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嵇康、阮籍的哲學思想
（1）嵇康的簡歷
嵇康（223至262年），字叔夜，譙國銍縣（今安徽宿縣西）人。父昭，曾為魏督軍糧治書侍禦史。康早孤，靠母、兄撫育成人。康少有俊才，豪邁不群，任性而行。不修名譽，博覽群書，尤好老、莊。景初三年（239年），魏少帝曹芳即位時，康年十七，後娶曹操子沛王林的孫女為妻，曾作過中散大夫。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馬懿發動政變，殺曹爽及其黨何晏等，獨攬政柄，從此嵇康隱居不仕，他與阮籍等寓居河內郡山陽縣（今河南修武）。史稱：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鹹、河內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休七賢”。
竹林七賢結伴遊處的時間大概在正始末年至嘉平末年的五、六年內。七人中，嵇康和阮籍是著名的文學家，在哲學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二人一生的言行和遭遇也多類似。至於其他五人，或者在司馬氏手下作了大官，或者在學術、人品上表現平庸。我們在此隻談談嵇康和阮籍的政治處境和哲學思想。
嵇康隻活了四十歲，便被司馬昭殺害。他短促的一生，可以司馬懿發動政變為分界線而分為兩段。前一段即嵇康二十七歲以前，“康以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這時，大致過的是讀書彈琴、飲酒詠詩，“自足於懷”的無憂慮生活。後一段則過著如同孤臣孽子般的生涯。所以我們說：司馬懿殺曹爽政變不僅使魏政權落於司馬氏之手，也使嵇康一生發生重要轉折。司馬氏要篡位，主要依靠軍事實力和儒家豪門的支持。但篡位的勾當畢竟名不正、言不順。因此，司馬氏除廣泛籠絡有名望的士大夫以外，還為自己圖謀篡代製造理論根據。於是漢朝統治者先已行之有效的儒家倫理名教便應時而出。司馬氏首先標榜一個孝字，用以誘導士人慎言保身，勿為禍先；另外又宣揚堯舜禪代、湯武革命，給士人指明政治方向，讓他們為新王朝的建立出力效勞。
在司馬氏的威逼利誘下，不僅儒門世族紛紛投靠，就是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賢”也起了分化，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相繼作了或大或小的官。阮籍則採取既應詔作官又不好好幹，既諷刺又間或為之效勞的左右搖擺的對策。隻有嵇康依然橫眉冷眼，堅持“守誌無二”的一貫立場。他說：
有弘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製，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見素抱樸，內不愧心，外不負俗……
以上對弘達先生的描述，無疑是嵇康的自我表白。他“義不負心”、“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性格，畢竟不能見容於當世，而死在司馬氏及其依附者的屠刀之下了。
嵇康的著作流傳下來的有魯迅輯校的《嵇康集》、戴明揚的《嵇康集校注》。魯迅對嵇康的著作用力甚勤，對嵇康的人品評價甚高。戴明揚的《校注》，在校正文字、收集舊聞方麵，多有創穫，是研究嵇康的較為完備的著作。
（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是魏晉思想界經常研討的問題之一，也是嵇康政治思想的核心。前已言及，何晏、王弼援道入儒，把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相結合，認為名教出於自然。由於何晏、王弼代表了當權派的利益，所以他們主張君主無為，大臣掌權。曹爽、何晏等被殺以後，嵇康所麵臨的政治環境已經不同於往日，這時的情況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身為曹氏之婿的嵇康，因年少官微，沒有像魏親戚大臣何晏、夏侯玄那樣相繼被殺。但剛直任性的嵇康畢竟不曾向司馬氏投降，他對司馬氏所宣揚的禪讓和禮教等名堂一概嗤之以鼻，給以相應的揭露和抗爭。
儒家名教和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自兩漢以來即是統治者束縛下民、維護封建統治的得力工具，司馬氏以臣下而覬覦君位，自然無法利用忠節作為欺騙口號。因此，司馬氏倡導的名教特別突出一個“孝”字。他們每逢廢君弒主，都把不孝的大帽子扣到被害者頭上。嵇康對此深惡痛絕，他強調了“名教”和“自然”的對立，主張取締假禮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說：“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他認為六經與禮法都是統治者用以束縛人性的工具，隻有恢復人的本性，才能符合自然的規律，社會上所以存在虛詐和爭奪，是在上者假造所謂仁義道德的結果。他說：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製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
嵇康把社會上出現貴賤等級和追逐榮利的現象，歸之於至人不存和大道衰微的結果，顯然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的。但他對統治者製造仁義、等級、崇經等以束縛下民的手腳，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駁，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說：
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誌，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
