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派到第三營任政治指導員。第三營營長彭光閭，是保定軍校第八 期的畢業生。 北伐進展順利，蔣介石卻叛變了。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 命政變之後，東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奉係軍閥張作霖亦在北 方屠殺共產黨人。李大釗、陳延年、汪壽華、肖楚女等著名共產黨員 先後被殺。在此情況之下，我們黨內部分同誌曾提出東征討蔣的建 議，部分國民黨左派人士亦紛紛發表討蔣通電。但中共中央的決策 者卻不贊成東征討蔣。武漢國民政府則主張繼續北伐，希望同馮玉 祥的國民軍相配合，消滅奉係軍閥，打通同蘇聯的交通線，然後再 回頭討伐蔣介石。於是，任命唐生智為北伐軍總司令，於1927年4 月19日再次誓師北伐，出兵河南。我們即由新店、柳林駐地出動， 未經戰鬥，即占領信陽、駐馬店等地。待進至郾城、漯河之線，始與 奉軍隔河對峙，每日互相炮擊，並不斷派出小股部隊乘夜渡河襲 擾。我所在的第三營駐守在漯河街一段。有一次，奉軍派出約一營 兵力，於拂曉突破我軍前沿防禦陣地，進到漯河街上。我同營長彭 光閭立即離開指揮所，到街上帶領部隊進行反擊，經激烈戰鬥，將 奉軍這股部隊擊潰。象這類規模的戰鬥，當時時常發生。 正當北伐軍與奉軍在豫南展開激戰的時候，馮玉祥的國民軍 東出潼關，策應北伐軍會攻河南。至5月，奉軍大敗，向北潰退。北 伐軍沿鐵路尾敵追擊，於6月進至鄭州，與馮玉祥的國民軍會師。 我在鄭州被晉級為上尉。這一段時間，我經常上前線，同戰士們一 起作戰、談話，因而與基層官兵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戰士們對我很 有好感，說這個指導員不錯。他們有什麽心裏話也願意對我說。我 由此體會到，政治工作人員隻有深入第一線，起帶頭作用，與戰士 們同甘共苦，才能得到戰士們的信任。 在北伐軍對奉軍作戰取得勝利的同時，武漢政府內部的危機 日益增長。一方麵，蔣介石煽動和勾結其他軍閥對武漢實行包圍、
封鎖；帝國主義者又調集大批軍艦停泊武漢，以武力相威脅。另一 方麵，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和國民黨領導集團的反動麵目逐 漸暴露出來。他們以“糾正農民運動過火”為藉口，採取了一係列壓 製工農的政策。與此同時，武漢政府管轄地區的國民黨反動軍官的 叛變接踵而來。5月17日，駐在宜昌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鬥寅發 動叛變，攻打武漢，幸被葉挺領導的警衛部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和中央農民講習所的學生軍以及武漢地區工農武裝所擊退。21 日，湖南軍閥何鍵部許克祥團在長沙叛變，封閉革命團體、解散工 農武裝，屠殺革命者，製造了“馬日事變”。6月10日，汪精衛、孫 科、唐生智等人與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策劃“分共”，並決定以“東 征討蔣”為口號，將北伐軍唐生智部和張發奎部由河南前線南撤。 這樣，我隨唐生智部從河南撤回湖北，第二師第四團駐防孝感。這 時第四團的政治指導員調走，改派我擔任該團的政治指導員。 唐生智率部回師武漢，其真實目的是準備反共，鎮壓兩湖工農 運動。我當時並不了解這個內幕。我到北伐軍工作之後，黨的組織 關係改為單線聯繫。與我聯繫的人先後是孫誌豪、夏秀峰（即夏明 鋼）、曹壯父。起初，部隊中的共產黨員經常開會、碰頭。盡管當時 上級不準許在部隊中發展黨員，但我還是發展了幾名黨員。後來形 勢日趨緊張，共產黨員紛紛離去，黨員會也不開了，也沒有人給我 通報情況，因此，我對形勢的真實情況很不了解。當時我們黨被陳 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所統治，先是對蔣介石的陰謀叛變一味妥協、退 讓，甚至在蔣介石殺機畢露，許多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人頭落地之 時，陳獨秀還與汪精衛發表“汪陳宣言”，麻痹群眾，解除共產黨人 應付突然事變的思想武裝。結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遭到 了慘重損失。繼之，又對汪精衛日益暴露出來的反革命麵目不予揭 露，不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也不對黨員進行教育，更不在黨內作 應變的準備，直至寧漢合流勢成，汪精衛集團已舉起屠刀，準備對
共產黨下手之時，黨內的右傾投降主義者還大談“國共合作”，高喊 “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的口號，並於6月28日決定解 散武漢工人糾察隊，6月30日在黨中央舉行的擴大會議上通過了 《國共合作十一條決議》。這樣，我們黨在突然事變麵前處於完全被 動的局麵，遭受到更大的損失。6月29日，駐武漢的國民黨第三十 五軍軍長何鍵發出反共訓令，宣布與共產黨分裂，並控製了漢口和 漢陽。唐生智也以“處理湘事”為名，在長沙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 眾。7月9日，武漢國民黨舉行中執委擴大會議，決議限製共產黨 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取締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宣傳共產主義。15 日，汪精衛舉行“分共”會議，正式宣布和共產黨決裂，公開背叛革 命。隨後，汪精衛集團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 下，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血腥屠殺。 我對當時所發生的一係列事件，在震驚之餘，又極為憤慨。但 由於得不到黨組織的明確指示，我無法了解事變的真相。起初，我 對武漢政府及汪精衛、唐生智等人存有幻想。