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賦，以《洛神賦》最為膾炙人口。此賦模仿宋玉《神女賦》，寫於黃初三年（222年）。賦中述說曹植從京師還過洛水，忽逢一美艷絕倫而又品性端正的神女，愛慕之心，油然而生，至於冒昧向之求婚。神女憐其赤誠，嘉其才華，隻因“人神道殊”，無緣相配，最後神女賜植以“江南明璫”，黯然而別。此事來由為何，後人多加臆測，實則，不過為植懷才不遇之自我寫照而已。
（五）所謂蔡琰的《悲憤詩》、《胡笳十八拍》等蔡琰，漢末著名文學家蔡邕之女。據《後漢書》卷84《列女傳》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194至195年），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與祀。
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蔡邕字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跣，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有名的《悲憤詩》，即載於此傳中，全詩共540個字，不僅敘述了蔡琰自己被擄入胡、思親拋兒等痛苦情節，也反映了兵荒馬亂、國破家亡，給廣大北方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這是一首現實主義的長篇史詩，全詩言語樸實，舒情細膩，淒切動人，洵為佳作。
但，這詩存在著是否為蔡琰本人所作的問題。從詩中內容看來，這詩斷非蔡琰所作，理由是：
（1）本傳言“興平中（194至195年），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然在此兩三年前，即初平三年（192年）蔡邕已為王允所誅，可是，詩中尚有“感時念父母”之句，這是不合情實處。
（2）詩言：“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然據《晉書》卷34《羊祜傳》，羊祜乃蔡邕外孫，祜又是司馬師之妻景獻羊皇後同產弟。則羊家和司馬氏都和蔡琰有親戚關係，怎能說蔡琰無中外之親呢？且《後漢書》卷60下《蔡邕傳》言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家中人多業廣，仕宦者多，蔡琰歸時也不會到“家人盡”的地步。說明作詩的人對蔡琰的家庭情況並不了解。這是第二個可疑點。
（3）詩中既言“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厲”，表明這詩是蔡邕初嫁董祀時寫的。可是又說：“常恐復捐棄”，這樣，剛結婚就怕被遺棄，似有對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既未必符合蔡琰當時心情，而且讓董祀看了，也會不舒服。當董祀犯了死罪時，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旨甚酸哀”，表明他們夫妻間感情還是不錯的。三國時社會風俗對再醮之婦，並不歧視。且當時男女嫁娶皆以連婚高門為榮，像蔡琰這樣既有才學，音律書法，無不擅長，且又出身名門世家，理應受到董祀尊重。實際情況是，蔡邕名滿天下，“貴重朝廷”，友徒眾多，蔡琰能傳家學，故曹操以金璧贖之。曹丕、丁廙諸人還為之作《蔡伯喈女賦》，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謂名噪一時。當蔡琰見曹操請求赦免董祀時，滿座公卿名士，“皆為改容”。素日執法較嚴的曹操格外為之開恩，遣快足“追原祀罪”，還讓蔡琰書寫昔家中散失墳籍。凡此，都說明蔡琰歸來後的地位不隻不“鄙賤”，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眾人同情，名聲也更高，所以詩中怕被人遺棄的說法不似蔡琰本人應有的口吻，而係好事者偽造。
（4）詩中懷念二子處亦嫌過多，這樣，既礙於董祀，也有失蔡琰的體麵，如真捨不得二鬍子，當時何必回來呢？當然，做母親的不可能不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淚可以，不厭其煩地公開宣講，喋喋不休，則不符合婦女們的心理。當曹操謂蔡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所誦憶墳籍時，琰立即以“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相婉辭，說明蔡琰是頗知男女之防的。以蔡琰之才，苟欲傳世，盡可拿出傷時哀民之作，僅以念二鬍子而宣示世人，豈其情耶？
（5）詩中“擁主以自強”語，似非蔡琰所宜言，因為曹操也正在“挾天子以令諸侯”，蔡琰理應加以迴避。
（6）《後漢書·董祀妻傳》言：“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參以《晉書》卷101《劉元海載記》，蔡琰有可能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劉豹，當然，不一定為劉豹所納，也可能落於劉豹手下大小匈奴貴族之手，不管為誰所得，蔡琰之居住地應不出今山西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帶。而《悲憤詩》中所言之“長驅西入關”，“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悠悠三千裏”，這些含糊記述，都說明作偽者並不確知蔡琰沒於南匈奴左賢王的地點，此亦為詩非蔡琰自作之證。
《後漢書·董祀妻傳》還載有蔡琰的第二章騷體《悲憤詩》，亦係偽作。詩第二句言“宗族殄兮門戶單”，既不符合事實，下兩句“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也與匈奴左賢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與南方之蠻合併稱述，亦非當時人所慣為。其餘語句略無新意，隻依據五言《悲憤詩》而寫，不值一駁。
