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錄勛的屬官還有三都尉：奉車都尉，掌禦乘輿車；駙馬都尉，掌副車馬匹（魏晉之後，尚公主者必拜此官）；騎都尉，領羽林騎。
一些舊史書謂光錄勛屬下有大夫、中郎將等官，但從三國史笈觀之，光錄勛並無如此大的權力。如《三國誌》卷14《蔣濟傳》言曹丕代漢後，蔣濟“出為東中郎將……入為散騎常侍”，及統領諸軍鎮守合肥的大司馬曹仁死後，蔣濟復“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手握重兵的蔣濟，決非光錄勛所能領導。至於前時五官中郎將的擔當者乃是曹丕，這種五官中郎將乃係“為丞相副”，高出所有文武百官。《晉書》卷30《刑法誌》言：
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製，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
以上的常侍、侍郎、議郎等都是名臣碩儒，亦非光錄勛所能領導。我們閱讀古書，宜結合當時具體情況進行探討，不可墨守書本上文字規條。
衛尉秦代即有是官，漢景帝一度改稱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復原名。衛尉掌宮門衛士，徼循於宮中。衛尉寺在宮中，其屬官較著名的是公車司馬令，簡稱公車令，掌警衛司馬門。經過司馬門的人都要下車步行。公車是官署名，凡臣民上書和被徵召者，都由公車接待。《史記》卷126《滑稽·東方朔傳》謂“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三國誌》卷19《陳思王傳》言：曹“植嚐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可見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開司馬門及行馳道中。
太僕秦漢皆有是官，王莽一度改名為太禦，職務是給皇帝供應車馬。有時太僕親自為皇帝駕車。養馬是太僕職務之一，《漢書》卷5《景帝紀》言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師古注引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養馬處）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曹魏養馬情況、史書失載，然據《後漢書》卷84《列女·董祀妻》載蔡文姬對曹操說：“明公廄馬萬匹”，則曹魏養馬當必不少。太僕既常接近君主，又執掌馬政，故職位亦非無關緊要。
廷尉秦時即有是官，漢景帝改稱大理，自後或稱廷尉，或稱大理。魏初稱大理，曹丕改稱廷尉。廷尉掌刑法獄訟，“廷”字係直、平之義，治獄貴直而且平，故以為號。古代凡掌賊盜及掌司察之官皆稱尉。言以武力為後盾也。廷尉是各地上訴的最高司法機構。《三國誌》卷24《高柔傳》載：
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歸，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
經過廷尉高柔設法斷案，確定為同營士焦子文借錢害命。由是朝廷頒發“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同上傳又載：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台（《資治通鑑》胡注謂：台指尚書台）。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
以上材料說明專製皇帝可以枉法殺人（但此舉失人心，後來司馬氏專魏政，群臣反對司馬氏者甚少，未必與此類事無關）。廷尉高柔能依法不從詔命，總算有一點護法行為。漢魏時，大臣有罪或皇帝有詔命，則“召致廷尉”，即被送到廷尉寺作最後處理，故大臣聞之多自殺。
廷尉的屬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監，是為廷尉三官，廷尉對案件的判決，三官還可以提出駁議。如《三國誌》卷12《鮑勛傳》言：
（文）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為勛嘆恨。
由上可知，法律並不能約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總算可以提出自己的異議，畢竟比世人皆鉗口不言好一點。又如《三國誌》卷12《司馬芝傳》言：
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司馬芝的話，雖不合乎應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專製法律動不動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殺無辜平民的殘虐情況下，還是不無可取的。
大鴻臚秦稱典客，漢景帝改稱大鴻臚。王莽稱典樂，東漢三國均稱大鴻臚。大鴻臚掌與諸侯國及少數民族有關事宜。
一些舊史書謂光錄勛屬下有大夫、中郎將等官，但從三國史笈觀之，光錄勛並無如此大的權力。如《三國誌》卷14《蔣濟傳》言曹丕代漢後，蔣濟“出為東中郎將……入為散騎常侍”，及統領諸軍鎮守合肥的大司馬曹仁死後，蔣濟復“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手握重兵的蔣濟，決非光錄勛所能領導。至於前時五官中郎將的擔當者乃是曹丕，這種五官中郎將乃係“為丞相副”，高出所有文武百官。《晉書》卷30《刑法誌》言：
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製，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
以上的常侍、侍郎、議郎等都是名臣碩儒，亦非光錄勛所能領導。我們閱讀古書，宜結合當時具體情況進行探討，不可墨守書本上文字規條。
衛尉秦代即有是官，漢景帝一度改稱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復原名。衛尉掌宮門衛士，徼循於宮中。衛尉寺在宮中，其屬官較著名的是公車司馬令，簡稱公車令，掌警衛司馬門。經過司馬門的人都要下車步行。公車是官署名，凡臣民上書和被徵召者，都由公車接待。《史記》卷126《滑稽·東方朔傳》謂“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三國誌》卷19《陳思王傳》言：曹“植嚐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可見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開司馬門及行馳道中。
太僕秦漢皆有是官，王莽一度改名為太禦，職務是給皇帝供應車馬。有時太僕親自為皇帝駕車。養馬是太僕職務之一，《漢書》卷5《景帝紀》言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師古注引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養馬處）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曹魏養馬情況、史書失載，然據《後漢書》卷84《列女·董祀妻》載蔡文姬對曹操說：“明公廄馬萬匹”，則曹魏養馬當必不少。太僕既常接近君主，又執掌馬政，故職位亦非無關緊要。
廷尉秦時即有是官，漢景帝改稱大理，自後或稱廷尉，或稱大理。魏初稱大理，曹丕改稱廷尉。廷尉掌刑法獄訟，“廷”字係直、平之義，治獄貴直而且平，故以為號。古代凡掌賊盜及掌司察之官皆稱尉。言以武力為後盾也。廷尉是各地上訴的最高司法機構。《三國誌》卷24《高柔傳》載：
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歸，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
經過廷尉高柔設法斷案，確定為同營士焦子文借錢害命。由是朝廷頒發“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同上傳又載：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台（《資治通鑑》胡注謂：台指尚書台）。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
以上材料說明專製皇帝可以枉法殺人（但此舉失人心，後來司馬氏專魏政，群臣反對司馬氏者甚少，未必與此類事無關）。廷尉高柔能依法不從詔命，總算有一點護法行為。漢魏時，大臣有罪或皇帝有詔命，則“召致廷尉”，即被送到廷尉寺作最後處理，故大臣聞之多自殺。
廷尉的屬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監，是為廷尉三官，廷尉對案件的判決，三官還可以提出駁議。如《三國誌》卷12《鮑勛傳》言：
（文）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為勛嘆恨。
由上可知，法律並不能約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總算可以提出自己的異議，畢竟比世人皆鉗口不言好一點。又如《三國誌》卷12《司馬芝傳》言：
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司馬芝的話，雖不合乎應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專製法律動不動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殺無辜平民的殘虐情況下，還是不無可取的。
大鴻臚秦稱典客，漢景帝改稱大鴻臚。王莽稱典樂，東漢三國均稱大鴻臚。大鴻臚掌與諸侯國及少數民族有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