記得尚在河南與奉軍 作戰時，軍隊中就有許多關於“農民運動過火，軍人家屬被遊街，財 產被沒收”之類的流言。不僅國民黨人這樣說，我們黨內也有人跟 在別人後麵應和，對當時的農民運動橫加指責。隻有毛澤東對農民 運動提出了正確的見解。但他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我 們在下邊根本看不到。因此，我還不能認識上述種種流言正是在煽 惑軍心，製造反革命輿論。後來聽到長沙發生了“馬日事變”，有上 萬名革命群眾和共產黨員被殺的梢息，心中不禁對武漢政府產生 了懷疑。但當時汪精衛還沒有公開反共，唐生智也在口頭上聲稱要 查辦許克祥。所以，我仍然沒有對當時的嚴重形勢看清楚，還幻想 汪、唐等人會對“馬日事變”有妥善處理辦法。當北伐軍回師，我隨 部隊駐守孝感以後，看到和我一起在軍隊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紛紛 離去，我又陷入迷茫之中。自己該何去何從？留下來會不會出問題？
封鎖；帝國主義者又調集大批軍艦停泊武漢，以武力相威脅。另一 方麵，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和國民黨領導集團的反動麵目逐 漸暴露出來。他們以“糾正農民運動過火”為藉口，採取了一係列壓 製工農的政策。與此同時，武漢政府管轄地區的國民黨反動軍官的 叛變接踵而來。5月17日，駐在宜昌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鬥寅發 動叛變，攻打武漢，幸被葉挺領導的警衛部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和中央農民講習所的學生軍以及武漢地區工農武裝所擊退。21 日，湖南軍閥何鍵部許克祥團在長沙叛變，封閉革命團體、解散工 農武裝，屠殺革命者，製造了“馬日事變”。6月10日，汪精衛、孫 科、唐生智等人與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策劃“分共”，並決定以“東 征討蔣”為口號，將北伐軍唐生智部和張發奎部由河南前線南撤。 這樣，我隨唐生智部從河南撤回湖北，第二師第四團駐防孝感。這 時第四團的政治指導員調走，改派我擔任該團的政治指導員。 唐生智率部回師武漢，其真實目的是準備反共，鎮壓兩湖工農 運動。我當時並不了解這個內幕。我到北伐軍工作之後，黨的組織 關係改為單線聯繫。與我聯繫的人先後是孫誌豪、夏秀峰（即夏明 鋼）、曹壯父。起初，部隊中的共產黨員經常開會、碰頭。盡管當時 上級不準許在部隊中發展黨員，但我還是發展了幾名黨員。後來形 勢日趨緊張，共產黨員紛紛離去，黨員會也不開了，也沒有人給我 通報情況，因此，我對形勢的真實情況很不了解。當時我們黨被陳 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所統治，先是對蔣介石的陰謀叛變一味妥協、退 讓，甚至在蔣介石殺機畢露，許多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人頭落地之 時，陳獨秀還與汪精衛發表“汪陳宣言”，麻痹群眾，解除共產黨人 應付突然事變的思想武裝。結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遭到 了慘重損失。繼之，又對汪精衛日益暴露出來的反革命麵目不予揭 露，不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也不對黨員進行教育，更不在黨內作 應變的準備，直至寧漢合流勢成，汪精衛集團已舉起屠刀，準備對
共產黨下手之時，黨內的右傾投降主義者還大談“國共合作”，高喊 “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的口號，並於6月28日決定解 散武漢工人糾察隊，6月30日在黨中央舉行的擴大會議上通過了 《國共合作十一條決議》。這樣，我們黨在突然事變麵前處於完全被 動的局麵，遭受到更大的損失。6月29日，駐武漢的國民黨第三十 五軍軍長何鍵發出反共訓令，宣布與共產黨分裂，並控製了漢口和 漢陽。唐生智也以“處理湘事”為名，在長沙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 眾。7月9日，武漢國民黨舉行中執委擴大會議，決議限製共產黨 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取締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宣傳共產主義。15 日，汪精衛舉行“分共”會議，正式宣布和共產黨決裂，公開背叛革 命。隨後，汪精衛集團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 下，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血腥屠殺。 我對當時所發生的一係列事件，在震驚之餘，又極為憤慨。但 由於得不到黨組織的明確指示，我無法了解事變的真相。起初，我 對武漢政府及汪精衛、唐生智等人存有幻想。記得尚在河南與奉軍 作戰時，軍隊中就有許多關於“農民運動過火，軍人家屬被遊街，財 產被沒收”之類的流言。不僅國民黨人這樣說，我們黨內也有人跟 在別人後麵應和，對當時的農民運動橫加指責。隻有毛澤東對農民 運動提出了正確的見解。但他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我 們在下邊根本看不到。因此，我還不能認識上述種種流言正是在煽 惑軍心，製造反革命輿論。後來聽到長沙發生了“馬日事變”，有上 萬名革命群眾和共產黨員被殺的梢息，心中不禁對武漢政府產生 了懷疑。但當時汪精衛還沒有公開反共，唐生智也在口頭上聲稱要 查辦許克祥。所以，我仍然沒有對當時的嚴重形勢看清楚，還幻想 汪、唐等人會對“馬日事變”有妥善處理辦法。當北伐軍回師，我隨 部隊駐守孝感以後，看到和我一起在軍隊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紛紛 離去，我又陷入迷茫之中。自己該何去何從？留下來會不會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