6日打消了。他在一篇對報界的聲明中，回顧了自從1941年7月30日的協定簽訂以來同蘇聯境內波蘭人的關係，並得出結論說，由於波蘭人拒絕與紅軍並肩戰鬥，又利用分配救濟品的便利來從事反對蘇聯的間諜活動，他們已表現出一種敵對的態度，這一態度“隻能成為真正友好親密的蘇波關係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