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景，名機，南陽涅陽縣人，約生於漢桓帝和平元年（150年），死在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自動好學，博覽群書，特好醫學，師事同郡名醫張伯祖。建安初，軍閥混戰，擾攘不休，中土人民死亡流徙，“疫癘數起”，“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僅在建安十年（205年）前，張仲景宗族二百餘口，死亡即達三分之二，其中死於傷寒病者占百分之七十。這種慘痛情況，使張仲景對於醫術鑽研更勤，他總結前人醫學成果，博採藥方，寫了許多有價值的醫學用書。惜多已亡佚，留傳於後世者，唯有《傷寒雜病論》十六卷。經後人整理校勘，將書中傷寒部分定名為《傷寒論》；雜病部分定名為《金匱要略》。《傷寒論》十卷、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論述了傷寒等外感熱性病的病理、診斷、治療及用藥。《金匱要略》六卷二十五篇，包括內科、外科、婦產科、皮膚科等四十多種雜病的治療方法一百三十九條，二百六十二方，以髒腑經絡學說作為基本論點，重視內髒間的整體聯繫性，強調保持人體的正氣，同時也不忽視去邪。
我國古代所說的傷寒，和現在專指傷寒桿菌所導致的傷寒病不同，《內經·素問·熱論篇》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熱病。”可見古人所說的傷寒是指一些因外感而帶高燒症狀病的通稱，除今日所說的傷寒病外，還包括其他多種傳染病。這類病病情複雜，轉變急劇，診斷和治療都比較難。張仲景除“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外，還用四診，即望診、聞診、問診和切脈，從多方麵了解病情，然後加以分析綜合，歸納為六經，即三陽（太陽、少陽、陰陽）和三陰（太陰、少陰、厥陰）六種症候類型。凡抗病力強、病勢亢奮的，是三陽病；抗病力弱，病勢虛衰的，是三陰病。治療三陽病，以驅邪為主，以期迅速消除病灶。治療三陰病，以扶正為主，以增加病人的抗病能力，調動人體積極因素。在具體醫療時，還以陰、陽、表、裏、寒、熱、虛、實為辨症的提綱，先分析病情是陽症或陰症。由陰陽辨明表裏，再辨明虛實，再辨明寒熱，這就是祖國診斷學上著名的“八綱”。一般而言，有興奮、充血、發熱等症候和脈象洪大有力浮滑的是陽症；病勢沉伏而難發現、惡寒、厥冷、脈象沉遲、細弱無力的是陰症；病症發生在體表的是表症；在內部的是裏症；凡病毒滯留體內，而精氣已現虛弱的是虛症。邪氣充實，但精力仍足以抵抗的是實症；病態表現有寒性傾向的是寒症，有熱性傾向的是熱症。
症狀辨明後，再進行治療。張仲景根據前人和自己治病經驗，把對各種症狀的治療方法概括為汗、吐、下、和、溫、清、補、消八種。即邪在肌表用汗法（發汗）。邪壅於上用吐法（催吐）。邪實於裏用下法（瀉下）。邪在表裏之間用和法（解毒）。寒症用溫法，熱症用清法，虛症用補法，積滯和腫塊一類病症用消法。這些治療法則概括力強，實用價值高，可以根據不同的病情，單獨或配合使用。張仲景的學術思想和有關病症的論述有繼往開來的作用，至今仍為學習祖國醫學者所必讀。
五、著名外科醫生華佗
華佗，一名旉，字元化，沛國譙縣人，早年遊學徐州，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佗孝廉，太尉黃琬辟，均不就。唯以從醫為事，足跡遍及今河南、山東及安徽、江蘇之江北地區。治癒患者甚眾。他精於方藥，每療疾，開湯藥不過數種，抓藥不用稱量，隨手取來，自然適度。為人針灸，不過紮一兩處，每處七八針，針拔即見效。除內科及針灸外，還精通婦產及兒科，尤擅長外科。為了解除病人手術時的疼痛，他總結前人行醫經驗，加上自己對醉酒現象的觀察借鑑，完成了麻醉術的發明，《後漢書》卷82下《方術傳》言華佗在動手術前，先令病人以酒服麻沸散，使之沉醉無所覺，這是祖國醫學上的一大突破。據說阿拉伯醫生知道用麻醉劑，即係從中國學到的，說明用酒和麻沸散作臨床手術前的麻醉劑，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三國誌》卷29《方技傳》言：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說明華佗當時已能作切除腫瘤及割除腸胃病灶等手術。其作法與現代外科手術大致相仿，足見其技術之高超。
華佗非常重視日常防病和保健工作，他對徒弟吳普說：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物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
華佗以上作法，正似今人作體操，打太極拳，生於一千七百年前的華佗能夠重視體育鍛鍊，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了。
