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郊特牲》又有“昏禮不用樂”、“昏禮不賀”之說，呂思勉先生以為是劫掠婚之遺蹟1。商代如何，已難核與否。
現在不妨對以上鉤沉作一歸納。
大略說來，非婚生育在商代似較普遍，主要見之於平民階層，構成社會演進過程中遺留的一大習俗，實乃經濟發展形態所使然。
商代貴族婚姻受崇神思想支配，求吉之卜貫穿終始，然婚嫁形式漸趨禮儀化，婚姻“中於人事”2。議婚、訂婚由當事男女雙方家族基於各自的功利目的而合好，有使者為之媒的，男女本人無選擇對象之自由。請期諏吉日一般以擇於二月某一丁日為多，日期大都由政治實力雄厚一方選定，不限專出男方家族。親迎之禮，嫁女有媵，娶女有迎。媵用私臣或家族成員，“媵必娣侄”實乃後製。迎有等級規格之異，一般為“婿親迎”，男先於女，然殷商王室娶女，則以使者往逆。婚後又有長輩見新婦之禮。
二 求生和冥婚
受家族本位支配的商代婚製，有兩項重要內容，一項是娶於異族，“所以附遠厚別”，這對家族在錯綜複雜的社會政治力量權衡中自身的安危和生存，甚為要緊，利用婚姻手段，能有效加強家族與家族間的血親紐帶的聯結，乃至穩固國與國之間的親密關係。
另一項是優生廣嗣，夫妻的“生育之家”是父家長製下家族組織的人口再生產單位，子息的眾多，直接關乎家族的蕃衍和發展。甲骨文有雲：
貞王夢多子禍。（《合集》17383）
貞惟多子饗於庭。（《合集》27647）
……食多子……（《英國》153反）
貞多子其延學版，不遘大雨。（《合集》3250）
……多子孫田。（《合集》10554）
貞賜多女有貝朋。（《合集》11438）
賜多子女。（《合集》677）
貞勿多妹女。（《合集》2605）
貞弗■多小子。（《合集》3267正）從宏觀意義上講，多子、多子孫、多女、多子女、多妹女、多小子等等，是商宗族組織內部的貴族子息，他（她）們後來有可能分宗立族，而成為各大小宗族之長或宗子之婦。據它辭有稱“黃多子”、“■多子”、“臿多子”、“婦爵多子”1，可知這些子息各有其家族。唯其未成年之前，經濟生活和社會教育主要是由家族承擔，夫妻小家庭是否已成為一個獨立經濟單位和教育單位，似乎還談不上。從王夢多子有禍，到饗食多子，賜以貝朋，異乎尋常的關懷，足以看出家族對子息的重視，和在育幼與消費經濟生活方麵所起的積極作用。多子延學和參加田獵活動，當是未成年前的習文練武，也是有意識為本家族培養今後能夠“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2的下一代人。廣嗣以使家族永繼，促使家族對於婚配男女的生育過程始終加以幹預。商代子孫觀念的流行，亦是基於家族本位而展開。這在宗教領域中對生育之神的崇拜上有其明顯的反映。
商代有祈子求生之俗，但沒有統一的所祈之神，就商族而言，早先乃視玄鳥為生育之神。《詩·商頌·玄鳥》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毛傳：“玄鳥，■也。春分玄鳥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子郊禖而生契。”玄鳥生商或玄鳥至之時祈子郊禖，又有說為吞玄鳥卵生子者，《禮記·月令》雲，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鄭註：“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史記·殷本紀》亦雲：“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這是商族尚處於氏族社會時期的史影，人們因不知生育子女起於男女的性結合，而推想於與玄鳥相接觸可以有子。玄鳥知候，飛至有時，與“會男女”季節相合，殆其信仰的由來。當時祈子求生多在玄鳥飛歸的春季，後世猶延習。《周禮·地官·媒氏》有雲：“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大戴禮記·夏小正》有雲：“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顯然，後世在春季令未婚者會男女，已婚者祈子，純出乎立國以人為本，人眾則國強1，且已演為一時俗民約，再也不以玄鳥為所祀對象。
其實，晚商時期商人宗族業已不以玄鳥為生育之神，僅僅視為追憶中的祖先標記。甲骨文記商人高祖王亥，亥字或從鳥，寫作■，或認為是商族鳥圖騰的證據2。王亥是上甲之父，是遠古祖先的最後一位，從上甲開始，就進入先公時期，把鳥的標記加在王亥名上，正是觀念代變的反映。甲骨文絕不見以鳥為祈子求生對象，求生之事則恆有之：
……卜，爭，貞求王生於妣庚於妣丙。二月。（《懷》71）
貞求王生■於妣庚妣丙。（《珠》30）
貞求王■……於妣庚於妣丙。（《合集》2400）這是武丁時一事三卜之例。所謂“求王生”，是王求得子，應出於對王妃生育的過問。祈子的月份是在二月，與上述仲春之月玄鳥至而祈子郊禖，完全一致，當非出於偶然巧合，透露了其間演變的軌跡。但所求對象已集中於商宗族幾位先公先王之她，除妣庚、妣丙外，武丁時甲骨文中又見妣壬、妣己、母庚三位：
