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對部屬能用其所長，而不求全責備。例如典掌軍國密事的胡綜，“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又如大將呂範，“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其他如善於戰鬥的將軍淩統、潘璋、甘寧、朱桓等，或驕橫不法，或粗暴殺人，權均原其過失，以展其用。故陳壽在《三國誌》卷55《程黃韓蔣等傳》末評曰：“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
（3）比較能聽取反麵意見，能用眾力群智。《三國誌》卷47《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載權語曰：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故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因為以上的話頗有至理，所以有人懷疑非權所能道出。從孫權的詩人用士方麵看，他還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的。《三國誌》卷48《三嗣主傳》末注引陸機《辨亡論》稱孫權：
求賢如不及……推誠信士，……披懷虛己，以納謀臣之算。故魯肅一麵而自托，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慾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是以忠臣競進其謀，誌士鹹得肆力。
趙翼《廾二史劄記》卷7《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亦言：
劉備之伐吳也，或謂諸葛瑾已遣人往蜀，權曰：
“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吳蜀通和，陸遜鎮西陵，權刻印置遜所，每與劉禪、諸葛亮書，常過示遜，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權又不自護其非，權欲遣張彌、許晏浮海至遼東，封公孫淵。張昭力諫不聽，彌、晏果為淵所殺。權慚謝昭，昭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猶辭疾。權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乃滅火，駐門良久，載昭還宮，深自刻責。倘如袁紹，不用沮授（當作田豐）之言，以致於敗，則恐為所笑，而殺之矣。
除了以上趙翼所說的以外，他如孫權準備襲取南郡時，欲令其堂弟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大督。呂蒙說：“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孫權聽了，也感到自己作的不對，向蒙道歉說：“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因此，定荊州、禽關羽的事得以順利進行。說明孫權和呂蒙君臣之間能夠坦率交換意見，孫權能改正自己原來不妥當的意圖，是他們能夠戰勝敵人的原因之一。
從以上的敘述來看，在封建帝王中，孫權是善於用人者之一。但孫權的一些優點，也和曹操一樣，主要表現在其統治的前期。到了後期，孫權用人的黑暗麵逐步上升，甚至出現重大錯誤。其中原因，除了封建統治者所共有的通性以外，還需要從孫吳統治集團內部成員的階級狀況及其利害關係等方麵加以剖析：
當孫氏兄弟在江東建立政權時，中原戰亂不堪，因之江北士人不斷渡江南下。孫氏兄弟對於籠絡南下士人頗為注意，原來已經有一定名聲的張昭、張紘較早投靠了孫策，受到重用。“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戰”。但大多數士人逃到江南後，情況還是相當艱苦的。如步騭、衛旌、諸葛瑾等即是。但他們能夠投歸孫權幕府，還算比較幸運的。其他南下士大夫“有倒懸之患”、“糟糠不足”，需要當地官府富人收留救濟者所在多有。為了重新占有土地財產，並尋求政治上的出路，他們也千方百計投靠和效忠於孫氏統治者。而孫氏統治者為了壯大自己，也必須招徠人才，以抗拒來自北方的強大軍事壓力，自然樂於吸收江北的才智與有名望之士。鑑於以上這些情況，南下地主便成為孫氏政權的骨幹力量。
兩漢以來，江南籍士人仕進顯名者，雖逐漸增多，但直至東漢晚期，江南士人猶為中原士大夫所輕視。如會稽郡人虞翻將其所著《易注》寄給孔融，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睹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諸葛亮稱讚吳使臣殷禮時亦言：“不意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說明中原士大夫對江東士人的估價，仍舊偏低。孫氏政權的建立，無疑給江東士人帶來了仕進的良機。因之，江南地主之樂於擁護孫氏，自不待言。隨著孫權統治的久長，江南籍士人在孫氏政權中的地位與權勢也日益增長。如顧雍、朱治、朱然、朱據、陸遜、陸瑁、全琮、潘濬等均身為將相，子弟顯赫。
孫氏集團中，除了江南北士人外，還有孫氏家族。當孫堅起兵之初，其季弟孫靜即“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說明孫氏家族在地方上還是有勢力的。陳壽言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孫權對於宗族，雖未給以特大權位，還是優先任用，給以方麵重寄。
孫權統治的前期，大敵當前，君臣上下都要求保全江南，所以內部比較協調，矛盾不甚明顯。到三分局麵大致確定以後，隨著外部壓力的減輕，長久積累的內部矛盾也日益顯露出來。再者，立國時間長久以後，文武大臣和孫氏家族的經濟、政治勢力逐步膨脹，與此相適應，他們也日益腐化，心驕誌逸，克敵拓境雖無作為，阻撓別人改革，排斥異己，卻甚為張狂。吳國統治集團內部的這些消極因素的增長，也反映在孫權身上，使他逐漸失去銳意進取之心，對人才的渴望已不如前。加以孫權年事已高，身後的顧慮，如皇位繼承及在位大臣是否可靠的問題，日益糾纏在腦海中。因而，孫權駕馭群臣的手法與用人的態度也逐漸失去原有的光輝麵，“任才尚計”的孫權最後變成了“多嫌忌，果於殺戮”的孫權，“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孫權後期及身後的吳國終於墜落為派別鬥爭劇烈和政治黑暗殘暴的王朝。
