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蜀漢統治者注意興修水利，加上前麵所說的諸葛亮積極推行屯田，自耕農因所受官吏豪強的額外役使和榨取有所減輕，從而使他們得以維持簡單的生產和再生產，所以蜀國的農業生產獲得了一定的發展。袁準稱讚蜀漢“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已見前引），即可說明蜀漢社會經濟當然主要是農業經濟呈現出的一派繁榮景象。左思在《蜀都賦》中盛讚成都平原“溝洫脈散，疆裏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連接，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桔柚之園。”反映了成都平原溝渠交錯，稼穡興旺，稻浪滾滾的如畫景象。當時的廣漢、綿竹一帶，是農業高產區，稻稼能夠畝收30至50斛。據《晉書》卷47《傅玄傳》載傅玄言曰：“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北方水田猶能畝收數十斛，則作“為蜀淵府”的綿竹等地畝收30至50斛，當非誇大之辭。不過那時斛小，所謂畝產30至50斛，也不過當今之畝產780—1160斤左右而已。
諸葛亮所以能把蜀國治理得很好，除了他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外，也賴有益州殷富作為物質基礎。兩者相互推動和影響，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汗水滴灌著益州的大地，從而在三國紛擾的戰爭年代，蜀漢的農業仍有一定的發展。
四、手工業與商業
前已言及，劉備少時與母以販履織席為業，說明劉備對於手工技藝並不陌生。諸葛亮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史言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樑、道路”，“所至營壘、井灶、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加以亮素誌在於吞魏還都，故對於攻守武器與軍糧運送工具的研究尤為注意。《諸葛亮集》有《作斧教》、《作鋼鎧教》、《作七首教》以督勵有關官吏提高武器製造質量。陝西漢中地區城固縣三國墓出土了九件銅弩機；在定軍山附近，出土了大量紮馬釘和銅箭鏃、鐵刀等兵器。以上二地都是蜀漢軍隊打過仗或駐紮過的，應屬蜀漢遺物。紮馬釘有銅鐵兩種，四角鋒利，每角約長0.5市寸，隨手擲地，總有一角朝上直立。1964年3月在四川郫縣太平公社出土的銅弩機上刻有銘文，係劉禪景耀四年（261年）二月卅日中作部造，機上銘文說係“十石機”（一石為120斤），一次十矢俱發。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稱：“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以諸葛亮的慎密、持重，若非其軍隊的裝備確已達到精良程度，安能如此出言。魏將鄧艾也說過蜀軍“五兵犀利”的話。這些都說明蜀漢手工業發展水平是很高的。
諸葛亮對於關係國計民生最密切的鹽鐵手工業是極重視的，《三國誌》卷41《王連傳》載：
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
蜀中多鹽井，以廣都縣為例，“有鹽井、漁田之饒，大豪馮氏有魚池、鹽井，縣凡有小井十數所”。在蜀漢以前，益州的煮鹽事業由民辦者甚多，所謂民辦，實際是由大小豪民辦。《三國誌》卷43《張嶷傳》言：“定莋、台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裏，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越巂太守張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遂獲鹽鐵，器用周贍”。越巂郡屬於南中少數民族地區，這裏尚將鹽鐵收歸國營，內地各郡自然更不例外。蜀漢除先以王連領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外，還以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由於王連、張裔領導鹽鐵生產成效卓著，後來都升為丞相長史，說明蜀漢政府對鹽鐵事業是重視的。
蜀郡之臨邛縣除有井鹽及鐵礦石外，還有火井，即天然氣。至遲到三國時，人們已知用井火可以煮鹽，用井火煮鹽，“一斛水得五鬥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相傳諸葛亮曾多次到臨邛視察火井，還說井火因亮“一窺而更盛”。這當然沒有可能，不過，對於這樣奇妙而功效特殊的井火，急於增產富國而又長於巧思的諸葛亮，不可能不饒有興趣而挖盡心思加以研究，他至少也會把前人已取得的最佳成果予以利用。據說諸葛亮任蒲元為西曹掾，令他在漢中熔金造器，可是，“漢水純弱，不任淬火”，蒲元就派人去四川取涪水來淬火，最後製出了削鐵如泥的鋼刀三千口。從現在已經高度發展的煉鋼技術來觀察，恐怕涪水也沒有多少強於漢水的地方，我個人揣度，蒲元派人到蜀取來的涪水也許即係利用井火，出於保密原因，而故意奇化其事，也未可知。
