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荀彧在戰略決策方麵屢次糾正操的疑誤想法，因而對操的成敗存亡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其他謀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樣功勳，為操所稱譽。足證操對戰略部署極為重視，事先都與群僚仔細商討。他能採納別人的正確策略，說明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麵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鬥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略、戰術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鬥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最多，經過多次較量之後，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鬥力是很強的。操軍戰鬥力之所以強，乃由於操一貫採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及運輸等措施。操曾說：“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時，袁紹有鎧甲一萬領，他隻有二十領；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果打敗了袁軍。一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於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於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髮，做為處罰，這雖隻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濟各方麵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危為安、變弱為強。其他軍閥如袁紹則“禦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覆”；劉表則“不習軍事”、隻“保境自守”；袁術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
（3）曹操的為人和作風。
操在中國歷史上是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看法紛紜錯雜，毀譽不一。毀者把他說成白臉的奸臣、專門玩弄權術、“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的極端利己者；譽者則目之為命世英雄、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關史書記載，既善惡錯出，真假難辨。我們如果片麵地依據某些記述，斷章取義，縱然再多發表評論文章，亦無濟於事。評論歷史人物，應當從有關的可靠記述中歸納出居於主流的東西（如德、才、功、過、善、惡、作用、影響等），從而得出確切的結論。不僅要把這一人物與他同時的人相比較，也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同一類型的人相比較，這樣便不難估計其在各方麵的價值，以確定其歷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與奸的問題，我們在前麵已經做過分析，曹魏政權是曹操在農民起義的影響下，自己苦心經營出來的。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漢朝還有什麽可供曹操篡奪呢？曹操確實是玩弄了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這樣做，還是為漢朝延長了二十餘年的名義上的國祚。假若操是奸臣的話，那末，二袁、劉表、劉備、孫權……誰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個能維護漢政權的忠臣來，還能說操是奸臣嗎？
至於曹操對人是否奸詐？專門傾人利己呢？傳說中曹操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是否真實呢？據《三國誌》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
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裏，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武帝紀》注又引《世語》：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武帝紀》注又引孫盛《雜記》：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根據《魏書》的說法，操殺人繫於被劫之後，這種殺人，不能說是負人，而隻是懲罰歹徒的行為。《雜記》所說操夜殺人，乃是怕別人殺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這還可以說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行為。但操過後，還是很快就感到悽愴傷懷，說明這次殺人是屬於誤會，並非操本性即安於做負人之事。而且，“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隻見於此書，其他二書均未道及。可知這話是不可靠的。從當時實際情況論，操恐懼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輕易做殺人惹禍之事。他當時如畏人圖己，就應趁人無備時逃走，何必殺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書所記大相逕庭，陳壽既不採用，裴注雖引出，但未置評，僅備遺聞。所以我們不宜視之為真實材料，與其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遠不如從操許多比較確鑿的行事中尋找答案。比如：陳宮，原來是擁戴操為兗州牧的有功大員，操“待之如赤子”。但後來陳宮趁操東征徐州牧陶謙之際，叛操而迎呂布為兗州牧，使操幾遭滅頂之災。後來陳宮與呂布一起被操禽獲，“宮請就刑，操為之泣涕”，頗有故人依戀之情。宮死後，“操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操對死者的囑託，並無背負之事。王粲的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嘆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操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還自言：“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於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那些述說操詐騙傾人的傳聞、軼事，多非歷史的真實。但這種講法從何而來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設奇，譎敵製勝”，呂布與操作戰時，曾告誡部屬：“曹操多譎”。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時的“多譎”，擴大到其為人和作風上；其次，陳壽說操“少機警，有權術”。“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權術，趙翼言操用人係以權術相馭。操在用人上，確實有用權術的地方，但說他用人全靠權術，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腦有幾個不用權術的？有幾個沒有濫殺過人？袁紹早就讓操殺楊彪、孔融、梁紹。就以孔融為例，他何嚐不隨意殺人！當他任北海相時，僅因“租賦少稽”，就一朝殺五部督郵。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鄰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勸他“自托強國”，僅因這個建議，就被孔融殺害。