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又該到哪裏去？左思右想，總也拿不定主意。我急切地盼望這 時能得到黨組織的指示，但總不見來人與我聯繫。我決定自己去找 上級黨請示。於是，我找了一個藉口，請了幾天假，到武漢去設法找 黨。 那時武漢形勢正處於劇變之中，我雖不了解內幕，但已感覺到 空氣異常緊張，變化莫測。在武漢我找到第二師政治部主任曹壯 父，問他我現在該怎麽辦？曹問了我和團長淩兆堯相處的情況後， 認為我一時還不會有危險，就囑咐我仍回淩團，他答應隨後派人和 我聯繫，最遲不會超過三個月。這樣，我從武漢又回到孝感團部。這 時我接到一封家信，得知永興縣農民協會委員長黃庭芳已被反動 派殺害。我和黃庭芳在學生時代就非常要好，又一起找黨，一起入 黨。得知他的死訊，使我非常難過。而各處不斷傳來共產黨員被殺 害的消息，更使我痛心不已，此時，我才真正認識到革命並非一帆 風順，將來曲折可能會更多。從前頭腦中認為革命軍打到哪裏，革 命就會在哪裏取得勝利的幼稚想法，一掃而空。此時，我對唐生智 部帶兵軍官及其舊軍隊完全失望，認為靠他們取得革命勝利是根 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不安心在舊軍隊中工作了。我自7月在武漢 與曹壯父見過一麵之後，一直盼望上級黨派人來取聯繫。但三個月 過去了，我望眼欲穿，始終杳無音訊。我擔心日子久了，會失掉黨組 織關係，也感到在唐生智部不可久留。於是，我決定離開此地，再去 武漢找黨。我把要走的決定告訴了團長淩兆堯時，淩對我加以挽 留，說我繼續留在他那裏工作，安全會有保障。但我決心已定，堅辭 不幹，遂向軍政治部請長假。當時軍政治部主任已換成國民黨派來 的皮作瓊，皮立即準了我的假。我即離開，直奔武漢。 10月的武漢，完全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報紙上天天登 載殺人的消息和共產黨員脫黨的啟事。找黨的關係已非常困難。當 時第三十六軍第二師第四團在漢口大智門車站附近設有留守處。
我在留守處住下之後，就天天到街上去轉悠，希望能夠碰到熟識的 黨員同誌，打聽黨組織的下落。因我身著唐生智部隊的軍裝，還不 致引起敵人的注意。有一天，我轉到江漢關附近的馬路上，突然碰 見一個熟人。此人名叫何家興，四川人，是留法勤工儉學時加入共 產黨的，後來他又到莫斯科學習過。我一見到何家興，不禁心中大 喜，一把將他拉住，悄悄告訴他說，我是專為找黨組織而來武漢的， 問他是否知道黨組織現在何處。何家興見到我後，先是一言不發， 待到我說明來意後，他往周圍看了看；見無人注意我們，便從身上 掏出一個小本子，撕下一頁紙，匆忙寫了一個地址，遞到我手裏之 後，他就扭頭走開了。我一看他寫的地址是武昌某地，我便按照這 個地址趕到武昌。何家興後來到了上海，成了叛徒，被我黨中央特 科派陳賡將其處死。但他當時寫給我的地址是真實的。我在武昌 長江邊附近的一條小街上，找到了接頭地點，接頭的人正好是與我 相識的曾在廣州國民黨中央政治講習班學習過的劉鎮一、朱國中 夫婦。我當即與他們接上了組織關係。劉鎮一問明了我的住處後， 即告我先回住地等候，過幾天組織上會派人找我聯繫。我回到漢口 沒有幾天，黨組織就派人來聯繫，並交給我一封組織介紹信，介紹 我到長沙去找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聯繫，參加湖南地方黨的工作。於 是，我即離開漢口，奔赴長沙。後來聽別人告訴我說，我離開武漢沒 多久，劉鎮一、朱國中夫婦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 我到了長沙後，先在永興旅省同鄉會的公寓裏住下，然後就到 湖南省委接頭處接組織關係。當時黨組織活動已轉入地下，我來到 接頭地點，與省委接上組織關係後，我又回到原住處等候分配工 作。過了幾天，省委派了一位同誌給我送來一封組織介紹信，介紹 我到衡陽找湘南特委。於是，我又趕往衡陽。湘南特委的接頭處設 在一爿小商店裏，我按照預先約定的接頭辦法前去接頭，不料他們 見我穿一身國民黨軍裝，便產生了懷疑，不肯與我接頭。我先後去
過幾次，與他們搭話，他們都不理睬我。沒有辦法，我隻好先回家鄉 去，永興的熟人多，或許能夠找到當地的黨組織，然後再設法與上 級黨取得聯繫。這樣，我就回到了永興，開始了大革命失敗後的地 下革命活動。 回顧大革命失敗前後這段歷史，深感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思 想幼稚，在許多問題上都帶有盲目性，更不懂得階級鬥爭的複雜性 和革命運動的曲折性。因而，我對大革命失敗，對蔣介石、汪精衛、 唐生智等相繼叛變革命，毫無思想準備。當時，我曾對陳獨秀頗為 迷信，以為此人很有本事，在黨內很有威望。但後來的事實告訴我， 陳獨秀所推行的右傾投降路線，正是大革命失敗得如此慘痛的原 因之一。當然，我並不認為陳獨秀是存心出賣黨，但他那右傾的理 論和錯誤的指導思想，確使我們黨深受其害。他又固執己見，堅持 錯誤立場，聽不得逆耳的正確意見，這就必然使他的錯誤犯得愈加 嚴重，對全黨的危害就愈大。而我自己當時好像蒙在鼓裏一樣，在 武漢國民黨公開叛變，到處捕殺共產黨人的時候，還不知道轟轟烈 烈的大革命已經失敗了。 1927年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周恩來和賀龍、葉 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北伐部隊三萬餘人，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 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 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的新時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 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撤銷 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 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的任 務。