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關羽始南還時，曹仁與諸將議。諸將認為羽已孤危，可追而獲之。趙儼倡議勿追，宜縱羽使與孫權廝殺。曹仁從儼議。不久，得曹操敕令，果不令追羽。
孫權取得荊州之後，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為宜都太守。陸遜到宜都以後，擊破蜀將不降及大姓擁兵者，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孫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呂蒙大功完成以後，未及受封而舊病復發。孫權時在公安，迎蒙至內殿，招募有能治癒蒙病者，賜千金。權時刻想知蒙病情，恐驚動蒙，乃穿壁看視，見蒙病稍佳，則喜形於色，為下赦令，群臣皆賀。後病轉重，竟死於內殿，時年四十二（建安二十四年）。權哀痛特甚。
一、關於曹操與漢室的關係
司馬光言東漢“自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淆，是非顛倒……重以恆靈之昏虐，保養奸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東漢王朝已經失去士心民意，到了朽木難雕的地步，任何賢人智士都無法使之重新振作起來。誠如王船山在《讀通鑑論》中所說：“禍始於桓、靈，毒潰於獻帝，日甚月滋，求如先漢之末，王莽篡而人心思漢，不可復得矣”。所以當漢獻帝被董卓挾持時，各州郡長官雖曾一度起兵聲討董卓，但都不肯積極西進，反而互相吞噬。其中聲望最大的，野心也最大，例如袁紹、袁術兄弟的表現，正如臧洪所說：“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心，欲因際會，希冀非望。”袁術既一味妄圖為帝，袁紹也不肯迎接獻帝到鄴。當獻帝從關中逃回洛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群僚飢乏……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情況如是之狼狽，可是，州郡各擁強兵，不但不去救駕，甚至連糧食都不肯送。曹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迎接獻帝到許的。操迎獻帝的目的，當然也隻是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而非真正忠於漢室。當時也沒有哪一個軍閥忠於漢室。早在漢靈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洛時，東漢已名存實亡。獻帝自始即是一個傀儡，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操乃取天下於群雄之手。操既有大功，他的政治地位及權力之與日俱增，也是勢所必至。操雖不向獻帝讓權，但至死也未代漢稱帝，這樣，實未可以白臉的奸臣目之。操之所以被後世封建史家目為奸臣，隻是因他搞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這個把戲對操有利有弊，利是：（1）操迎獻帝到許後，打著天子的旗幟，輕而易舉地盡收豫州之地，並使關中諸將望風服從；（2）“操託名漢相，動以朝廷為辭”，名正而言順，劉琮降操及張昭、秦鬆勸孫權迎操，也以此為遮羞布。弊是：（1）操百戰艱苦，他掃滅北方群雄後，上有漢天子，尊之則不甘心，代之又受篡奪之名；（2）操集團內部亦出現擁漢派（如荀彧、吉本等），使操不能專心對付吳、蜀。從時間階段看，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挾天子利多於弊；及大局基本穩定後，則弊多於利。到操當權的後期，操本人也以此為慮，他外對吳、蜀敵國的詬罵，內對擁漢派的誹謗，於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公開發表了一篇《讓縣自明本誌令》。令中再三解釋自己並無代漢之意，但又明言：“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曹操這段話，有合乎情理之處，假若操果真功成身退，是很難作一個保全天年的富家翁的。因為當權的天子會猜忌他，舊日的政敵也未必饒恕他。正因為這樣，所以不少讀者便認為以上的話是操由衷之言，我以為一個真正忠於朝廷的大臣是不會過多地考慮自身和子孫的安危的。操以上講法，說穿了，也隻是向群臣暗示他不會放棄軍政大權。永遠不棄權，就意味著身後讓兒子繼承自己的權勢，並解決代漢問題。操令中所謂為“萬安”之計，即指有進無退。令文所以閃鑠其辭，正是英雄欺人之語，讀者如不仔細推敲，是容易被蒙蔽過去的。操的真正用意是：“我功蓋天下，能代漢而不代，隻留給後人收拾。這樣，我也對得住漢室了。假若別人不諒解，讓他們議論吧！”然而，操這種暗示還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就是讓臣下舍舊從新，為建立新的魏王朝立功勳。
從漢獻帝本人來說，他九歲被董卓擁立為帝，到被操挾持時也才十六歲。他到許後，生活得到安定，但操對他監視更加嚴密，更不能自由行使權力。他不甘心作傀儡，曾指使董承、王服、種輯等密謀誅操，事未發即泄，承等被夷三族。從當時天子獨尊的情況觀之，固未可厚非，曹操先後殺了董貴人、伏皇後、數皇子及漢百官，也是屬於統治階級內部鬥爭性質。在尺土一民，皆非漢有的情況下，操不肯向獻帝讓權，而造成令其嗣子取代漢室的事實，實在也算不上什麽篡奪。對操的評價，主要還是應當從其政經措施和歷史作用來衡量。
二、從《求才三令》談到曹操的用人
與曹操《自明本誌令》相輔而行的還有操的《求才三令》。第一次《唯才是舉》命令頒布的時間，比《自明本誌令》還早十個月左右。《三國誌》卷1《武帝紀》載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操下令曰：
