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以上庸、鞀、豐、鼓、竽、熹、■等七種樂器外，甲骨文中至少尚可尋出另十一種樂器名。一曰磬（《掇》1·453），為打擊樂器。二曰玉，辭雲：“奏玉”（《丙》141）、“王奏茲玉”（《合集》6653），為玉製的打擊樂器，也可能專指玉磬。三曰■（《安明》854），許進雄先生以為可能與■同字，是一種形製與今之雲鑼相似的打擊樂器1。四曰■（《安明》1678），許釋像手鼓形2。五曰■（《寧滬》1· 73），或說是編管樂器，類似漢代人說的蕭3。六曰言，許釋管樂器之象形4，七曰■，辭雲：“言侑於丁……■九……亞一羊”（《安明》70），似為彈撥式弦樂器。八曰■，辭雲：“奏■”（《合集》14311），疑指絲竹琴瑟之類的弦樂器。九曰“奏■”（《乙》8311），似屬牽拉式弦樂器。十曰“奏■’（《安明》2426），上有吹口，疑為陶哨、陶塤之類的吹樂器。十一曰■，辭雲：“其奏■（《屯南》417），疑為陶鼓之類的拍擊樂器。
商代的樂師，主要是由稱作“萬”的人組成。甲骨文有“萬其奏”（《合集》30131）、“萬其作庸”（《合集》31018），可見“萬”熟悉有關樂器的性能，稱得上是商代的出色演奏家。有一片甲骨卜辭雲：
萬惟美奏。
惟庸奏。
於孟庭奏。
於新室奏。（《安明》1823＋《明續》2285）四辭同卜一事，言“萬”要奏叫作“美”的樂曲，是用庸演奏麽，是在孟庭還是在新室的宮廷演奏呢。說明“萬”還通曉各種祭歌或宮廷曲。它辭有雲：“惟萬呼舞”（《合集》30028），是知“萬”亦明於舞蹈。誠如裘錫圭先生指出的，“萬”顯然是主要從事舞樂工作的一種人，由於“萬”人很多，故有稱“多萬”（《屯南》4093）1。有一片甲骨文雲：“多萬……入教若”（《英國》1999），大概是商王讓多萬教習舞樂。
但商代的舞者，財不限為“萬”人。為舞者，有“王其舞”2，有“多■舞”3，有“呼戍舞”4，有“呼多老舞”5，還有專門的“舞臣”6。上自商王，下至文武元臣，包括一般官員，在重大祭典或宴饗等場合，均曾成為過“歌之詠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角色。唯樂器的演奏，大概通常是由“萬”者承擔。
《周禮·春官·大司樂》有雲：“以六律、六同、六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古代統治者寓樂於政，不同的樂舞用於不同的場合，要以體現成儀、和諧上下、養尊處優為其本質所在，至少在商代已經如此。甲骨文中出現的眾多的樂歌名，不同形式的舞蹈，品類較齊的樂器，以及關於樂師舞臣的設置分工，表明商代統治者對“樂政”建設的重視，這相應也促進了樂舞的複雜化和多樣化的發展進程。故宮博物院藏商代編磬三件，分別有銘“永啟”、“永餘”、“夭餘”，或釋“永啟”是詠歌初啟，“永餘”是唱聲舒緩，“夭餘”是舞人側首款擺而舞7。輕歌曼舞，以磬為節，情在其中，聚歌、舞、器奏三方麵內容於一場，卓然表明了商代樂舞的發達程度。
以樂侑食，是商代貴族階層日常生活所尚，也是“殷人尚聲”的一大方麵。最著者要數商末王紂，《殷本紀》言其“使師涓作新淫聲、北裏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矩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力池，懸肉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說苑·反質》謂紂“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弦，流漫不禁”。縱美食聲色，過度的揮霍奢糜，當然是商紂敗亡的原因之一，其實商曆代統治者何嚐不好食嗜樂。一期甲骨文中的“南凜”1、“胰廩”2、“廩三”3，三四期的“西倉”4，均是類似於商紂時“鹿台”、“钜橋”的不同時期倉廩，專供時王受享。除在一些特殊禮儀飲食場合，要由商王或其他權貴象徵性地親自主廚，以揚威儀外，平時他們的進食一般總是由人伺候的；“以樂侑食”則有專門的樂師和舞臣掌執；食品則有專門的廚官提供服務，甲骨文中稱為“多食”5。《論語·微子》謂古代統治者的進食，有大師、亞飯、三飯、四飯、鼓者、播鞀者、少師、擊磐者等一大批人各司其職。從甲骨文的“多萬”、“舞臣”、“多老”、“多食”等史料看，商代上層貴族的“以樂侑食”，正是有大批人為其服務的。
這種“以樂侑食”，伴隨著階級壓迫的嚴酷史實。殷墟前15次發掘，在小屯發現一座編號為186號的小墓，長2.45、寬1.4、深2.6米，麵積僅3.4平方米，內埋人架9具，或仰或臥或側或屈，隨葬銅刀3，立式刻刀2，木豆4，又有一張木質刀俎，長約70、寬32、寬50厘米，其中一把銅刀就放在木俎上，據推測，埋的人都是庖廚奴隸6。
