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天鳳元年（14年），益州郡發生了以僰人為主力的反莽大起義，王莽調動大軍前來鎮壓，並把勝休縣改稱勝僰縣，說明滇國的主體民族正是僰人。由於僰族居住在宜於農耕的壩子地區，所以與漢民接觸最多，逐漸融合，後來僰族在史籍中越來越少見，即因已與漢人融合的緣故。所以今川滇地區的漢人血液中攙雜著不少的優秀僰人的成分。
三、濮族
參加過周武王牧野誓師的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族中，以濮族人數最多，而且分布地域廣闊。因濮族長期處於分散的部落狀態，故有百濮的稱號。濮人建立的濮國原在江、漢一帶，與同屬濮族的楚國為鄰，後遂為楚吞併。史家言及楚國境內的民族時，先稱之為濮，繼稱之為越，即因濮、越同源之故。
濮人因不堪楚國的壓榨，曾多次起義反抗，均無成就，濮人建立的庸國也被楚吞併。戰國時，楚用吳起（前384—前381年），“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因為當時在江東立國的越尚在，故楚國境內原濮人小國都稱百濮，濮人的居地，東連吳、越。公元前334年，楚終於滅了越國。楚國派到夜郎、滇國去的將軍莊蹻，因歸路被秦截斷，他及帶去的將士都留居滇地，與當地各族人民混居。
秦漢三國時，濮人遍及今西南各省區。《華陽國誌》卷3《蜀誌》言：臨邛縣有布濮水（河名，在今四川邛崍縣西南）；“濮（地名，在蜀郡）出好棗”。布濮水流經處和濮都住有濮人。揚雄和左思前後各寫有《蜀都賦》，都提到“百濮”。說明兩漢三國時蜀地濮人甚多。《華陽國誌》卷4《南中誌》言：
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巂唐侯王國以十數。編發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
以上所提到的越，即百越係的濮或僚族。“滇濮”指以滇池為居住中心的滇人，滇人為百濮的一支，滇人的習俗，如喜歡用銅鼓，住“幹欄”等，與濮人相同。句町，也是濮人的一支，主要分布於今雲南東南部、貴州西南部及廣西西北部一帶。夜郎國的主體民族為僚人，《太平禦覽》卷171引唐梁載言《十道誌》謂“珍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國之地。”《華陽國誌》卷4《南中誌》言夜郎竹王“有才武，遂雄夷濮。《後漢書》卷86《西南夷列傳》稱夜郎人為“夷獠”，可證夷獠即“夷濮”。《三國誌》卷43《張嶷傳》注引《益部耆舊傳》言蜀漢馬忠、張嶷平定南夷劉胄的叛亂後，“牂牁、興古獠種復反”。證明今貴州與雲南東南部有僚人。《華陽國誌》卷3《蜀誌》言“堂狼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塚”。堂狼縣在今雲南東北部會澤、東川、巧家一帶。漢武帝時，滇王在同姓勞深、靡莫的慫恿下抗拒漢使者吏卒。滇及勞深、靡莫為濮僚族類，則益州郡（蜀漢改建寧郡）固多濮人，故《三國誌》卷43《李恢傳》所言蜀漢南中賦稅出自叟濮，自不待言。滇西之永昌郡尤多閩、越、濮、僚族類，僚即駱越，《魏書》卷101《僚傳》談到僚人習俗如住幹蘭、用銅器、能臥水底似以鼻飲水、死者豎棺以葬等多與駱越相同，說明係同一族類。僚人與其人口眾多的同族駱越住地相距極遠，表明越人分布區異常廣闊，故史書稱之為“百越”。如上所述，濮亦有“百濮”之稱。濮、越實為同一族類。
總之，秦漢三國時，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兩大族係，一是氐羌族係，如昆、叟、青羌、邛、筰等屬之；一為百越族係，如濮、僚、賨（賨族即板楯蠻，漢時很活躍，三國時史書甚少提及。故未敘述）、等屬之。
一、山越
《三國誌》卷64《諸葛恪傳》載：
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裏，山穀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嚐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
以上一段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沒有提到民族差別，甚至連族名都未涉及。到孫權採納諸葛恪掠奪山民充兵的計劃時，拜恪為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說明《諸葛恪傳》所指係越族。可見當時漢越之間的民族界限已顯得若有若無。其中所謂“逋亡宿惡，鹹共逃竄”，顯然是指因反抗孫吳的統治而逃避賦役的漢人。不屑說，山民大多數是已經大致漢化了的越族遺民。史言山民好武習戰、敢於反抗強暴。官兵前往鎮壓，他們慣於用待機伺隙、集中突擊和打了就跑的遊擊戰術，因此，封建統治者難以令其就範。吳越之地自古即出銅鐵，山民能鑄造兵器，食物以糧穀為主。《諸葛恪傳》敘述恪降伏山民的方法是：“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人。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可知山民的生活方式與務農為生的漢民並無二致。正因為這樣，所以史書上經常不稱越民而隻稱山民。山民與漢民的區別，主要在於山民不給孫吳統治者當兵納糧。由於山民已基本喪失民族凝聚力，所以便不足威脅到孫吳政權的生存，往往被具有軍事知識的將領所征服。如同一般史料所昭示，好像糾紛隻是從鎮壓的官軍和逃避賦役的山民之間產生，實際，質樸的山民並不能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隻能受大小頭目的擺布。孫權稱帝後，鄱陽太守周魴為了譎誘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曾寫了假降信，言：“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以便由他轉授給鄱陽山越諸魁帥，獎勵他們叛吳投魏。由此可知山越中的大小頭目是夠多的。他們為了霸占山民的勞動果實，自然不願看到山民出來為吳國政權當兵納稅。所以封建史書所述吳政權與所謂“山越”的矛盾，主要還是吳政權和山越上層分子爭奪人力物力的矛盾。