植桑養蠶是我國古老的傳統。諸葛亮自言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可知諸葛亮是把植桑養蠶和耕地種穀同樣看待的。同時也說明當時當地人民是把有桑多寡作為衡量家財的尺度之一。當然，更可由此看出諸葛亮對紡織業的倡導和重視。如眾所知，諸葛亮說過：“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諸葛亮深知與強大的魏國為敵，光靠增產糧食和向農民征取賦稅是不行的。因為過分徵收賦稅會失去民心，糧食也難以久存和遠運。所以為蜀漢開闢財源的唯一捷徑是用名貴的蜀錦去賺取巨額利潤，從而支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在諸葛亮的大力倡導和提高技藝的情況下，蜀漢織錦業盛極一時，左思《蜀都賦》說：“闤圚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籝金所過”。這幾句話，第一，描寫了織錦作房的眾多和興旺；第二，形容蜀錦質高物美，冠絕一時；第三，表明蜀錦能換回大量黃金。《丹陽記》謂“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太平禦覽》卷185布帛條說：“三國時，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西道”。《三國誌》卷32《先主傳》注引《典略》言曹操死，劉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並貢錦布”。劉備素日以漢宗室自居，視操父子為篡漢仇敵，但因吳襲殺關羽，攫取荊州，備將東伐，故偷偷向曹丕弔唁曹操之喪，並送錦布，以行權宜之計。正如曹操曾給諸葛亮贈送雞舌香一樣，故《典略》的記述可能屬實。《後漢書》卷82下《左慈傳》記有曹操“遣人到蜀買錦”之事，按操比較崇尚節儉，而且禁止穿錦，尚且有購買蜀錦之事，說明魏蜀之間實際貿易並不很少。就蜀漢而論，諸葛亮以賺錢富國為先急之務，自然樂於與魏貿易，且貿易品種也不會隻限於蜀錦一項。《左慈傳》還言操向左慈表示喜吃“蜀中生薑”，於是，“語頃，即得薑還”。左慈即刻得到蜀薑之事，不過是玩弄魔術，進行欺詐，但魏境已有商販出售蜀薑，則是完全可能的。諸葛亮曾經多次給孫權送去蜀錦，如《三國誌》卷47《吳主傳》注引《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士所出，以答其厚意焉”。吳蜀既為與國，且有長江水運之便，故二國之間的貿易當較蜀魏之間為興盛，自不待言。而蜀錦當能通過吳境從海道與東南亞及中亞各國進行貿易，也是意料中事。《蜀都賦》說成都市：“市■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麫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三國誌》卷30《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曰：“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可以設想，蜀漢時與大秦（即羅馬帝國）等國進行包括蜀錦在內的貿易必然較兩漢有更大的發展，隻是史書失載罷了。
諸葛亮所以能把蜀國治理得很好，除了他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外，也賴有益州殷富作為物質基礎。兩者相互推動和影響，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汗水滴灌著益州的大地，從而在三國紛擾的戰爭年代，蜀漢的農業仍有一定的發展。
四、手工業與商業
前已言及，劉備少時與母以販履織席為業，說明劉備對於手工技藝並不陌生。諸葛亮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史言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樑、道路”，“所至營壘、井灶、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加以亮素誌在於吞魏還都，故對於攻守武器與軍糧運送工具的研究尤為注意。《諸葛亮集》有《作斧教》、《作鋼鎧教》、《作七首教》以督勵有關官吏提高武器製造質量。陝西漢中地區城固縣三國墓出土了九件銅弩機；在定軍山附近，出土了大量紮馬釘和銅箭鏃、鐵刀等兵器。以上二地都是蜀漢軍隊打過仗或駐紮過的，應屬蜀漢遺物。紮馬釘有銅鐵兩種，四角鋒利，每角約長0.5市寸，隨手擲地，總有一角朝上直立。1964年3月在四川郫縣太平公社出土的銅弩機上刻有銘文，係劉禪景耀四年（261年）二月卅日中作部造，機上銘文說係“十石機”（一石為120斤），一次十矢俱發。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稱：“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以諸葛亮的慎密、持重，若非其軍隊的裝備確已達到精良程度，安能如此出言。魏將鄧艾也說過蜀軍“五兵犀利”的話。這些都說明蜀漢手工業發展水平是很高的。
諸葛亮對於關係國計民生最密切的鹽鐵手工業是極重視的，《三國誌》卷41《王連傳》載：
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
