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斐是深受京兆人民愛戴的良吏，但他仍令農民輸租時“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之用。據上麵記載，這樣作是“吏不煩民”的事由之一，由此可知，連官府冬季烤炙筆硯用的束薪，都要農民供給，至於牛馬等牲畜吃的稾草豈能不取之於民？據《三國誌》卷13《王朗傳附子肅傳》載景初間（237至239年）王肅給魏明帝言：“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假若真如曹操所說“他不得擅興發”的話，那末芻穀之費和人徒之費還從那裏去榨取呢？又據《三國誌》卷25《高堂隆傳》載棧潛給魏明帝上疏說：
陛下……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懸旌萬裏，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鬆，刊山窮穀，怪石珷玞，浮於河、淮，都圻之內，盡為甸服，當供稾秸銍粟之調，而為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
棧潛以上的話是說京畿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都被作為苑囿，充作皇帝遊獵場所，既占用了大量耕地，也減少了政府“稾秸銍粟”的收入。由是以觀，秦漢統治者原來一直向農民徵收的芻稾之調並沒有被曹魏免除，如果被免除了，棧潛還怎能說“當供稾秸銍粟之調”呢？三國時期，戰爭頻仍，“懸旌萬裏，六軍騷動，水陸轉運”，復“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假如曹魏果真免除了兩漢和平時期都不曾免除的芻稾之調，恐怕是不符合事實的。
再者，關於曹操田租戶調製的頒行年月也存在著不同看法，一般的看法是在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入鄴後頒行的；另外的說法，則謂在建安五年或更前一兩年。持後說者乃根據《三國誌》卷23《趙儼傳》如下的敘述：
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時為尚書令，受曹操信任）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盪，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弍……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
以上材料說明在建安五年官渡戰前的曹操轄區已經有按戶徵收綿絹的製度，至於此製度創始年月及是否為操新創，尚待研究。據《三國誌》卷12《何夔傳》載：
何夔……出為城父令，迂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牟平賊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製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
據上，曹操“始製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的時間，正在何夔任長廣太守並平定管承等反叛時，我們如果能把何夔任太守及平叛時間弄清楚，操製新科又收租稅綿絹的時間也就可以知道了。
如上所述，何夔在任長廣太守前，曾任城父令。《何夔傳》裴注引《魏書》說：
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酇令，夔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按劉備叛操在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則何夔出任城父令，至早也需到建安五年（200年）初，而何夔再遷長廣太守的時間還在此以後，則可斷言。
上麵所引《何夔傳》言在操始製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以前，長廣郡曾發生“牟平賊”從錢的叛亂，“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經查《張遼傳》，張遼“別將徇海濱”在建安十年（205年）正月從操破袁譚以後。據《樂進傳》：“太祖征管承，軍淳於，遣進與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通鑑》將此事繫於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何夔傳》既將操下新科又收租稅綿絹之事緊接長廣郡平叛之後敘述，則其時間即在建安十一年八月稍後，可無疑義。
因此，《通鑑》應將“操製新科下州郡”一段文字移至建安十一年敘述，才符合事實。正因為《通鑑》誤將此事提前了六年，緊接李通急錄戶調敘述，所以引起了史家的錯覺，誤認為操在建安五年（200年）已製定收田租戶調的新科。事實是，操在戰勝袁紹前，“誠不意能全首領”，那裏能從事賦稅改革！隻有當操平定冀州以後，才具備以法令和製度來強化其統治的基本條件。至於在官渡決戰以前操轄區已有向農民徵收戶調之事該怎樣解釋？我以為史書雖無明確記述，尚可由實際情況作出判斷：自初平元年（190年）以後，中原戰亂，人民死亡逃散，土地荒廢不耕，物價波動劇烈，錢幣流通停止。在這種情況下，原來按人丁徵收算錢的製度，勢必有所更改。因此，掌握軍政財賦大極的州牧、刺史不得不在其轄區內改變徵收賦稅的措施，而將按人口年歲徵收算賦口錢改為按戶徵收綿絹，因為戶難隱藏而口易逃匿。至於這種賦稅改革究竟由誰先提倡和執行，今史家均言係曹操率先改定，其根據有《三國誌》卷15《賈逵傳》注引《魏略·楊沛傳》的記載：
