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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東條英機送上絞刑架的中國人 作者：梅朝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早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前11個月，裕仁就曾親自命令對突襲珍珠港的可能性做出評估。在偷襲珍珠港之前數月，裕仁還詳細詢問了軍事和經濟計劃。1941年7月2日，天皇在東京召集禦前會議，計劃在繼續擴大侵華戰爭的同時，以海軍為基本力量，集中陸軍15個師團和空軍發動太平洋戰爭。1941年10月間在決定是否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關鍵時刻，裕仁天皇明知缺乏堅定信心和勇氣的近衛總理大臣正為處理此問題而不知所措，卻又不做出避免戰爭的裁決，反而不顧日本國內外對東條英機的強烈譴貴，堅持任命東條組閣，導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事件發生後的12月21日，天皇在東京召集禦前會議，討論製訂了《為完成大東亞戰爭而決定處理中國問題的根本方針》，公開打起“大東亞共榮圈”的旗號，企圖實現其霸占世界的野心。
◆ 為何不追究天皇的罪責
雖然日本天皇對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戰後對如何處置天皇，作為盟國中頭號強國的美國卻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思索過程。
早在戰爭還未結束之時，美國國內在研究如何處理日本天皇的問題上，就出現了很大的意見分歧。以羅斯福為代表的“進步派”認為，隻有取消天皇製，才能徹底消滅日本軍國主義；而“日本派”則認為，逼迫日本投降，並不意味非要剷除皇室不可，保留天皇製有利於統治日本，日本人“狂熱”地擁戴天皇，如果外來勢力廢除天皇製，將“帶來嚴重後果”，即盟國“為防止日本復活天皇製”，則需要“無限期地占領日本”。兩種意見相持不下。
1945年4月，羅斯福病逝後，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隨著共同的敵人行將覆滅，反法西斯同盟主要盟國開始更多地考慮本國在戰後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戰略。杜魯門逐漸認識到，蘇聯是其稱霸的障礙而不是合作的對象，遂一改羅斯福生前與蘇聯協調和合作的做法，開始對蘇採取冷淡和強硬的態度。奉行“溫和”對日政策的“日本派”因而得勢，經過反覆權衡，美國政府最終接受了日本以保存天皇製作為實行“無條件投降”的條件。
11.遺 憾(4)
1945年8月11日，美國國務卿向日本轉遞美國的復照：《波茨坦公告》“不包括任何有損於陛下作為最高統治者之特權的要求”，但“自投降之時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力，即須聽從於盟國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達之意誌確定之”。13日淩晨，日本駐瑞典公使岡本發回報告，透露美英經與蘇聯交涉折衝，實際上已接受日方關於保留天皇製度的條件。天皇據此判斷“關於國體問題，……對方具有相當之善意”，最終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決斷，並頒布了“朕於茲得以維護國體”的《終戰詔書》。繼天皇“玉音廣播”詔書後，鈴木內閣也發布告示，強調“今國民所應一致努力者在於維護國體”。
由此可見，日本最後宣布投降，是由於美國基本上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也部分實現了美國的“初衷”。就這樣，日本天皇製被保留下來，天皇依舊作為“日本國及國民統合的象徵”，使日本民族自古積澱的天皇崇拜思想沒能得到徹底改造。而這種思想，是一種類似於宗教感召的觀念意識，它比一般的政治學說具有更大的煽動性和迷惑力，對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日本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為了適應政府和軍部對外戰爭的需要，日本逐步確立起軍國主義教育體製，向日本民眾全麵灌輸“天皇至上”的思想，培育起了具有愚忠心理的“忠臣良民”。這種天皇崇拜思想和軍國主義教育，曾驅使日本民眾狂熱地盲從和協助政府進行侵略戰爭。因此，保留天皇製為日本推卸戰爭責任埋下口實，成為其“徹底反省”的障礙。
不僅如此，在戰後初期，美國從它的遠東綜合戰略出發，再次偏袒了天皇裕仁和日本。
日本投降後，美國獨占了日本。隨即，由參加對日作戰的11個國家的法官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軍國主義主要戰犯東條英機等28人進行了審判。而且當時參戰各盟國也強烈要求公審天皇裕仁，各國政府，如蘇聯、中國、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都已將裕仁列為戰犯。美國國內意見不一，有人強烈主張把裕仁押上國際法庭；也有人主張勒令這個發動戰爭的皇帝退位，由當時12歲的皇太子明仁登基繼位，並由裕仁的弟弟高鬆親王攝政；還有人主張建立君主憲政，進行民主改革，實行共和等等。就連日本國內，從戰爭末期到投降時，政府和重臣也普遍認為天皇應負戰爭責任。
一時間，處決天皇裕仁的輿論沸沸揚揚，天皇陛下或許要被處死的風聲甚至都流傳到了日本偏遠的農村。天皇裕仁也深知自己罪大惡極，表示一旦得到逮捕的通知，他將考慮自殺。
但處置日本戰犯的問題，輿論歸輿論，真正的生殺大權當時尚獨攬在駐日盟軍最高統帥———美國人麥克阿瑟手裏。