蜀中多鹽井，以廣都縣為例，“有鹽井、漁田之饒，大豪馮氏有魚池、鹽井，縣凡有小井十數所”。在蜀漢以前，益州的煮鹽事業由民辦者甚多，所謂民辦，實際是由大小豪民辦。《三國誌》卷43《張嶷傳》言：“定莋、台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裏，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越巂太守張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遂獲鹽鐵，器用周贍”。越巂郡屬於南中少數民族地區，這裏尚將鹽鐵收歸國營，內地各郡自然更不例外。蜀漢除先以王連領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外，還以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由於王連、張裔領導鹽鐵生產成效卓著，後來都升為丞相長史，說明蜀漢政府對鹽鐵事業是重視的。
蜀郡之臨邛縣除有井鹽及鐵礦石外，還有火井，即天然氣。至遲到三國時，人們已知用井火可以煮鹽，用井火煮鹽，“一斛水得五鬥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相傳諸葛亮曾多次到臨邛視察火井，還說井火因亮“一窺而更盛”。這當然沒有可能，不過，對於這樣奇妙而功效特殊的井火，急於增產富國而又長於巧思的諸葛亮，不可能不饒有興趣而挖盡心思加以研究，他至少也會把前人已取得的最佳成果予以利用。據說諸葛亮任蒲元為西曹掾，令他在漢中熔金造器，可是，“漢水純弱，不任淬火”，蒲元就派人去四川取涪水來淬火，最後製出了削鐵如泥的鋼刀三千口。從現在已經高度發展的煉鋼技術來觀察，恐怕涪水也沒有多少強於漢水的地方，我個人揣度，蒲元派人到蜀取來的涪水也許即係利用井火，出於保密原因，而故意奇化其事，也未可知。
植桑養蠶是我國古老的傳統。諸葛亮自言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可知諸葛亮是把植桑養蠶和耕地種穀同樣看待的。同時也說明當時當地人民是把有桑多寡作為衡量家財的尺度之一。當然，更可由此看出諸葛亮對紡織業的倡導和重視。如眾所知，諸葛亮說過：“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諸葛亮深知與強大的魏國為敵，光靠增產糧食和向農民征取賦稅是不行的。因為過分徵收賦稅會失去民心，糧食也難以久存和遠運。所以為蜀漢開闢財源的唯一捷徑是用名貴的蜀錦去賺取巨額利潤，從而支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在諸葛亮的大力倡導和提高技藝的情況下，蜀漢織錦業盛極一時，左思《蜀都賦》說：“闤圚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籝金所過”。這幾句話，第一，描寫了織錦作房的眾多和興旺；第二，形容蜀錦質高物美，冠絕一時；第三，表明蜀錦能換回大量黃金。《丹陽記》謂“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太平禦覽》卷185布帛條說：“三國時，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西道”。《三國誌》卷32《先主傳》注引《典略》言曹操死，劉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並貢錦布”。劉備素日以漢宗室自居，視操父子為篡漢仇敵，但因吳襲殺關羽，攫取荊州，備將東伐，故偷偷向曹丕弔唁曹操之喪，並送錦布，以行權宜之計。正如曹操曾給諸葛亮贈送雞舌香一樣，故《典略》的記述可能屬實。《後漢書》卷82下《左慈傳》記有曹操“遣人到蜀買錦”之事，按操比較崇尚節儉，而且禁止穿錦，尚且有購買蜀錦之事，說明魏蜀之間實際貿易並不很少。就蜀漢而論，諸葛亮以賺錢富國為先急之務，自然樂於與魏貿易，且貿易品種也不會隻限於蜀錦一項。《左慈傳》還言操向左慈表示喜吃“蜀中生薑”，於是，“語頃，即得薑還”。左慈即刻得到蜀薑之事，不過是玩弄魔術，進行欺詐，但魏境已有商販出售蜀薑，則是完全可能的。諸葛亮曾經多次給孫權送去蜀錦，如《三國誌》卷47《吳主傳》注引《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士所出，以答其厚意焉”。吳蜀既為與國，且有長江水運之便，故二國之間的貿易當較蜀魏之間為興盛，自不待言。而蜀錦當能通過吳境從海道與東南亞及中亞各國進行貿易，也是意料中事。《蜀都賦》說成都市：“市■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麫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三國誌》卷30《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曰：“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可以設想，蜀漢時與大秦（即羅馬帝國）等國進行包括蜀錦在內的貿易必然較兩漢有更大的發展，隻是史書失載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