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這麽一場爭鬥做背景,司馬昭夫婦都很擔心,臨終時都留下遺言要司馬炎善待司馬攸,一定不要報復他。司馬攸是個行為舉止很有氣度的人,說話做事總是合乎禮法規範,誰也抓不住他的過錯,司馬炎在他麵前也不由得小心謹慎,每次總要斟酌半天,想好了詞句才敢開始和他說話。就這樣,一場風波之後,司馬氏兄弟之間依然盡量平和地相處,至少在麵子上還過得去。


    新皇帝的溫和路線


    司馬炎即位以後,也開始思考曹魏政權失敗的原因。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中央對宗室的防範過於嚴密謹慎,宗室的手中沒有權力,日後皇帝一旦出現危難,就沒有得力的親屬來輔佐他。考慮到這些,司馬炎就把許多叔侄兄弟都封作王,給了他們領地和軍隊,還有任命屬地內官員的權力,又讓幾位宗王帶兵鎮守荊州、許昌、鄴城、長安等戰略要地,既掌民事又掌軍權。但他卻忘記了另一個前車之鑑:當年劉邦大封同姓子侄,後來的皇帝控製不住諸侯王們,以致引發七國之亂。這次他重蹈覆轍,若幹年後,司馬氏宗親中爆發八王之亂,同樣鬧到不可收拾。


    除了照顧宗室,司馬炎還要盡量善待士族和大臣們。這些人都為司馬氏獲得政權起了很大的作用,為了維護他們的地位和利益,司馬炎做出了許多努力,比如封給富有榮譽意義的官職,給予優厚的生活待遇,另外還封了許多異姓公侯,賜給他們食邑。這些當然都要從百姓的賦稅中產生,由此給民眾造成的負擔可想而知。


    在對待敵對勢力的態度上,司馬炎也顯得很寬容。當魏帝和漢帝退位之後,他們的宗室都受到了禁錮,現在司馬炎卻下令解除了這些約束。後來對待蜀國和吳國的宗室時,他也是盡量優待。這在歷代王朝對待前朝宗室的策略上,可算是難得的寬容了。用人的時候他也不計舊仇,把一些曾經幫助曹魏政權,反對司馬氏政權的人都任命為官,即使有人反對也毫不在乎。對於有能力的前蜀國官員,他也大膽起用,讓更多的人感受到新政權的好處。


    司馬炎在執政時期,還製定了著名的《泰始律》。這部法律體例完備凝練,顯示出寬厚治國的精神,尤其是減去一些關於死刑和株連的規定,對社會上各種矛盾有所緩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大臣張華等人的提醒下,司馬炎很重視法律的普及行動,讓人把關於死刑的條目抄出來張貼在驛站裏,讓百姓前去觀看了解,擴大了在民間的影響。


    在少數民族政策上,司馬炎也是盡量寬容。他任命匈奴人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又任命東部鮮卑慕容酋長慕容廆為鮮卑都督。當時有許多內遷的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人在北方居住,時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也時時爆發反抗。曾經有人建議司馬炎將這些少數民族人遷回原地居住,以免將來爆發更加嚴重的民族衝突,但司馬炎考慮到這種建議在實際中很難執行,同時也會使晉朝喪失很多兵源和勞動力,就沒有採納。但這種矛盾確實日益加深,在司馬炎逝世後終於徹底爆發,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國的動亂時期,曾經受到司馬炎重用的劉淵和慕容廆也成了漢國和前燕兩個政權的建立者。


    一生中的最大政績


    司馬炎這一生中最大的政績當數消滅東吳,完成了南北統一。這場戰爭一直影響到百年後的淝水之戰,當時的前秦君主苻堅就是因為堅信自己一定能夠像西晉那樣橫掃江南,才不顧眾人反對,執意南征。他的理由之一就是:司馬炎打算平吳時也有許多人反對,不是也成功了?


    但西晉的經驗卻不能推廣到前秦。前秦國內存在太多隱患,東晉的實力也非東吳可比。


    在司馬炎的時代裏,曹氏和司馬氏前輩們已經打下了不錯的基礎,國內也沒有迫在眉睫的危機,惟一的問題是西部邊疆不穩定,卻也還可以承受。而在南方,東吳的君主孫皓是個徹頭徹尾的暴君,性情暴虐,倒行逆施,生平最喜歡做的就是用酷刑殺人。在他的統治下,吳國的形勢越來越糟,百姓人心浮動,西晉的統一大業趕上了最好時機。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司馬炎任命尚書左僕射羊祜坐鎮襄陽,為消滅吳國做戰略準備。羊祜是司馬師的內弟,才能出眾,忠心耿耿,受到當時百姓和後世人的尊敬。接受這道任命後,他在襄陽安撫百姓,減輕賦稅,努力加強戰略物資儲備。


    雖然吳國的形勢已經每況愈下,但江東依然有許多人才,羊祜在襄陽期間,三國名將陸遜的兒子陸抗出任東吳對晉方麵的主帥。他頗有父親的遺風,上任沒多久,就在與晉方的較量中攻城破陣,讓羊祜看到了他的軍事才能。羊祜明白自己遇上了對手,就採取相持戰略,在積極備戰的同時採取懷柔政策,安撫邊界軍民,讓東吳百姓也感受到西晉政權帶來的好處。


    五年之後,陸抗病逝,晉軍又得到了機會。羊祜向司馬炎提出討伐吳國的建議,但卻遭到賈充等人的反對。賈充是晉武帝時期的重要人物,在史書中歷來以奸臣的麵目出現。他前期最重要的活動是當機立斷,在司馬氏奪取政權的關鍵時期下令殺死了魏帝曹髦,因此受到司馬昭的器重,後來又在立儲事件中站在司馬炎一方,成了晉武帝最信任的大臣。這個人出身法學世家,頗有才幹,曾經主持修撰《泰始律》,為西晉一朝立下汗馬功勞。他強烈反對伐吳確實也有自己的理由:西晉對平定東吳的確沒有必勝的把握,曹操大敗於赤壁的陰影猶在,他認為皇帝不該拿江山去冒險。這種極端的小心翼翼導致行動上的患得患失,賈充成了極端的反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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