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左傳·哀公元年》。
1 《左傳·昭公二十年》。
2 《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1期。
3 佟屏亞：《梅史漫話》，《農業考古》1983年2期。
4 《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1期。
1 參見李健民：《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酒器》，《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又王樹民：《談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東史前文化論文集》，齊魯書社，1986 年。
2 張瑞玲、鞏啟明：《清醠之美，始於耒耜》，《考古與文物》1990年5期。
3 《槁城台西商代遺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75～176頁。
4 《三千年前古酒尚飄香》，《人民日報》1987年12月24日。
5 《安陽郭家莊的一座殷墓》，《考古》1986年8期。
1 《固始縣葛藤山六號商代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91年1期。
2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1期。
3 李學勤：《邲其三卣與有關問題》，《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
1 《粹》1223。
2 參見李濟，《安陽遺址出上之狩獵卜辭、動物遺骸與裝飾文樣》，《台灣大學考 古人類學刊》9、10期合刊，1957年。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87年安陽小屯村東北地的發掘》；又侯連海：《記安陽殷墟早期的鳥類》；均見《考古》1989年10期。
第五節 食以體政
一 飲食心態
飲食心態既是一種消費經濟現象，又是一定社會政治形態的投影，錯綜複雜，但仍有其固有的時代特色。
《尚書·洪範》列“食”為施政首位，直截了當指出，“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其中恐怕也包含著對“食節事時，民鹹安其居”1的政治認識。這是商代部分統治者麵對高層次的飲食享受，已能權衡是否鑄成國家凶害，不得不有通盤對比上的顧忌或收斂。在此之前，夏代統治者也時有“收夏眾”2之舉，《夏箴》有“中不容利，民乃外次”3。飲食憂患心態，在夏商少數統治階級成員中當已有之。
《鬻子》稱夏禹“一饋而七起，日中不暇飽食”，唯恐“四海民不至”。《孟子·離婁下》謂“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淮南子·修務訓》稱商湯“布德施惠，以振困窮”，而“百姓親附”。又有“使毫眾往（葛）為之耕，老弱饋食”4。總之，低層社會需求的有限滿足，通以高層次享受的有所收斂或讓步為對策，也是夏商以來明智統治者“食以體政”的飲食憂患意識的主要舉止言行常則。
不過，夏商貴族集團，從總體言並未受這種飲食憂患意識的影響，幾乎普遍熱衷於吃喝。《屍子》雲：“昔者桀、紂，縱慾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韓非子·喻老》雲：“紂為象箸，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必薦豹胎；薦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廣室高台。”極度追求珍味美器，講究豪華進食環境，夏商亡國之君所為尤著，難怪連統治階級少數有識者如箕子都感到憂懼。
以粒食為主的夏商貴族階層乃至中上層平民，較廣泛的美食心態是求食有酒肉。晉南陶寺龍山晚期墓地，大型墓有整豬隨葬，中型墓出數目不等的豬下頜1，固然是一種中上層社會的葬製，卻多少揭示了當時貴族階層對肉食的偏好。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墓葬發掘資料表明，禮器組合“食酒並舉”，銅、漆飲食器又多重再現了貴族墓主生前的身分地位和美食消費心理。商代更然。河北定州發現的商代某貴族墓地，大型墓出有牛前腿2。陝西涇陽高家堡村發現的晚商幾座貴族墓，所出兩件銅鼎中尚留有獸骨，鼎下有煙炱，雙耳纏有麻布，推測是在下葬時把肉煮好放入墓穴的3。殷墟則包括一些中上層平民墓，也常發現陶酒食器和牛羊腿肉、魚類隨葬4。1976年小屯村北發現的17號一座末流貴族墓葬，墓內有羊腿一支，墓主腳端正前方，並排置三件銅器，左邊一件是盛酒之觚，中間一件是飲酒之爵，右邊一件是盛食物之鼎5。宛然再示了墓主生前斟酌肉食的怡享飲食心態。
作為上層貴顯，特注重飲食氣派和進食情緒。夏代權貴使用的青銅酒器，大都素而無華，而在用材和器類上顯其珍貴。商代青銅飲食器，紋飾和造型獨具深意，有助於造成一種威嚴、神秘的氣氛。安陽西北岡第一○○四號殷王陵曾出牛鼎、鹿鼎，內底分別鑄有“牛”、“鹿”字，紋飾母題與銘文相應。陳夢家先生曾指出，兩鼎銘及其紋飾示意了鼎的性質，牛鼎又大於鹿鼎，表明器製大小與所烹牛、鹿牲體是相關的6。山西境內的方國貴族還有將酒器觥製成紋飾繁縟的臥牛型或鼉龍型者7。（圖31）可見上層權貴之間，或按肴饌品類專配貴重用器，其席麵整飭威儀的張揚，進食情緒的巧妙刺激，藉助於“器之用”而在心理上得到更多的滿足。
