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加入中國共產黨 我決心已定，便想方設法去尋找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爭取早日 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國共產黨處於秘密階段，黨的活動不公 開，像我這樣一個平素不善交際、接觸麵有限的人，要找到共產黨 的組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考慮黨組織不會了解我的情況， 更不可能知道我要求入黨的迫切心情和堅定誌向。怎樣才能找到 共產黨的組織，並向黨表明自己的心跡呢？我想來想去，想到了一 位好朋友黃庭芳。黃庭芳是衡陽大同中學的學生，是我們永興旅衡 學友互助社的成員，與我關係很好，彼此誌同道合，能相互談心裏 話。黃庭芳是大同中學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接觸麵廣，認識的 人也多，我相信他會有辦法找到共產黨的關係。黃庭芳也很想參加 共產黨，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我就動員他設法去找共產黨的關 係，找到後代我一起向共產黨的組織提出入黨申請，爭取一同加入 共產黨。我還要求黃庭芳把我介紹給第三師範學生運動的領導人 劉寅生、蔣元齋，表示如果劉、蔣二人是共產黨員，我就請他們作我 的入黨介紹人。 到1925年秋，黃庭芳告訴我，說他已經找到了共產黨的關係， 把我倆的情況向黨組織作了介紹，並代我提出了入黨的申請。這年
10月的一天，黃庭芳通知我，說中共衡陽區委的一位同誌約我們 去談話。我和黃庭芳二人，按照約定的時間、地點，與中共衡陽區委 的同誌見了麵。事後我才知道與我們見麵談話的這位同誌名叫龔 際飛。龔際飛與我們談話的內容略謂：黨組織已接到我們二人的入 黨申請，經過考察，已正式批準接受我們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龔際 飛還告訴我說，我的入黨介紹人，就是劉寅生和蔣元齋。龔際飛還 囑咐我們說，今後我們與黨組織的關係，就由黃庭芳與龔直接聯 係。 我終於找到了中國共產黨，並加入了黨的組織，興奮的心情使 我好像換了一個人。此時，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託，思想上更加 充實，胸懷豁然開朗，參加群眾運動的積極性更高了。我再不是盲 目地參加各種活動，而是在黨組織的直接領導下，為著一個偉大的 理想去鬥爭，這是多麽有意義的人生！從此，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 況下，再也沒有消極過。實現共產主義，成了我終生不渝的追求目 標，不論遇到什麽樣的艱難困苦，此誌不移。 我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了解到，衡陽地區早在1921年冬就由 蔣先雲、賀恕、夏明翰等人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第三師範有共產 黨的支部。我入黨之後不久離開衡陽去了廣州。在衡陽這段時間， 就是通過黃庭芳與中共湘南區委的龔際飛發生關係，沒有參加第 三師範的黨組織活動。我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的劉寅生同誌後來犧 牲了，我的另一名入黨介紹人蔣元齋在大革命失敗後消極脫黨，以 後又重新入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廣州的湘籍高級軍政領導人，成立了 以研究有關湖南革命運動為宗旨的“湖南政治研究會”。1925年12 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二十七次會議決定開辦國民黨 中央政治講習班，並指定由“湖南政治研究會”具體領導講習班的 工作。實際上主持講習班的是林伯渠、毛澤東、李富春等共產黨人。
為了培養我黨的政治工作幹部，並為進軍湖南作準備，黨中央指示 湖南黨的組織選送一批學生去投考國民黨中央政治講習班。我和 黃庭芳都被選送上，經過報名考試，均被錄取。我接到錄取通知書， 已是1925年底。 國民黨中央政治講習班附設在廣州東山國民黨中央黨部內， 課堂就設在臨時搭起來的棚子裏。當時講習班招收的學員共三百 八十多人，絕大部分是湖南籍。講習班的領導機構是理事會，理事 會的成員有譚延闓、程潛、林祖涵（即林伯渠）、魯滌平、陳嘉佑、毛 澤東、李富春等七人。李富春兼任班主任，朱劍凡擔任教育幹事，彭 國鈞擔任管理幹事。學員編為一個大隊，四個中隊。我被編在第三 中隊。現在隻記得大隊長是劉楚雄，湖南長沙人，黃埔軍校第一期 畢業生。 講習班把學習革命理論作為主要內容。同時也有一部分軍事 課程。講課的有汪精衛、陳公博、高語罕、張太雷、毛澤東、鄧中夏、 蕭楚女、惲代英、蔣先雲、朱劍凡等人。宋慶齡、蔣介石、吳稚暉、彭 湃等都來講演過。