至於歷代開國帝王，因剷除異己，而濫殺錯殺的更史不絕書，如果隻責操譎詐負人，是不公允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麵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鬥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略、戰術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鬥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最多，經過多次較量之後，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鬥力是很強的。操軍戰鬥力之所以強，乃由於操一貫採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及運輸等措施。操曾說：“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時，袁紹有鎧甲一萬領，他隻有二十領；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果打敗了袁軍。一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於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於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髮，做為處罰，這雖隻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濟各方麵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危為安、變弱為強。其他軍閥如袁紹則“禦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覆”；劉表則“不習軍事”、隻“保境自守”；袁術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
（3）曹操的為人和作風。
操在中國歷史上是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看法紛紜錯雜，毀譽不一。毀者把他說成白臉的奸臣、專門玩弄權術、“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的極端利己者；譽者則目之為命世英雄、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關史書記載，既善惡錯出，真假難辨。我們如果片麵地依據某些記述，斷章取義，縱然再多發表評論文章，亦無濟於事。評論歷史人物，應當從有關的可靠記述中歸納出居於主流的東西（如德、才、功、過、善、惡、作用、影響等），從而得出確切的結論。不僅要把這一人物與他同時的人相比較，也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同一類型的人相比較，這樣便不難估計其在各方麵的價值，以確定其歷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與奸的問題，我們在前麵已經做過分析，曹魏政權是曹操在農民起義的影響下，自己苦心經營出來的。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漢朝還有什麽可供曹操篡奪呢？曹操確實是玩弄了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這樣做，還是為漢朝延長了二十餘年的名義上的國祚。假若操是奸臣的話，那末，二袁、劉表、劉備、孫權……誰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個能維護漢政權的忠臣來，還能說操是奸臣嗎？
至於曹操對人是否奸詐？專門傾人利己呢？傳說中曹操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是否真實呢？據《三國誌》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
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裏，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武帝紀》注又引《世語》：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武帝紀》注又引孫盛《雜記》：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根據《魏書》的說法，操殺人繫於被劫之後，這種殺人，不能說是負人，而隻是懲罰歹徒的行為。《雜記》所說操夜殺人，乃是怕別人殺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這還可以說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行為。但操過後，還是很快就感到悽愴傷懷，說明這次殺人是屬於誤會，並非操本性即安於做負人之事。而且，“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隻見於此書，其他二書均未道及。可知這話是不可靠的。從當時實際情況論，操恐懼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輕易做殺人惹禍之事。他當時如畏人圖己，就應趁人無備時逃走，何必殺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書所記大相逕庭，陳壽既不採用，裴注雖引出，但未置評，僅備遺聞。所以我們不宜視之為真實材料，與其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遠不如從操許多比較確鑿的行事中尋找答案。比如：陳宮，原來是擁戴操為兗州牧的有功大員，操“待之如赤子”。但後來陳宮趁操東征徐州牧陶謙之際，叛操而迎呂布為兗州牧，使操幾遭滅頂之災。後來陳宮與呂布一起被操禽獲，“宮請就刑，操為之泣涕”，頗有故人依戀之情。宮死後，“操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操對死者的囑託，並無背負之事。王粲的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嘆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操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還自言：“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於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那些述說操詐騙傾人的傳聞、軼事，多非歷史的真實。但這種講法從何而來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設奇，譎敵製勝”，呂布與操作戰時，曾告誡部屬：“曹操多譎”。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時的“多譎”，擴大到其為人和作風上；其次，陳壽說操“少機警，有權術”。“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權術，趙翼言操用人係以權術相馭。操在用人上，確實有用權術的地方，但說他用人全靠權術，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腦有幾個不用權術的？有幾個沒有濫殺過人？袁紹早就讓操殺楊彪、孔融、梁紹。就以孔融為例，他何嚐不隨意殺人！當他任北海相時，僅因“租賦少稽”，就一朝殺五部督郵。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鄰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勸他“自托強國”，僅因這個建議，就被孔融殺害。至於歷代開國帝王，因剷除異己，而濫殺錯殺的更史不絕書，如果隻責操譎詐負人，是不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