孫權取得荊州之後，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為宜都太守。陸遜到宜都以後，擊破蜀將不降及大姓擁兵者，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孫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呂蒙大功完成以後，未及受封而舊病復發。孫權時在公安，迎蒙至內殿，招募有能治癒蒙病者，賜千金。權時刻想知蒙病情，恐驚動蒙，乃穿壁看視，見蒙病稍佳，則喜形於色，為下赦令，群臣皆賀。後病轉重，竟死於內殿，時年四十二（建安二十四年）。權哀痛特甚。
一、關於曹操與漢室的關係
司馬光言東漢“自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淆，是非顛倒……重以恆靈之昏虐，保養奸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東漢王朝已經失去士心民意，到了朽木難雕的地步，任何賢人智士都無法使之重新振作起來。誠如王船山在《讀通鑑論》中所說：“禍始於桓、靈，毒潰於獻帝，日甚月滋，求如先漢之末，王莽篡而人心思漢，不可復得矣”。所以當漢獻帝被董卓挾持時，各州郡長官雖曾一度起兵聲討董卓，但都不肯積極西進，反而互相吞噬。其中聲望最大的，野心也最大，例如袁紹、袁術兄弟的表現，正如臧洪所說：“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心，欲因際會，希冀非望。”袁術既一味妄圖為帝，袁紹也不肯迎接獻帝到鄴。當獻帝從關中逃回洛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群僚飢乏……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情況如是之狼狽，可是，州郡各擁強兵，不但不去救駕，甚至連糧食都不肯送。曹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迎接獻帝到許的。操迎獻帝的目的，當然也隻是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而非真正忠於漢室。當時也沒有哪一個軍閥忠於漢室。早在漢靈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洛時，東漢已名存實亡。獻帝自始即是一個傀儡，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操乃取天下於群雄之手。操既有大功，他的政治地位及權力之與日俱增，也是勢所必至。操雖不向獻帝讓權，但至死也未代漢稱帝，這樣，實未可以白臉的奸臣目之。操之所以被後世封建史家目為奸臣，隻是因他搞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這個把戲對操有利有弊，利是：（1）操迎獻帝到許後，打著天子的旗幟，輕而易舉地盡收豫州之地，並使關中諸將望風服從；（2）“操託名漢相，動以朝廷為辭”，名正而言順，劉琮降操及張昭、秦鬆勸孫權迎操，也以此為遮羞布。弊是：（1）操百戰艱苦，他掃滅北方群雄後，上有漢天子，尊之則不甘心，代之又受篡奪之名；（2）操集團內部亦出現擁漢派（如荀彧、吉本等），使操不能專心對付吳、蜀。從時間階段看，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挾天子利多於弊；及大局基本穩定後，則弊多於利。到操當權的後期，操本人也以此為慮，他外對吳、蜀敵國的詬罵，內對擁漢派的誹謗，於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公開發表了一篇《讓縣自明本誌令》。令中再三解釋自己並無代漢之意，但又明言：“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曹操這段話，有合乎情理之處，假若操果真功成身退，是很難作一個保全天年的富家翁的。因為當權的天子會猜忌他，舊日的政敵也未必饒恕他。正因為這樣，所以不少讀者便認為以上的話是操由衷之言，我以為一個真正忠於朝廷的大臣是不會過多地考慮自身和子孫的安危的。操以上講法，說穿了，也隻是向群臣暗示他不會放棄軍政大權。永遠不棄權，就意味著身後讓兒子繼承自己的權勢，並解決代漢問題。操令中所謂為“萬安”之計，即指有進無退。令文所以閃鑠其辭，正是英雄欺人之語，讀者如不仔細推敲，是容易被蒙蔽過去的。操的真正用意是：“我功蓋天下，能代漢而不代，隻留給後人收拾。這樣，我也對得住漢室了。假若別人不諒解，讓他們議論吧！”然而，操這種暗示還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就是讓臣下舍舊從新，為建立新的魏王朝立功勳。
從漢獻帝本人來說，他九歲被董卓擁立為帝，到被操挾持時也才十六歲。他到許後，生活得到安定，但操對他監視更加嚴密，更不能自由行使權力。他不甘心作傀儡，曾指使董承、王服、種輯等密謀誅操，事未發即泄，承等被夷三族。從當時天子獨尊的情況觀之，固未可厚非，曹操先後殺了董貴人、伏皇後、數皇子及漢百官，也是屬於統治階級內部鬥爭性質。在尺土一民，皆非漢有的情況下，操不肯向獻帝讓權，而造成令其嗣子取代漢室的事實，實在也算不上什麽篡奪。對操的評價，主要還是應當從其政經措施和歷史作用來衡量。
二、從《求才三令》談到曹操的用人
與曹操《自明本誌令》相輔而行的還有操的《求才三令》。第一次《唯才是舉》命令頒布的時間，比《自明本誌令》還早十個月左右。《三國誌》卷1《武帝紀》載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操下令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