黨員學員還經常到廣東省農民協會去上黨課，講 黨課的主要是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周恩來也來講過黨課。軍事課 除學習軍事學等軍事理論外，還進行軍事訓練，從單個教練到連教 練，從製式教練到戰鬥教練，每天不間斷。 那時候我還不懂得變更環境地點須自帶組織關係，當初離開 衡陽來廣州時，匆匆忙忙捲起行李就走了。到了廣州以後，在政治 講習班開學的前夕，遇到原在衡陽省立第三師範的同學雷克長。雷 克長在三師學潮時被開除後，即在衡陽以教書作掩護，從事革命活 動。他來廣州比我們晚到幾天。當時雷克長把我和黃庭芳拉到講 習班附近的空坪上，很嚴肅地說道：“你們連組織關係都不帶，就跑 到廣州來，這是違反組織紀律的行為。現在我把你們的組織關係帶 來了，已經交給這裏的黨組織，以後你們可不許再這樣隨便了。”在
雷克長同我們談話之後不久，與我同住一室的傅光夏（湖南華容 人）通知我說，我的組織關係已由衡陽轉來，就編在他那個黨小組， 以後有關黨內的事情就直接找他聯繫。從此以後，我就在傅光夏那 個黨小組過組織生活。 我在政治講習班學習期間，社會上發生了幾起重大事件，在我 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動。 一件事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十萬多人在天安門舉 行反對“八國通牒”的示威大會，並組織二千多人的請願團到執政 府請願，在執政府門前（北京鐵獅子胡同內），遭到段祺瑞政府預伏 軍警的屠殺，當場死四十多人，傷二百多人，造成“三?一八”慘案。 魯迅稱3月18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另一件事是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一手策劃了“中山艦事 件”。中山艦曾是孫中山避過難的一艘軍艦，當時由共產黨人負責 指揮。蔣介石誣稱共產黨陰謀暴動，中山艦要炮轟黃埔雲雲。旋即 下令逮捕共產黨員李之龍等五十餘人，並劫奪中山艦，包圍省港罷 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包圍蘇聯顧問的住宅，宣布廣 州全市戒嚴。同時，又密令第一師師長何應欽將潮汕第一軍中的共 產黨員逮捕，取消第一軍黨代表製度。接著又取消了黃埔軍校青年 軍人聯合會，逼走在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已經公開的共產黨員二 百五十多人。第一軍的軍權遂落入蔣介石手中。“中山艦事件”是 蔣介石篡奪革命領導權的一個信號。蔣介石藉此打擊了中國共產 黨，控製了廣州局麵，並取代汪精衛當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 席。 繼“中山艦事件”之後不久，蔣介石又在5月15日國民黨二屆 二中全會上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國民黨高級黨部，包括中央 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的執行委員，共產黨員的總數不得超過 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
10月的一天，黃庭芳通知我，說中共衡陽區委的一位同誌約我們 去談話。我和黃庭芳二人，按照約定的時間、地點，與中共衡陽區委 的同誌見了麵。事後我才知道與我們見麵談話的這位同誌名叫龔 際飛。龔際飛與我們談話的內容略謂：黨組織已接到我們二人的入 黨申請，經過考察，已正式批準接受我們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龔際 飛還告訴我說，我的入黨介紹人，就是劉寅生和蔣元齋。龔際飛還 囑咐我們說，今後我們與黨組織的關係，就由黃庭芳與龔直接聯 係。 我終於找到了中國共產黨，並加入了黨的組織，興奮的心情使 我好像換了一個人。此時，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託，思想上更加 充實，胸懷豁然開朗，參加群眾運動的積極性更高了。我再不是盲 目地參加各種活動，而是在黨組織的直接領導下，為著一個偉大的 理想去鬥爭，這是多麽有意義的人生！從此，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 況下，再也沒有消極過。實現共產主義，成了我終生不渝的追求目 標，不論遇到什麽樣的艱難困苦，此誌不移。 我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了解到，衡陽地區早在1921年冬就由 蔣先雲、賀恕、夏明翰等人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第三師範有共產 黨的支部。我入黨之後不久離開衡陽去了廣州。在衡陽這段時間， 就是通過黃庭芳與中共湘南區委的龔際飛發生關係，沒有參加第 三師範的黨組織活動。我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的劉寅生同誌後來犧 牲了，我的另一名入黨介紹人蔣元齋在大革命失敗後消極脫黨，以 後又重新入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廣州的湘籍高級軍政領導人，成立了 以研究有關湖南革命運動為宗旨的“湖南政治研究會”。1925年12 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二十七次會議決定開辦國民黨 中央政治講習班，並指定由“湖南政治研究會”具體領導講習班的 工作。實際上主持講習班的是林伯渠、毛澤東、李富春等共產黨人。