（1）嵇康的簡歷
嵇康（223至262年），字叔夜，譙國銍縣（今安徽宿縣西）人。父昭，曾為魏督軍糧治書侍禦史。康早孤，靠母、兄撫育成人。康少有俊才，豪邁不群，任性而行。不修名譽，博覽群書，尤好老、莊。景初三年（239年），魏少帝曹芳即位時，康年十七，後娶曹操子沛王林的孫女為妻，曾作過中散大夫。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馬懿發動政變，殺曹爽及其黨何晏等，獨攬政柄，從此嵇康隱居不仕，他與阮籍等寓居河內郡山陽縣（今河南修武）。史稱：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鹹、河內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休七賢”。
竹林七賢結伴遊處的時間大概在正始末年至嘉平末年的五、六年內。七人中，嵇康和阮籍是著名的文學家，在哲學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二人一生的言行和遭遇也多類似。至於其他五人，或者在司馬氏手下作了大官，或者在學術、人品上表現平庸。我們在此隻談談嵇康和阮籍的政治處境和哲學思想。
嵇康隻活了四十歲，便被司馬昭殺害。他短促的一生，可以司馬懿發動政變為分界線而分為兩段。前一段即嵇康二十七歲以前，“康以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這時，大致過的是讀書彈琴、飲酒詠詩，“自足於懷”的無憂慮生活。後一段則過著如同孤臣孽子般的生涯。所以我們說：司馬懿殺曹爽政變不僅使魏政權落於司馬氏之手，也使嵇康一生發生重要轉折。司馬氏要篡位，主要依靠軍事實力和儒家豪門的支持。但篡位的勾當畢竟名不正、言不順。因此，司馬氏除廣泛籠絡有名望的士大夫以外，還為自己圖謀篡代製造理論根據。於是漢朝統治者先已行之有效的儒家倫理名教便應時而出。司馬氏首先標榜一個孝字，用以誘導士人慎言保身，勿為禍先；另外又宣揚堯舜禪代、湯武革命，給士人指明政治方向，讓他們為新王朝的建立出力效勞。
在司馬氏的威逼利誘下，不僅儒門世族紛紛投靠，就是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賢”也起了分化，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相繼作了或大或小的官。阮籍則採取既應詔作官又不好好幹，既諷刺又間或為之效勞的左右搖擺的對策。隻有嵇康依然橫眉冷眼，堅持“守誌無二”的一貫立場。他說：
有弘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製，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見素抱樸，內不愧心，外不負俗……
以上對弘達先生的描述，無疑是嵇康的自我表白。他“義不負心”、“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性格，畢竟不能見容於當世，而死在司馬氏及其依附者的屠刀之下了。
嵇康的著作流傳下來的有魯迅輯校的《嵇康集》、戴明揚的《嵇康集校注》。魯迅對嵇康的著作用力甚勤，對嵇康的人品評價甚高。戴明揚的《校注》，在校正文字、收集舊聞方麵，多有創穫，是研究嵇康的較為完備的著作。
（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是魏晉思想界經常研討的問題之一，也是嵇康政治思想的核心。前已言及，何晏、王弼援道入儒，把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相結合，認為名教出於自然。由於何晏、王弼代表了當權派的利益，所以他們主張君主無為，大臣掌權。曹爽、何晏等被殺以後，嵇康所麵臨的政治環境已經不同於往日，這時的情況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身為曹氏之婿的嵇康，因年少官微，沒有像魏親戚大臣何晏、夏侯玄那樣相繼被殺。但剛直任性的嵇康畢竟不曾向司馬氏投降，他對司馬氏所宣揚的禪讓和禮教等名堂一概嗤之以鼻，給以相應的揭露和抗爭。
儒家名教和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自兩漢以來即是統治者束縛下民、維護封建統治的得力工具，司馬氏以臣下而覬覦君位，自然無法利用忠節作為欺騙口號。因此，司馬氏倡導的名教特別突出一個“孝”字。他們每逢廢君弒主，都把不孝的大帽子扣到被害者頭上。嵇康對此深惡痛絕，他強調了“名教”和“自然”的對立，主張取締假禮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說：“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他認為六經與禮法都是統治者用以束縛人性的工具，隻有恢復人的本性，才能符合自然的規律，社會上所以存在虛詐和爭奪，是在上者假造所謂仁義道德的結果。他說：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製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
嵇康把社會上出現貴賤等級和追逐榮利的現象，歸之於至人不存和大道衰微的結果，顯然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的。但他對統治者製造仁義、等級、崇經等以束縛下民的手腳，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駁，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說：
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誌，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