麥克阿瑟到東京後不久，他的一些副手就向他建議：立即把裕仁傳到司令部來訓話，一來顯示盟軍最高司令部的絕對權威，二來掃掃天皇的威風。麥克阿瑟對此搖頭，說：“這樣做將會傷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為在日本人看來，這樣做是折磨天皇！”他知道，天皇是日本國民的精神支柱，即便在戰敗的日本國內，天皇仍有巨大的號召力和凝聚力，許多老百姓家裏仍然高掛著身穿元帥服的天皇肖像。麥克阿瑟想利用天皇對日本人的神秘影響，促使實現他改造日本的宏大藍圖。於是，麥克阿瑟將軍與日本天皇裕仁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麵。
◆ 為何不追究天皇的罪責
雖然日本天皇對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戰後對如何處置天皇，作為盟國中頭號強國的美國卻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思索過程。
早在戰爭還未結束之時，美國國內在研究如何處理日本天皇的問題上，就出現了很大的意見分歧。以羅斯福為代表的“進步派”認為，隻有取消天皇製，才能徹底消滅日本軍國主義；而“日本派”則認為，逼迫日本投降，並不意味非要剷除皇室不可，保留天皇製有利於統治日本，日本人“狂熱”地擁戴天皇，如果外來勢力廢除天皇製，將“帶來嚴重後果”，即盟國“為防止日本復活天皇製”，則需要“無限期地占領日本”。兩種意見相持不下。
1945年4月，羅斯福病逝後，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隨著共同的敵人行將覆滅，反法西斯同盟主要盟國開始更多地考慮本國在戰後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戰略。杜魯門逐漸認識到，蘇聯是其稱霸的障礙而不是合作的對象，遂一改羅斯福生前與蘇聯協調和合作的做法，開始對蘇採取冷淡和強硬的態度。奉行“溫和”對日政策的“日本派”因而得勢，經過反覆權衡，美國政府最終接受了日本以保存天皇製作為實行“無條件投降”的條件。
11.遺 憾(4)
1945年8月11日，美國國務卿向日本轉遞美國的復照：《波茨坦公告》“不包括任何有損於陛下作為最高統治者之特權的要求”，但“自投降之時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力，即須聽從於盟國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達之意誌確定之”。13日淩晨，日本駐瑞典公使岡本發回報告，透露美英經與蘇聯交涉折衝，實際上已接受日方關於保留天皇製度的條件。天皇據此判斷“關於國體問題，……對方具有相當之善意”，最終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決斷，並頒布了“朕於茲得以維護國體”的《終戰詔書》。繼天皇“玉音廣播”詔書後，鈴木內閣也發布告示，強調“今國民所應一致努力者在於維護國體”。
由此可見，日本最後宣布投降，是由於美國基本上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也部分實現了美國的“初衷”。就這樣，日本天皇製被保留下來，天皇依舊作為“日本國及國民統合的象徵”，使日本民族自古積澱的天皇崇拜思想沒能得到徹底改造。而這種思想，是一種類似於宗教感召的觀念意識，它比一般的政治學說具有更大的煽動性和迷惑力，對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日本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為了適應政府和軍部對外戰爭的需要，日本逐步確立起軍國主義教育體製，向日本民眾全麵灌輸“天皇至上”的思想，培育起了具有愚忠心理的“忠臣良民”。這種天皇崇拜思想和軍國主義教育，曾驅使日本民眾狂熱地盲從和協助政府進行侵略戰爭。因此，保留天皇製為日本推卸戰爭責任埋下口實，成為其“徹底反省”的障礙。
不僅如此，在戰後初期，美國從它的遠東綜合戰略出發，再次偏袒了天皇裕仁和日本。
日本投降後，美國獨占了日本。隨即，由參加對日作戰的11個國家的法官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軍國主義主要戰犯東條英機等28人進行了審判。而且當時參戰各盟國也強烈要求公審天皇裕仁，各國政府，如蘇聯、中國、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都已將裕仁列為戰犯。美國國內意見不一，有人強烈主張把裕仁押上國際法庭；也有人主張勒令這個發動戰爭的皇帝退位，由當時12歲的皇太子明仁登基繼位，並由裕仁的弟弟高鬆親王攝政；還有人主張建立君主憲政，進行民主改革，實行共和等等。就連日本國內，從戰爭末期到投降時，政府和重臣也普遍認為天皇應負戰爭責任。
一時間，處決天皇裕仁的輿論沸沸揚揚，天皇陛下或許要被處死的風聲甚至都流傳到了日本偏遠的農村。天皇裕仁也深知自己罪大惡極，表示一旦得到逮捕的通知，他將考慮自殺。
但處置日本戰犯的問題，輿論歸輿論，真正的生殺大權當時尚獨攬在駐日盟軍最高統帥———美國人麥克阿瑟手裏。
麥克阿瑟到東京後不久，他的一些副手就向他建議：立即把裕仁傳到司令部來訓話，一來顯示盟軍最高司令部的絕對權威，二來掃掃天皇的威風。麥克阿瑟對此搖頭，說：“這樣做將會傷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為在日本人看來，這樣做是折磨天皇！”他知道，天皇是日本國民的精神支柱，即便在戰敗的日本國內，天皇仍有巨大的號召力和凝聚力，許多老百姓家裏仍然高掛著身穿元帥服的天皇肖像。麥克阿瑟想利用天皇對日本人的神秘影響，促使實現他改造日本的宏大藍圖。於是，麥克阿瑟將軍與日本天皇裕仁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