三、濮族
參加過周武王牧野誓師的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族中，以濮族人數最多，而且分布地域廣闊。因濮族長期處於分散的部落狀態，故有百濮的稱號。濮人建立的濮國原在江、漢一帶，與同屬濮族的楚國為鄰，後遂為楚吞併。史家言及楚國境內的民族時，先稱之為濮，繼稱之為越，即因濮、越同源之故。
濮人因不堪楚國的壓榨，曾多次起義反抗，均無成就，濮人建立的庸國也被楚吞併。戰國時，楚用吳起（前384—前381年），“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因為當時在江東立國的越尚在，故楚國境內原濮人小國都稱百濮，濮人的居地，東連吳、越。公元前334年，楚終於滅了越國。楚國派到夜郎、滇國去的將軍莊蹻，因歸路被秦截斷，他及帶去的將士都留居滇地，與當地各族人民混居。
秦漢三國時，濮人遍及今西南各省區。《華陽國誌》卷3《蜀誌》言：臨邛縣有布濮水（河名，在今四川邛崍縣西南）；“濮（地名，在蜀郡）出好棗”。布濮水流經處和濮都住有濮人。揚雄和左思前後各寫有《蜀都賦》，都提到“百濮”。說明兩漢三國時蜀地濮人甚多。《華陽國誌》卷4《南中誌》言：
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巂唐侯王國以十數。編發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
以上所提到的越，即百越係的濮或僚族。“滇濮”指以滇池為居住中心的滇人，滇人為百濮的一支，滇人的習俗，如喜歡用銅鼓，住“幹欄”等，與濮人相同。句町，也是濮人的一支，主要分布於今雲南東南部、貴州西南部及廣西西北部一帶。夜郎國的主體民族為僚人，《太平禦覽》卷171引唐梁載言《十道誌》謂“珍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國之地。”《華陽國誌》卷4《南中誌》言夜郎竹王“有才武，遂雄夷濮。《後漢書》卷86《西南夷列傳》稱夜郎人為“夷獠”，可證夷獠即“夷濮”。《三國誌》卷43《張嶷傳》注引《益部耆舊傳》言蜀漢馬忠、張嶷平定南夷劉胄的叛亂後，“牂牁、興古獠種復反”。證明今貴州與雲南東南部有僚人。《華陽國誌》卷3《蜀誌》言“堂狼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塚”。堂狼縣在今雲南東北部會澤、東川、巧家一帶。漢武帝時，滇王在同姓勞深、靡莫的慫恿下抗拒漢使者吏卒。滇及勞深、靡莫為濮僚族類，則益州郡（蜀漢改建寧郡）固多濮人，故《三國誌》卷43《李恢傳》所言蜀漢南中賦稅出自叟濮，自不待言。滇西之永昌郡尤多閩、越、濮、僚族類，僚即駱越，《魏書》卷101《僚傳》談到僚人習俗如住幹蘭、用銅器、能臥水底似以鼻飲水、死者豎棺以葬等多與駱越相同，說明係同一族類。僚人與其人口眾多的同族駱越住地相距極遠，表明越人分布區異常廣闊，故史書稱之為“百越”。如上所述，濮亦有“百濮”之稱。濮、越實為同一族類。
總之，秦漢三國時，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兩大族係，一是氐羌族係，如昆、叟、青羌、邛、筰等屬之；一為百越族係，如濮、僚、賨（賨族即板楯蠻，漢時很活躍，三國時史書甚少提及。故未敘述）、等屬之。
一、山越
《三國誌》卷64《諸葛恪傳》載：
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裏，山穀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嚐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
以上一段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沒有提到民族差別，甚至連族名都未涉及。到孫權採納諸葛恪掠奪山民充兵的計劃時，拜恪為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說明《諸葛恪傳》所指係越族。可見當時漢越之間的民族界限已顯得若有若無。其中所謂“逋亡宿惡，鹹共逃竄”，顯然是指因反抗孫吳的統治而逃避賦役的漢人。不屑說，山民大多數是已經大致漢化了的越族遺民。史言山民好武習戰、敢於反抗強暴。官兵前往鎮壓，他們慣於用待機伺隙、集中突擊和打了就跑的遊擊戰術，因此，封建統治者難以令其就範。吳越之地自古即出銅鐵，山民能鑄造兵器，食物以糧穀為主。《諸葛恪傳》敘述恪降伏山民的方法是：“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人。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可知山民的生活方式與務農為生的漢民並無二致。正因為這樣，所以史書上經常不稱越民而隻稱山民。山民與漢民的區別，主要在於山民不給孫吳統治者當兵納糧。由於山民已基本喪失民族凝聚力，所以便不足威脅到孫吳政權的生存，往往被具有軍事知識的將領所征服。如同一般史料所昭示，好像糾紛隻是從鎮壓的官軍和逃避賦役的山民之間產生，實際，質樸的山民並不能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隻能受大小頭目的擺布。孫權稱帝後，鄱陽太守周魴為了譎誘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曾寫了假降信，言：“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以便由他轉授給鄱陽山越諸魁帥，獎勵他們叛吳投魏。由此可知山越中的大小頭目是夠多的。他們為了霸占山民的勞動果實，自然不願看到山民出來為吳國政權當兵納稅。所以封建史書所述吳政權與所謂“山越”的矛盾，主要還是吳政權和山越上層分子爭奪人力物力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