1 《左傳·昭公二十年》。
2 《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1期。
3 佟屏亞：《梅史漫話》，《農業考古》1983年2期。
4 《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1期。
1 參見李健民：《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酒器》，《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又王樹民：《談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東史前文化論文集》，齊魯書社，1986 年。
2 張瑞玲、鞏啟明：《清醠之美，始於耒耜》，《考古與文物》1990年5期。
3 《槁城台西商代遺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75～176頁。
4 《三千年前古酒尚飄香》，《人民日報》1987年12月24日。
5 《安陽郭家莊的一座殷墓》，《考古》1986年8期。
1 《固始縣葛藤山六號商代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91年1期。
2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1期。
3 李學勤：《邲其三卣與有關問題》，《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
1 《粹》1223。
2 參見李濟，《安陽遺址出上之狩獵卜辭、動物遺骸與裝飾文樣》，《台灣大學考 古人類學刊》9、10期合刊，1957年。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87年安陽小屯村東北地的發掘》；又侯連海：《記安陽殷墟早期的鳥類》；均見《考古》1989年10期。
第五節 食以體政
一 飲食心態
飲食心態既是一種消費經濟現象，又是一定社會政治形態的投影，錯綜複雜，但仍有其固有的時代特色。
《尚書·洪範》列“食”為施政首位，直截了當指出，“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其中恐怕也包含著對“食節事時，民鹹安其居”1的政治認識。這是商代部分統治者麵對高層次的飲食享受，已能權衡是否鑄成國家凶害，不得不有通盤對比上的顧忌或收斂。在此之前，夏代統治者也時有“收夏眾”2之舉，《夏箴》有“中不容利，民乃外次”3。飲食憂患心態，在夏商少數統治階級成員中當已有之。
《鬻子》稱夏禹“一饋而七起，日中不暇飽食”，唯恐“四海民不至”。《孟子·離婁下》謂“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淮南子·修務訓》稱商湯“布德施惠，以振困窮”，而“百姓親附”。又有“使毫眾往（葛）為之耕，老弱饋食”4。總之，低層社會需求的有限滿足，通以高層次享受的有所收斂或讓步為對策，也是夏商以來明智統治者“食以體政”的飲食憂患意識的主要舉止言行常則。
不過，夏商貴族集團，從總體言並未受這種飲食憂患意識的影響，幾乎普遍熱衷於吃喝。《屍子》雲：“昔者桀、紂，縱慾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韓非子·喻老》雲：“紂為象箸，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必薦豹胎；薦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廣室高台。”極度追求珍味美器，講究豪華進食環境，夏商亡國之君所為尤著，難怪連統治階級少數有識者如箕子都感到憂懼。
以粒食為主的夏商貴族階層乃至中上層平民，較廣泛的美食心態是求食有酒肉。晉南陶寺龍山晚期墓地，大型墓有整豬隨葬，中型墓出數目不等的豬下頜1，固然是一種中上層社會的葬製，卻多少揭示了當時貴族階層對肉食的偏好。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墓葬發掘資料表明，禮器組合“食酒並舉”，銅、漆飲食器又多重再現了貴族墓主生前的身分地位和美食消費心理。商代更然。河北定州發現的商代某貴族墓地，大型墓出有牛前腿2。陝西涇陽高家堡村發現的晚商幾座貴族墓，所出兩件銅鼎中尚留有獸骨，鼎下有煙炱，雙耳纏有麻布，推測是在下葬時把肉煮好放入墓穴的3。殷墟則包括一些中上層平民墓，也常發現陶酒食器和牛羊腿肉、魚類隨葬4。1976年小屯村北發現的17號一座末流貴族墓葬，墓內有羊腿一支，墓主腳端正前方，並排置三件銅器，左邊一件是盛酒之觚，中間一件是飲酒之爵，右邊一件是盛食物之鼎5。宛然再示了墓主生前斟酌肉食的怡享飲食心態。
作為上層貴顯，特注重飲食氣派和進食情緒。夏代權貴使用的青銅酒器，大都素而無華，而在用材和器類上顯其珍貴。商代青銅飲食器，紋飾和造型獨具深意，有助於造成一種威嚴、神秘的氣氛。安陽西北岡第一○○四號殷王陵曾出牛鼎、鹿鼎，內底分別鑄有“牛”、“鹿”字，紋飾母題與銘文相應。陳夢家先生曾指出，兩鼎銘及其紋飾示意了鼎的性質，牛鼎又大於鹿鼎，表明器製大小與所烹牛、鹿牲體是相關的6。山西境內的方國貴族還有將酒器觥製成紋飾繁縟的臥牛型或鼉龍型者7。（圖31）可見上層權貴之間，或按肴饌品類專配貴重用器，其席麵整飭威儀的張揚，進食情緒的巧妙刺激，藉助於“器之用”而在心理上得到更多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