曹操素有“頭風”病，每一發作，心亂目眩。他聞華佗醫術高超，召到診治，為之針灸，隨手而差。因此，操使佗常在左右，佗辭以妻病、歸鄉不返。操怒而殺之。佗死後，操頭風症未除，操因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曹操這話是說錯了，操的頭風病，即現代醫學亦難為之根除。華佗曾言操病，“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倒是符合事實之語。但操梟雄，用政治手腕對待醫人，是猜忌過甚了。及後曹操愛子倉舒病困，操嘆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設使當時華佗尚在，也未必能使倉舒起死回生，但若非膏肓之疾，也非沒有治好的可能。在古代，因有奇才異能而招致殺身之禍者，實所在不鮮，華佗之死，也是其中悲劇之一。
我國古代所說的傷寒，和現在專指傷寒桿菌所導致的傷寒病不同，《內經·素問·熱論篇》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熱病。”可見古人所說的傷寒是指一些因外感而帶高燒症狀病的通稱，除今日所說的傷寒病外，還包括其他多種傳染病。這類病病情複雜，轉變急劇，診斷和治療都比較難。張仲景除“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外，還用四診，即望診、聞診、問診和切脈，從多方麵了解病情，然後加以分析綜合，歸納為六經，即三陽（太陽、少陽、陰陽）和三陰（太陰、少陰、厥陰）六種症候類型。凡抗病力強、病勢亢奮的，是三陽病；抗病力弱，病勢虛衰的，是三陰病。治療三陽病，以驅邪為主，以期迅速消除病灶。治療三陰病，以扶正為主，以增加病人的抗病能力，調動人體積極因素。在具體醫療時，還以陰、陽、表、裏、寒、熱、虛、實為辨症的提綱，先分析病情是陽症或陰症。由陰陽辨明表裏，再辨明虛實，再辨明寒熱，這就是祖國診斷學上著名的“八綱”。一般而言，有興奮、充血、發熱等症候和脈象洪大有力浮滑的是陽症；病勢沉伏而難發現、惡寒、厥冷、脈象沉遲、細弱無力的是陰症；病症發生在體表的是表症；在內部的是裏症；凡病毒滯留體內，而精氣已現虛弱的是虛症。邪氣充實，但精力仍足以抵抗的是實症；病態表現有寒性傾向的是寒症，有熱性傾向的是熱症。
症狀辨明後，再進行治療。張仲景根據前人和自己治病經驗，把對各種症狀的治療方法概括為汗、吐、下、和、溫、清、補、消八種。即邪在肌表用汗法（發汗）。邪壅於上用吐法（催吐）。邪實於裏用下法（瀉下）。邪在表裏之間用和法（解毒）。寒症用溫法，熱症用清法，虛症用補法，積滯和腫塊一類病症用消法。這些治療法則概括力強，實用價值高，可以根據不同的病情，單獨或配合使用。張仲景的學術思想和有關病症的論述有繼往開來的作用，至今仍為學習祖國醫學者所必讀。
五、著名外科醫生華佗
華佗，一名旉，字元化，沛國譙縣人，早年遊學徐州，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佗孝廉，太尉黃琬辟，均不就。唯以從醫為事，足跡遍及今河南、山東及安徽、江蘇之江北地區。治癒患者甚眾。他精於方藥，每療疾，開湯藥不過數種，抓藥不用稱量，隨手取來，自然適度。為人針灸，不過紮一兩處，每處七八針，針拔即見效。除內科及針灸外，還精通婦產及兒科，尤擅長外科。為了解除病人手術時的疼痛，他總結前人行醫經驗，加上自己對醉酒現象的觀察借鑑，完成了麻醉術的發明，《後漢書》卷82下《方術傳》言華佗在動手術前，先令病人以酒服麻沸散，使之沉醉無所覺，這是祖國醫學上的一大突破。據說阿拉伯醫生知道用麻醉劑，即係從中國學到的，說明用酒和麻沸散作臨床手術前的麻醉劑，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三國誌》卷29《方技傳》言：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說明華佗當時已能作切除腫瘤及割除腸胃病灶等手術。其作法與現代外科手術大致相仿，足見其技術之高超。
華佗非常重視日常防病和保健工作，他對徒弟吳普說：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物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
華佗以上作法，正似今人作體操，打太極拳，生於一千七百年前的華佗能夠重視體育鍛鍊，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了。
曹操素有“頭風”病，每一發作，心亂目眩。他聞華佗醫術高超，召到診治，為之針灸，隨手而差。因此，操使佗常在左右，佗辭以妻病、歸鄉不返。操怒而殺之。佗死後，操頭風症未除，操因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曹操這話是說錯了，操的頭風病，即現代醫學亦難為之根除。華佗曾言操病，“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倒是符合事實之語。但操梟雄，用政治手腕對待醫人，是猜忌過甚了。及後曹操愛子倉舒病困，操嘆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設使當時華佗尚在，也未必能使倉舒起死回生，但若非膏肓之疾，也非沒有治好的可能。在古代，因有奇才異能而招致殺身之禍者，實所在不鮮，華佗之死，也是其中悲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