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鹹嘆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
可見孫權考察地方官政績的重要標準，是視其轄區民戶有無增減。烏程是侯國，相當於縣，原戶不滿萬，經過駱統治理，民戶始得過萬，戶口的增加，意味著納稅、服役和當兵的人增加，所以駱統受到了孫權的賞識，被調到將軍府任要職，並妻以族女。這樣處置，體現了孫吳政權對增加編戶自耕農民的重視。孫吳的編戶自耕農屬郡縣管轄，也叫縣戶或正戶。孫吳編戶農民的地位似乎遜於曹魏編戶，政府可以更輕易地把他們變為屯田民或軍戶，甚至賞給功臣作佃客。例如孫權愛將陳武於建安二十年（215年）從權出擊合肥時戰死，孫權除命武愛妾殉葬外，還賜武家二百戶復客，《三國誌》卷55《陳武附子表傳》載陳武之子陳表得賜之後的情況：
嘉禾三年（234年）……以表領新安（今浙江衢州市）都尉……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誌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
由上可知，孫權賜給陳武家的復人（即免除為政府納稅服役的客戶），原來並不是依附於別人的客戶，所以陳表才說：“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根據當時“強者充兵，弱者補戶”的準則，陳表還是讓他們充作政府“部伍”（戰士）。孫權為了嘉獎陳表的操尚，又令郡縣另外料取正戶中比較貧弱者給陳表作復客。可見自耕農作為國家編戶，可以隨時被用於賞賜。《三國誌·吳書》中還有類似的敘述，如同卷《潘璋傳》：
潘璋……嘉禾三年（234年）卒……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以上所謂“復客”與“復人”相同，皆謂依附人戶。另外，《三國誌》卷54《呂蒙傳》言蒙卒後，“蒙子霸襲爵，與守塚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這三百家為呂蒙守塚者的身分亦與“復客”相當。編戶農民既有被政府賞賜給功臣武將作復客的可能，說明他們的身分亦非真正自由。實際上，自耕農也難得完全享有自己用汗水獲得的勞動果實，如《三國誌》卷52《步騭傳》載：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而今捨去，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幾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遝，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看樣子，步騭和衛旌均非出身於名門望族，故自蘇北渡江定居後，單身貧困，躬自種瓜，屬於個體自耕農戶。他們因怕受到豪家及其人客的侵淩，而不得不把一些農產品獻給焦征羌。征羌過去當過征羌縣令，故以故官名稱之，其人客猶放縱一方，自食其力的騭、旌也不能不俯首帖耳地修刺送禮，以求平安度日。騭、旌還都有相當文化，豪族對之猶怠慢若此，一般自耕農民所受豪族與官府的虐待和盤剝自然就不在話下了。
一般史書認為自耕農的身價高於士卒，我以為未必，因為不論吳、魏和蜀，都以編戶齊民中之“強者充兵，弱者補戶”。假若士卒的待遇不及正戶羸民，那末，誰還樂於當兵打仗呢？至於自耕農民的處境是否就比私家佃客和國家屯田民好，也需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特別是在戰亂之世，個體農民為了逃避兵役或承受不了苛重的賦役雜稅盤剝，投奔豪門，為其役使。豪族為了擴大私人武裝和財富，也施展各種周濟手法，使客戶甘心受其役使。比如周瑜、程普死後，孫權曾下令：“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這種“人客”，即未經政府許可，而私自招致的非法依附戶。私自包庇人客的將軍，也決非隻周瑜、程普二人。這說明戰亂之世的編戶自耕農，處境險惡，有時還不如依附於豪家的人客。
前已講過孫吳統治者對屯田軍民的剝削狀況，至於自耕農民所受的賦役等剝削亦大體與屯田軍民相同，上節所引用過的史料如駱統、陸凱、華覈、賀邵、陸抗等人的上疏及孫權、孫休的詔令，也主要是針對自耕農民而發的。何況屯田軍民也大都來自自耕農民。因此，前麵引用過的材料對自耕農同樣適用，這裏不再援引。但必需說明的即孫吳的自耕農受剝削的方式，有其獨特之處，而與曹魏的自耕農有所不同。曹魏施行的田租戶調製雖係由兩漢的賦役製演化而來，但又有明顯的改革。孫吳如何向農民徵收田租和絹綿，史無正麵敘述。唯孫吳征取算緡，則史有明文，如《三國誌》卷48《孫晧傳》載：天璽元年（276年），“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說明孫吳始終未曾改變漢朝按人口徵收緡錢的算賦。按理說，孫吳地廣人稀，常有誰墾荒地，收稻即歸誰的情況，則田租理應甚輕，但據《三國誌》卷48《孫休傳》言：