現在不妨對以上鉤沉作一歸納。
大略說來，非婚生育在商代似較普遍，主要見之於平民階層，構成社會演進過程中遺留的一大習俗，實乃經濟發展形態所使然。
商代貴族婚姻受崇神思想支配，求吉之卜貫穿終始，然婚嫁形式漸趨禮儀化，婚姻“中於人事”2。議婚、訂婚由當事男女雙方家族基於各自的功利目的而合好，有使者為之媒的，男女本人無選擇對象之自由。請期諏吉日一般以擇於二月某一丁日為多，日期大都由政治實力雄厚一方選定，不限專出男方家族。親迎之禮，嫁女有媵，娶女有迎。媵用私臣或家族成員，“媵必娣侄”實乃後製。迎有等級規格之異，一般為“婿親迎”，男先於女，然殷商王室娶女，則以使者往逆。婚後又有長輩見新婦之禮。
二 求生和冥婚
受家族本位支配的商代婚製，有兩項重要內容，一項是娶於異族，“所以附遠厚別”，這對家族在錯綜複雜的社會政治力量權衡中自身的安危和生存，甚為要緊，利用婚姻手段，能有效加強家族與家族間的血親紐帶的聯結，乃至穩固國與國之間的親密關係。
另一項是優生廣嗣，夫妻的“生育之家”是父家長製下家族組織的人口再生產單位，子息的眾多，直接關乎家族的蕃衍和發展。甲骨文有雲：
貞王夢多子禍。（《合集》17383）
貞惟多子饗於庭。（《合集》27647）
……食多子……（《英國》153反）
貞多子其延學版，不遘大雨。（《合集》3250）
……多子孫田。（《合集》10554）
貞賜多女有貝朋。（《合集》11438）
賜多子女。（《合集》677）
貞勿多妹女。（《合集》2605）
貞弗■多小子。（《合集》3267正）從宏觀意義上講，多子、多子孫、多女、多子女、多妹女、多小子等等，是商宗族組織內部的貴族子息，他（她）們後來有可能分宗立族，而成為各大小宗族之長或宗子之婦。據它辭有稱“黃多子”、“■多子”、“臿多子”、“婦爵多子”1，可知這些子息各有其家族。唯其未成年之前，經濟生活和社會教育主要是由家族承擔，夫妻小家庭是否已成為一個獨立經濟單位和教育單位，似乎還談不上。從王夢多子有禍，到饗食多子，賜以貝朋，異乎尋常的關懷，足以看出家族對子息的重視，和在育幼與消費經濟生活方麵所起的積極作用。多子延學和參加田獵活動，當是未成年前的習文練武，也是有意識為本家族培養今後能夠“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2的下一代人。廣嗣以使家族永繼，促使家族對於婚配男女的生育過程始終加以幹預。商代子孫觀念的流行，亦是基於家族本位而展開。這在宗教領域中對生育之神的崇拜上有其明顯的反映。
商代有祈子求生之俗，但沒有統一的所祈之神，就商族而言，早先乃視玄鳥為生育之神。《詩·商頌·玄鳥》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毛傳：“玄鳥，■也。春分玄鳥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子郊禖而生契。”玄鳥生商或玄鳥至之時祈子郊禖，又有說為吞玄鳥卵生子者，《禮記·月令》雲，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鄭註：“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史記·殷本紀》亦雲：“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這是商族尚處於氏族社會時期的史影，人們因不知生育子女起於男女的性結合，而推想於與玄鳥相接觸可以有子。玄鳥知候，飛至有時，與“會男女”季節相合，殆其信仰的由來。當時祈子求生多在玄鳥飛歸的春季，後世猶延習。《周禮·地官·媒氏》有雲：“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大戴禮記·夏小正》有雲：“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顯然，後世在春季令未婚者會男女，已婚者祈子，純出乎立國以人為本，人眾則國強1，且已演為一時俗民約，再也不以玄鳥為所祀對象。
其實，晚商時期商人宗族業已不以玄鳥為生育之神，僅僅視為追憶中的祖先標記。甲骨文記商人高祖王亥，亥字或從鳥，寫作■，或認為是商族鳥圖騰的證據2。王亥是上甲之父，是遠古祖先的最後一位，從上甲開始，就進入先公時期，把鳥的標記加在王亥名上，正是觀念代變的反映。甲骨文絕不見以鳥為祈子求生對象，求生之事則恆有之：
……卜，爭，貞求王生於妣庚於妣丙。二月。（《懷》71）
貞求王生■於妣庚妣丙。（《珠》30）
貞求王■……於妣庚於妣丙。（《合集》2400）這是武丁時一事三卜之例。所謂“求王生”，是王求得子，應出於對王妃生育的過問。祈子的月份是在二月，與上述仲春之月玄鳥至而祈子郊禖，完全一致，當非出於偶然巧合，透露了其間演變的軌跡。但所求對象已集中於商宗族幾位先公先王之她，除妣庚、妣丙外，武丁時甲骨文中又見妣壬、妣己、母庚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