陛下……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懸旌萬裏，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鬆，刊山窮穀，怪石珷玞，浮於河、淮，都圻之內，盡為甸服，當供稾秸銍粟之調，而為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
棧潛以上的話是說京畿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都被作為苑囿，充作皇帝遊獵場所，既占用了大量耕地，也減少了政府“稾秸銍粟”的收入。由是以觀，秦漢統治者原來一直向農民徵收的芻稾之調並沒有被曹魏免除，如果被免除了，棧潛還怎能說“當供稾秸銍粟之調”呢？三國時期，戰爭頻仍，“懸旌萬裏，六軍騷動，水陸轉運”，復“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假如曹魏果真免除了兩漢和平時期都不曾免除的芻稾之調，恐怕是不符合事實的。
再者，關於曹操田租戶調製的頒行年月也存在著不同看法，一般的看法是在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入鄴後頒行的；另外的說法，則謂在建安五年或更前一兩年。持後說者乃根據《三國誌》卷23《趙儼傳》如下的敘述：
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時為尚書令，受曹操信任）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盪，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弍……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
以上材料說明在建安五年官渡戰前的曹操轄區已經有按戶徵收綿絹的製度，至於此製度創始年月及是否為操新創，尚待研究。據《三國誌》卷12《何夔傳》載：
何夔……出為城父令，迂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牟平賊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製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
據上，曹操“始製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的時間，正在何夔任長廣太守並平定管承等反叛時，我們如果能把何夔任太守及平叛時間弄清楚，操製新科又收租稅綿絹的時間也就可以知道了。
如上所述，何夔在任長廣太守前，曾任城父令。《何夔傳》裴注引《魏書》說：
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酇令，夔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按劉備叛操在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則何夔出任城父令，至早也需到建安五年（200年）初，而何夔再遷長廣太守的時間還在此以後，則可斷言。
上麵所引《何夔傳》言在操始製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以前，長廣郡曾發生“牟平賊”從錢的叛亂，“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經查《張遼傳》，張遼“別將徇海濱”在建安十年（205年）正月從操破袁譚以後。據《樂進傳》：“太祖征管承，軍淳於，遣進與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通鑑》將此事繫於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何夔傳》既將操下新科又收租稅綿絹之事緊接長廣郡平叛之後敘述，則其時間即在建安十一年八月稍後，可無疑義。
因此，《通鑑》應將“操製新科下州郡”一段文字移至建安十一年敘述，才符合事實。正因為《通鑑》誤將此事提前了六年，緊接李通急錄戶調敘述，所以引起了史家的錯覺，誤認為操在建安五年（200年）已製定收田租戶調的新科。事實是，操在戰勝袁紹前，“誠不意能全首領”，那裏能從事賦稅改革！隻有當操平定冀州以後，才具備以法令和製度來強化其統治的基本條件。至於在官渡決戰以前操轄區已有向農民徵收戶調之事該怎樣解釋？我以為史書雖無明確記述，尚可由實際情況作出判斷：自初平元年（190年）以後，中原戰亂，人民死亡逃散，土地荒廢不耕，物價波動劇烈，錢幣流通停止。在這種情況下，原來按人丁徵收算錢的製度，勢必有所更改。因此，掌握軍政財賦大極的州牧、刺史不得不在其轄區內改變徵收賦稅的措施，而將按人口年歲徵收算賦口錢改為按戶徵收綿絹，因為戶難隱藏而口易逃匿。至於這種賦稅改革究竟由誰先提倡和執行，今史家均言係曹操率先改定，其根據有《三國誌》卷15《賈逵傳》注引《魏略·楊沛傳》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