但“八七”會議在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明納茲的錯誤觀點影響 之下，否認革命處在低潮，錯誤的認為，革命的重新高漲，不但在最 近時期內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這就使黨內的“左”傾情緒 迅速滋長，為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奠定了基礎。根據“八七”會
我在留守處住下之後，就天天到街上去轉悠，希望能夠碰到熟識的 黨員同誌，打聽黨組織的下落。因我身著唐生智部隊的軍裝，還不 致引起敵人的注意。有一天，我轉到江漢關附近的馬路上，突然碰 見一個熟人。此人名叫何家興，四川人，是留法勤工儉學時加入共 產黨的，後來他又到莫斯科學習過。我一見到何家興，不禁心中大 喜，一把將他拉住，悄悄告訴他說，我是專為找黨組織而來武漢的， 問他是否知道黨組織現在何處。何家興見到我後，先是一言不發， 待到我說明來意後，他往周圍看了看；見無人注意我們，便從身上 掏出一個小本子，撕下一頁紙，匆忙寫了一個地址，遞到我手裏之 後，他就扭頭走開了。我一看他寫的地址是武昌某地，我便按照這 個地址趕到武昌。何家興後來到了上海，成了叛徒，被我黨中央特 科派陳賡將其處死。但他當時寫給我的地址是真實的。我在武昌 長江邊附近的一條小街上，找到了接頭地點，接頭的人正好是與我 相識的曾在廣州國民黨中央政治講習班學習過的劉鎮一、朱國中 夫婦。我當即與他們接上了組織關係。劉鎮一問明了我的住處後， 即告我先回住地等候，過幾天組織上會派人找我聯繫。我回到漢口 沒有幾天，黨組織就派人來聯繫，並交給我一封組織介紹信，介紹 我到長沙去找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聯繫，參加湖南地方黨的工作。於 是，我即離開漢口，奔赴長沙。後來聽別人告訴我說，我離開武漢沒 多久，劉鎮一、朱國中夫婦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 我到了長沙後，先在永興旅省同鄉會的公寓裏住下，然後就到 湖南省委接頭處接組織關係。當時黨組織活動已轉入地下，我來到 接頭地點，與省委接上組織關係後，我又回到原住處等候分配工 作。過了幾天，省委派了一位同誌給我送來一封組織介紹信，介紹 我到衡陽找湘南特委。於是，我又趕往衡陽。湘南特委的接頭處設 在一爿小商店裏，我按照預先約定的接頭辦法前去接頭，不料他們 見我穿一身國民黨軍裝，便產生了懷疑，不肯與我接頭。我先後去
過幾次，與他們搭話，他們都不理睬我。沒有辦法，我隻好先回家鄉 去，永興的熟人多，或許能夠找到當地的黨組織，然後再設法與上 級黨取得聯繫。這樣，我就回到了永興，開始了大革命失敗後的地 下革命活動。 回顧大革命失敗前後這段歷史，深感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思 想幼稚，在許多問題上都帶有盲目性，更不懂得階級鬥爭的複雜性 和革命運動的曲折性。因而，我對大革命失敗，對蔣介石、汪精衛、 唐生智等相繼叛變革命，毫無思想準備。當時，我曾對陳獨秀頗為 迷信，以為此人很有本事，在黨內很有威望。但後來的事實告訴我， 陳獨秀所推行的右傾投降路線，正是大革命失敗得如此慘痛的原 因之一。當然，我並不認為陳獨秀是存心出賣黨，但他那右傾的理 論和錯誤的指導思想，確使我們黨深受其害。他又固執己見，堅持 錯誤立場，聽不得逆耳的正確意見，這就必然使他的錯誤犯得愈加 嚴重，對全黨的危害就愈大。而我自己當時好像蒙在鼓裏一樣，在 武漢國民黨公開叛變，到處捕殺共產黨人的時候，還不知道轟轟烈 烈的大革命已經失敗了。 1927年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周恩來和賀龍、葉 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北伐部隊三萬餘人，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 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 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的新時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 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撤銷 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 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的任 務。但“八七”會議在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明納茲的錯誤觀點影響 之下，否認革命處在低潮，錯誤的認為，革命的重新高漲，不但在最 近時期內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這就使黨內的“左”傾情緒 迅速滋長，為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奠定了基礎。根據“八七”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