可見孫權考察地方官政績的重要標準，是視其轄區民戶有無增減。烏程是侯國，相當於縣，原戶不滿萬，經過駱統治理，民戶始得過萬，戶口的增加，意味著納稅、服役和當兵的人增加，所以駱統受到了孫權的賞識，被調到將軍府任要職，並妻以族女。這樣處置，體現了孫吳政權對增加編戶自耕農民的重視。孫吳的編戶自耕農屬郡縣管轄，也叫縣戶或正戶。孫吳編戶農民的地位似乎遜於曹魏編戶，政府可以更輕易地把他們變為屯田民或軍戶，甚至賞給功臣作佃客。例如孫權愛將陳武於建安二十年（215年）從權出擊合肥時戰死，孫權除命武愛妾殉葬外，還賜武家二百戶復客，《三國誌》卷55《陳武附子表傳》載陳武之子陳表得賜之後的情況：
嘉禾三年（234年）……以表領新安（今浙江衢州市）都尉……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誌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
由上可知，孫權賜給陳武家的復人（即免除為政府納稅服役的客戶），原來並不是依附於別人的客戶，所以陳表才說：“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根據當時“強者充兵，弱者補戶”的準則，陳表還是讓他們充作政府“部伍”（戰士）。孫權為了嘉獎陳表的操尚，又令郡縣另外料取正戶中比較貧弱者給陳表作復客。可見自耕農作為國家編戶，可以隨時被用於賞賜。《三國誌·吳書》中還有類似的敘述，如同卷《潘璋傳》：
潘璋……嘉禾三年（234年）卒……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以上所謂“復客”與“復人”相同，皆謂依附人戶。另外，《三國誌》卷54《呂蒙傳》言蒙卒後，“蒙子霸襲爵，與守塚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這三百家為呂蒙守塚者的身分亦與“復客”相當。編戶農民既有被政府賞賜給功臣武將作復客的可能，說明他們的身分亦非真正自由。實際上，自耕農也難得完全享有自己用汗水獲得的勞動果實，如《三國誌》卷52《步騭傳》載：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而今捨去，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幾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遝，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看樣子，步騭和衛旌均非出身於名門望族，故自蘇北渡江定居後，單身貧困，躬自種瓜，屬於個體自耕農戶。他們因怕受到豪家及其人客的侵淩，而不得不把一些農產品獻給焦征羌。征羌過去當過征羌縣令，故以故官名稱之，其人客猶放縱一方，自食其力的騭、旌也不能不俯首帖耳地修刺送禮，以求平安度日。騭、旌還都有相當文化，豪族對之猶怠慢若此，一般自耕農民所受豪族與官府的虐待和盤剝自然就不在話下了。
一般史書認為自耕農的身價高於士卒，我以為未必，因為不論吳、魏和蜀，都以編戶齊民中之“強者充兵，弱者補戶”。假若士卒的待遇不及正戶羸民，那末，誰還樂於當兵打仗呢？至於自耕農民的處境是否就比私家佃客和國家屯田民好，也需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特別是在戰亂之世，個體農民為了逃避兵役或承受不了苛重的賦役雜稅盤剝，投奔豪門，為其役使。豪族為了擴大私人武裝和財富，也施展各種周濟手法，使客戶甘心受其役使。比如周瑜、程普死後，孫權曾下令：“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這種“人客”，即未經政府許可，而私自招致的非法依附戶。私自包庇人客的將軍，也決非隻周瑜、程普二人。這說明戰亂之世的編戶自耕農，處境險惡，有時還不如依附於豪家的人客。
前已講過孫吳統治者對屯田軍民的剝削狀況，至於自耕農民所受的賦役等剝削亦大體與屯田軍民相同，上節所引用過的史料如駱統、陸凱、華覈、賀邵、陸抗等人的上疏及孫權、孫休的詔令，也主要是針對自耕農民而發的。何況屯田軍民也大都來自自耕農民。因此，前麵引用過的材料對自耕農同樣適用，這裏不再援引。但必需說明的即孫吳的自耕農受剝削的方式，有其獨特之處，而與曹魏的自耕農有所不同。曹魏施行的田租戶調製雖係由兩漢的賦役製演化而來，但又有明顯的改革。孫吳如何向農民徵收田租和絹綿，史無正麵敘述。唯孫吳征取算緡，則史有明文，如《三國誌》卷48《孫晧傳》載：天璽元年（276年），“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說明孫吳始終未曾改變漢朝按人口徵收緡錢的算賦。按理說，孫吳地廣人稀，常有誰墾荒地，收稻即歸誰的情況，則田租理應甚輕，但據《三國誌》卷48《孫休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