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於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穀，猶無所益”。操為了監視群臣，設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麵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一方麵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於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後孫權的話來回答。孫權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也仿效操設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置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製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操還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一北方及其相應採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於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守合肥。次年，操於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麵寫明：“賊至乃發”。不久，孫權親自率領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餘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於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衝至孫權麾下。權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隻好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重。遼一再突圍，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軍經此一戰，銳氣頓失，守合肥十餘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和數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極將甘寧、呂蒙、淩統等竭死格鬥，權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讚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於孫權經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於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準備。因這時合肥方麵並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後召先至，卿受其責矣！”於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準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於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都說操之“禦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於禦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略、戰術方麵，常能應付裕如。操在戰鬥時，常能根據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於毒農民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係列戰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弱為強。在戰略方麵，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後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後下一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一北方及其相應採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於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守合肥。次年，操於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麵寫明：“賊至乃發”。不久，孫權親自率領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餘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於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衝至孫權麾下。權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隻好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重。遼一再突圍，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軍經此一戰，銳氣頓失，守合肥十餘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和數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極將甘寧、呂蒙、淩統等竭死格鬥，權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讚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於孫權經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於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準備。因這時合肥方麵並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後召先至，卿受其責矣！”於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準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於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都說操之“禦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於禦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略、戰術方麵，常能應付裕如。操在戰鬥時，常能根據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於毒農民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係列戰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弱為強。在戰略方麵，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後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後下一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