70年代殷墟西區發掘的m701墓，雖被盜過，仍出不少白陶、瓷陶的高級飲食具，同墓又出石磐一件和銅鈴14件，有12人殉葬，其中一人的頭部還戴著牛頭銅麵具1。這位貴族墓主不但生前美食尚樂，死後還要舞者伴葬，樂器相隨。可見當時的“以樂侑食”、“以樂寓政”，是完全建立在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階級壓迫基礎上的。
商代的樂師，主要是由稱作“萬”的人組成。甲骨文有“萬其奏”（《合集》30131）、“萬其作庸”（《合集》31018），可見“萬”熟悉有關樂器的性能，稱得上是商代的出色演奏家。有一片甲骨卜辭雲：
萬惟美奏。
惟庸奏。
於孟庭奏。
於新室奏。（《安明》1823＋《明續》2285）四辭同卜一事，言“萬”要奏叫作“美”的樂曲，是用庸演奏麽，是在孟庭還是在新室的宮廷演奏呢。說明“萬”還通曉各種祭歌或宮廷曲。它辭有雲：“惟萬呼舞”（《合集》30028），是知“萬”亦明於舞蹈。誠如裘錫圭先生指出的，“萬”顯然是主要從事舞樂工作的一種人，由於“萬”人很多，故有稱“多萬”（《屯南》4093）1。有一片甲骨文雲：“多萬……入教若”（《英國》1999），大概是商王讓多萬教習舞樂。
但商代的舞者，財不限為“萬”人。為舞者，有“王其舞”2，有“多■舞”3，有“呼戍舞”4，有“呼多老舞”5，還有專門的“舞臣”6。上自商王，下至文武元臣，包括一般官員，在重大祭典或宴饗等場合，均曾成為過“歌之詠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角色。唯樂器的演奏，大概通常是由“萬”者承擔。
《周禮·春官·大司樂》有雲：“以六律、六同、六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古代統治者寓樂於政，不同的樂舞用於不同的場合，要以體現成儀、和諧上下、養尊處優為其本質所在，至少在商代已經如此。甲骨文中出現的眾多的樂歌名，不同形式的舞蹈，品類較齊的樂器，以及關於樂師舞臣的設置分工，表明商代統治者對“樂政”建設的重視，這相應也促進了樂舞的複雜化和多樣化的發展進程。故宮博物院藏商代編磬三件，分別有銘“永啟”、“永餘”、“夭餘”，或釋“永啟”是詠歌初啟，“永餘”是唱聲舒緩，“夭餘”是舞人側首款擺而舞7。輕歌曼舞，以磬為節，情在其中，聚歌、舞、器奏三方麵內容於一場，卓然表明了商代樂舞的發達程度。
以樂侑食，是商代貴族階層日常生活所尚，也是“殷人尚聲”的一大方麵。最著者要數商末王紂，《殷本紀》言其“使師涓作新淫聲、北裏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矩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力池，懸肉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說苑·反質》謂紂“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弦，流漫不禁”。縱美食聲色，過度的揮霍奢糜，當然是商紂敗亡的原因之一，其實商曆代統治者何嚐不好食嗜樂。一期甲骨文中的“南凜”1、“胰廩”2、“廩三”3，三四期的“西倉”4，均是類似於商紂時“鹿台”、“钜橋”的不同時期倉廩，專供時王受享。除在一些特殊禮儀飲食場合，要由商王或其他權貴象徵性地親自主廚，以揚威儀外，平時他們的進食一般總是由人伺候的；“以樂侑食”則有專門的樂師和舞臣掌執；食品則有專門的廚官提供服務，甲骨文中稱為“多食”5。《論語·微子》謂古代統治者的進食，有大師、亞飯、三飯、四飯、鼓者、播鞀者、少師、擊磐者等一大批人各司其職。從甲骨文的“多萬”、“舞臣”、“多老”、“多食”等史料看，商代上層貴族的“以樂侑食”，正是有大批人為其服務的。
這種“以樂侑食”，伴隨著階級壓迫的嚴酷史實。殷墟前15次發掘，在小屯發現一座編號為186號的小墓，長2.45、寬1.4、深2.6米，麵積僅3.4平方米，內埋人架9具，或仰或臥或側或屈，隨葬銅刀3，立式刻刀2，木豆4，又有一張木質刀俎，長約70、寬32、寬50厘米，其中一把銅刀就放在木俎上，據推測，埋的人都是庖廚奴隸6。
70年代殷墟西區發掘的m701墓，雖被盜過，仍出不少白陶、瓷陶的高級飲食具，同墓又出石磐一件和銅鈴14件，有12人殉葬，其中一人的頭部還戴著牛頭銅麵具1。這位貴族墓主不但生前美食尚樂，死後還要舞者伴葬，樂器相隨。可見當時的“以樂侑食”、“以樂寓政”，是完全建立在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階級壓迫基礎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