（五）所謂蔡琰的《悲憤詩》、《胡笳十八拍》等蔡琰，漢末著名文學家蔡邕之女。據《後漢書》卷84《列女傳》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194至195年），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與祀。
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蔡邕字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跣，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有名的《悲憤詩》，即載於此傳中，全詩共540個字，不僅敘述了蔡琰自己被擄入胡、思親拋兒等痛苦情節，也反映了兵荒馬亂、國破家亡，給廣大北方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這是一首現實主義的長篇史詩，全詩言語樸實，舒情細膩，淒切動人，洵為佳作。
但，這詩存在著是否為蔡琰本人所作的問題。從詩中內容看來，這詩斷非蔡琰所作，理由是：
（1）本傳言“興平中（194至195年），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然在此兩三年前，即初平三年（192年）蔡邕已為王允所誅，可是，詩中尚有“感時念父母”之句，這是不合情實處。
（2）詩言：“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然據《晉書》卷34《羊祜傳》，羊祜乃蔡邕外孫，祜又是司馬師之妻景獻羊皇後同產弟。則羊家和司馬氏都和蔡琰有親戚關係，怎能說蔡琰無中外之親呢？且《後漢書》卷60下《蔡邕傳》言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家中人多業廣，仕宦者多，蔡琰歸時也不會到“家人盡”的地步。說明作詩的人對蔡琰的家庭情況並不了解。這是第二個可疑點。
（3）詩中既言“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厲”，表明這詩是蔡邕初嫁董祀時寫的。可是又說：“常恐復捐棄”，這樣，剛結婚就怕被遺棄，似有對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既未必符合蔡琰當時心情，而且讓董祀看了，也會不舒服。當董祀犯了死罪時，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旨甚酸哀”，表明他們夫妻間感情還是不錯的。三國時社會風俗對再醮之婦，並不歧視。且當時男女嫁娶皆以連婚高門為榮，像蔡琰這樣既有才學，音律書法，無不擅長，且又出身名門世家，理應受到董祀尊重。實際情況是，蔡邕名滿天下，“貴重朝廷”，友徒眾多，蔡琰能傳家學，故曹操以金璧贖之。曹丕、丁廙諸人還為之作《蔡伯喈女賦》，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謂名噪一時。當蔡琰見曹操請求赦免董祀時，滿座公卿名士，“皆為改容”。素日執法較嚴的曹操格外為之開恩，遣快足“追原祀罪”，還讓蔡琰書寫昔家中散失墳籍。凡此，都說明蔡琰歸來後的地位不隻不“鄙賤”，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眾人同情，名聲也更高，所以詩中怕被人遺棄的說法不似蔡琰本人應有的口吻，而係好事者偽造。
（4）詩中懷念二子處亦嫌過多，這樣，既礙於董祀，也有失蔡琰的體麵，如真捨不得二鬍子，當時何必回來呢？當然，做母親的不可能不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淚可以，不厭其煩地公開宣講，喋喋不休，則不符合婦女們的心理。當曹操謂蔡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所誦憶墳籍時，琰立即以“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相婉辭，說明蔡琰是頗知男女之防的。以蔡琰之才，苟欲傳世，盡可拿出傷時哀民之作，僅以念二鬍子而宣示世人，豈其情耶？
（5）詩中“擁主以自強”語，似非蔡琰所宜言，因為曹操也正在“挾天子以令諸侯”，蔡琰理應加以迴避。
（6）《後漢書·董祀妻傳》言：“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參以《晉書》卷101《劉元海載記》，蔡琰有可能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劉豹，當然，不一定為劉豹所納，也可能落於劉豹手下大小匈奴貴族之手，不管為誰所得，蔡琰之居住地應不出今山西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帶。而《悲憤詩》中所言之“長驅西入關”，“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悠悠三千裏”，這些含糊記述，都說明作偽者並不確知蔡琰沒於南匈奴左賢王的地點，此亦為詩非蔡琰自作之證。
《後漢書·董祀妻傳》還載有蔡琰的第二章騷體《悲憤詩》，亦係偽作。詩第二句言“宗族殄兮門戶單”，既不符合事實，下兩句“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也與匈奴左賢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與南方之蠻合併稱述，亦非當時人所慣為。其餘語句略無新意，隻依據五言《悲憤詩》而寫，不值一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