（3）比較能聽取反麵意見，能用眾力群智。《三國誌》卷47《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載權語曰：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故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因為以上的話頗有至理，所以有人懷疑非權所能道出。從孫權的詩人用士方麵看，他還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的。《三國誌》卷48《三嗣主傳》末注引陸機《辨亡論》稱孫權：
求賢如不及……推誠信士，……披懷虛己，以納謀臣之算。故魯肅一麵而自托，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慾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是以忠臣競進其謀，誌士鹹得肆力。
趙翼《廾二史劄記》卷7《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亦言：
劉備之伐吳也，或謂諸葛瑾已遣人往蜀，權曰：
“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吳蜀通和，陸遜鎮西陵，權刻印置遜所，每與劉禪、諸葛亮書，常過示遜，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權又不自護其非，權欲遣張彌、許晏浮海至遼東，封公孫淵。張昭力諫不聽，彌、晏果為淵所殺。權慚謝昭，昭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猶辭疾。權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乃滅火，駐門良久，載昭還宮，深自刻責。倘如袁紹，不用沮授（當作田豐）之言，以致於敗，則恐為所笑，而殺之矣。
除了以上趙翼所說的以外，他如孫權準備襲取南郡時，欲令其堂弟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大督。呂蒙說：“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孫權聽了，也感到自己作的不對，向蒙道歉說：“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因此，定荊州、禽關羽的事得以順利進行。說明孫權和呂蒙君臣之間能夠坦率交換意見，孫權能改正自己原來不妥當的意圖，是他們能夠戰勝敵人的原因之一。
從以上的敘述來看，在封建帝王中，孫權是善於用人者之一。但孫權的一些優點，也和曹操一樣，主要表現在其統治的前期。到了後期，孫權用人的黑暗麵逐步上升，甚至出現重大錯誤。其中原因，除了封建統治者所共有的通性以外，還需要從孫吳統治集團內部成員的階級狀況及其利害關係等方麵加以剖析：
當孫氏兄弟在江東建立政權時，中原戰亂不堪，因之江北士人不斷渡江南下。孫氏兄弟對於籠絡南下士人頗為注意，原來已經有一定名聲的張昭、張紘較早投靠了孫策，受到重用。“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戰”。但大多數士人逃到江南後，情況還是相當艱苦的。如步騭、衛旌、諸葛瑾等即是。但他們能夠投歸孫權幕府，還算比較幸運的。其他南下士大夫“有倒懸之患”、“糟糠不足”，需要當地官府富人收留救濟者所在多有。為了重新占有土地財產，並尋求政治上的出路，他們也千方百計投靠和效忠於孫氏統治者。而孫氏統治者為了壯大自己，也必須招徠人才，以抗拒來自北方的強大軍事壓力，自然樂於吸收江北的才智與有名望之士。鑑於以上這些情況，南下地主便成為孫氏政權的骨幹力量。
兩漢以來，江南籍士人仕進顯名者，雖逐漸增多，但直至東漢晚期，江南士人猶為中原士大夫所輕視。如會稽郡人虞翻將其所著《易注》寄給孔融，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睹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諸葛亮稱讚吳使臣殷禮時亦言：“不意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說明中原士大夫對江東士人的估價，仍舊偏低。孫氏政權的建立，無疑給江東士人帶來了仕進的良機。因之，江南地主之樂於擁護孫氏，自不待言。隨著孫權統治的久長，江南籍士人在孫氏政權中的地位與權勢也日益增長。如顧雍、朱治、朱然、朱據、陸遜、陸瑁、全琮、潘濬等均身為將相，子弟顯赫。
孫氏集團中，除了江南北士人外，還有孫氏家族。當孫堅起兵之初，其季弟孫靜即“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說明孫氏家族在地方上還是有勢力的。陳壽言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孫權對於宗族，雖未給以特大權位，還是優先任用，給以方麵重寄。
孫權統治的前期，大敵當前，君臣上下都要求保全江南，所以內部比較協調，矛盾不甚明顯。到三分局麵大致確定以後，隨著外部壓力的減輕，長久積累的內部矛盾也日益顯露出來。再者，立國時間長久以後，文武大臣和孫氏家族的經濟、政治勢力逐步膨脹，與此相適應，他們也日益腐化，心驕誌逸，克敵拓境雖無作為，阻撓別人改革，排斥異己，卻甚為張狂。吳國統治集團內部的這些消極因素的增長，也反映在孫權身上，使他逐漸失去銳意進取之心，對人才的渴望已不如前。加以孫權年事已高，身後的顧慮，如皇位繼承及在位大臣是否可靠的問題，日益糾纏在腦海中。因而，孫權駕馭群臣的手法與用人的態度也逐漸失去原有的光輝麵，“任才尚計”的孫權最後變成了“多嫌忌，果於殺戮”的孫權，“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孫權後期及身後的吳國終於墜落為派別鬥爭劇烈和政治黑暗殘暴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