為了培養我黨的政治工作幹部，並為進軍湖南作準備，黨中央指示 湖南黨的組織選送一批學生去投考國民黨中央政治講習班。我和 黃庭芳都被選送上，經過報名考試，均被錄取。我接到錄取通知書， 已是1925年底。 國民黨中央政治講習班附設在廣州東山國民黨中央黨部內， 課堂就設在臨時搭起來的棚子裏。當時講習班招收的學員共三百 八十多人，絕大部分是湖南籍。講習班的領導機構是理事會，理事 會的成員有譚延闓、程潛、林祖涵（即林伯渠）、魯滌平、陳嘉佑、毛 澤東、李富春等七人。李富春兼任班主任，朱劍凡擔任教育幹事，彭 國鈞擔任管理幹事。學員編為一個大隊，四個中隊。我被編在第三 中隊。現在隻記得大隊長是劉楚雄，湖南長沙人，黃埔軍校第一期 畢業生。 講習班把學習革命理論作為主要內容。同時也有一部分軍事 課程。講課的有汪精衛、陳公博、高語罕、張太雷、毛澤東、鄧中夏、 蕭楚女、惲代英、蔣先雲、朱劍凡等人。宋慶齡、蔣介石、吳稚暉、彭 湃等都來講演過。黨員學員還經常到廣東省農民協會去上黨課，講 黨課的主要是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周恩來也來講過黨課。軍事課 除學習軍事學等軍事理論外，還進行軍事訓練，從單個教練到連教 練，從製式教練到戰鬥教練，每天不間斷。 那時候我還不懂得變更環境地點須自帶組織關係，當初離開 衡陽來廣州時，匆匆忙忙捲起行李就走了。到了廣州以後，在政治 講習班開學的前夕，遇到原在衡陽省立第三師範的同學雷克長。雷 克長在三師學潮時被開除後，即在衡陽以教書作掩護，從事革命活 動。他來廣州比我們晚到幾天。當時雷克長把我和黃庭芳拉到講 習班附近的空坪上，很嚴肅地說道：“你們連組織關係都不帶，就跑 到廣州來，這是違反組織紀律的行為。現在我把你們的組織關係帶 來了，已經交給這裏的黨組織，以後你們可不許再這樣隨便了。”在
雷克長同我們談話之後不久，與我同住一室的傅光夏（湖南華容 人）通知我說，我的組織關係已由衡陽轉來，就編在他那個黨小組， 以後有關黨內的事情就直接找他聯繫。從此以後，我就在傅光夏那 個黨小組過組織生活。 我在政治講習班學習期間，社會上發生了幾起重大事件，在我 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動。 一件事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十萬多人在天安門舉 行反對“八國通牒”的示威大會，並組織二千多人的請願團到執政 府請願，在執政府門前（北京鐵獅子胡同內），遭到段祺瑞政府預伏 軍警的屠殺，當場死四十多人，傷二百多人，造成“三?一八”慘案。 魯迅稱3月18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另一件事是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一手策劃了“中山艦事 件”。中山艦曾是孫中山避過難的一艘軍艦，當時由共產黨人負責 指揮。蔣介石誣稱共產黨陰謀暴動，中山艦要炮轟黃埔雲雲。旋即 下令逮捕共產黨員李之龍等五十餘人，並劫奪中山艦，包圍省港罷 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包圍蘇聯顧問的住宅，宣布廣 州全市戒嚴。同時，又密令第一師師長何應欽將潮汕第一軍中的共 產黨員逮捕，取消第一軍黨代表製度。接著又取消了黃埔軍校青年 軍人聯合會，逼走在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已經公開的共產黨員二 百五十多人。第一軍的軍權遂落入蔣介石手中。“中山艦事件”是 蔣介石篡奪革命領導權的一個信號。蔣介石藉此打擊了中國共產 黨，控製了廣州局麵，並取代汪精衛當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 席。 繼“中山艦事件”之後不久，蔣介石又在5月15日國民黨二屆 二中全會上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國民黨高級黨部，包括中央 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的執行委員，共產黨員的總數不得超過 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