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子弟支附，過半於州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誌士窮棲。
由上可知東漢後期宦官之害政禍民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二、士人階層的壯大及共與宦官的鬥爭
東漢後期宦官的害政禍民，不僅激化了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並且也嚴重堵塞了士人階層的仕進之路，因而引起了他們的抗爭。
中國歷史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士”這一階層已經壯大起來，他們憑藉其文化知識積極參預政治，到處遊說。各國諸侯對之多加賓禮，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將入相，縱橫捭合，諸子百家，變法爭鳴。所謂“得士者強，失士者亡”，充分說明了士人在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多數士人為了找到一個可以建功立業的機會，經常“朝秦暮楚”，隻顧個人功名利祿，談不上忠於那個政權。秦統一以後，早已成為顯學的儒家雖然具有廣泛的社會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隻是獄吏，對儒家不但不重用，而且還用“焚書坑儒”的辦法加以打擊。秦王朝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統一思想，加強君主專製。但實際上卻削弱了支持自己的社會基礎，擴大了對立麵。所以當陳勝領導農民進行反秦鬥爭時，有的儒生也跟著造反。西漢政權建立以後，吸收了秦王朝這個教訓，對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視。到漢武帝時，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式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但西漢時期，隻是加強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並沒有成功地給他們灌輸忠於劉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權時，給王莽歌功頌德，甚至勸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輕而易舉地篡奪了政權。劉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這個經驗教訓，特別注意表彰士節，對不肯在王莽駕下做官和隱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揚和優待，或者給以高官厚祿。這樣做，是為了讓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譽，不一定專門去投靠權貴，隻要一個人的行為清白，照樣可以出人頭地。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就是指此而言。這對已往士風的矯正，無疑起很大的作用。
東漢統治者除了積極表彰士節以外，還大力提倡學習儒家經典，給士人開闢廣闊的利祿之途，從而擴大忠於王朝的依靠力量。劉秀時已經恢復太學。明帝崇尚儒學，命令皇太子及王侯大臣子弟都讀經書，連衛士都要讀《孝經》。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鄧後、順帝梁後，也有類似的勸學措施。在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學迅速擴充，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那時攻讀儒家經典更成為士人做官發跡的敲門磚。讀儒家的書，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到東漢後期，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更進一步浸透於士人的頭腦。
東漢時期，由於太學弟子員日益增多，公私講學之風大開，以及進入太學、郡國學能夠得到免除徭役等特權，因而使屬於中小地主階層的士人隊伍日益擴大，他們的經濟力量和社會政治地位也與日俱增。例如陳寔和郭泰原來都出身寒素，後來都享有很高的名望，當郭泰從京師洛陽返回故裏時，“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陳寔老死於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製衰麻者以百數。”說明到東漢後期，士人階層已不隻是達官貴人的攀附者，而儼然成為一支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政治力量了。
如上所述，士人力量壯大之時，恰好也是宦官權勢猖獗之日。順帝初年，李固已反映“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桓帝時，宦官勢盛，“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舉愚。”這樣，士人的仕進便受到阻塞。再者，由於宦官專權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化，使農民起義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士人為了挽救垂危的東漢政權和保護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與宦官進行鬥爭。
在士人和宦官兩個敵對力量中，前一集團除了一般地主階級出身的士人和太學生以外，還包括許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為這些官吏原來也是士人，彼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東漢所崇尚的名節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義。那時的忠義行為已不隻是忠於皇帝，因為在階級社會裏，士人求得仕進，殊非容易，所以士人對選用自己的官吏，常懷知遇之感，因而有報恩和盡忠的道德上的義務。例如名士荀爽被司空袁逢舉為有道，他雖然並未應召，但袁逢死後，荀爽仍為他服喪三年。而州郡長官察舉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夠報恩的人。至於僚屬與長官的關係，自然更是如此。這樣，便增添了士人與官僚在政治上結合的因素。太學生與朝中大官往來，既然是為了求仕，而大官亦願諸生為他效力，樂於和太學生交結，如外戚竇武把兩宮賞賜全部分賜給太學生。當時太學生標榜的士人領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竇武、陳蕃、劉淑當之。說明有些官僚已經和士人結合起來了。在東漢尚名節和激濁揚清的風氣影響下，太學生、名士和有聲望的官吏的言論，常常能夠影響和指導各地士人的行動，使他們嚮往並參加這一結合，形成了廣闊的士大夫集團，而與宦官相敵對，於是招致了所謂“黨錮之禍”。
由上可知東漢後期宦官之害政禍民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二、士人階層的壯大及共與宦官的鬥爭
東漢後期宦官的害政禍民，不僅激化了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並且也嚴重堵塞了士人階層的仕進之路，因而引起了他們的抗爭。
中國歷史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士”這一階層已經壯大起來，他們憑藉其文化知識積極參預政治，到處遊說。各國諸侯對之多加賓禮，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將入相，縱橫捭合，諸子百家，變法爭鳴。所謂“得士者強，失士者亡”，充分說明了士人在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多數士人為了找到一個可以建功立業的機會，經常“朝秦暮楚”，隻顧個人功名利祿，談不上忠於那個政權。秦統一以後，早已成為顯學的儒家雖然具有廣泛的社會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隻是獄吏，對儒家不但不重用，而且還用“焚書坑儒”的辦法加以打擊。秦王朝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統一思想，加強君主專製。但實際上卻削弱了支持自己的社會基礎，擴大了對立麵。所以當陳勝領導農民進行反秦鬥爭時，有的儒生也跟著造反。西漢政權建立以後，吸收了秦王朝這個教訓，對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視。到漢武帝時，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式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但西漢時期，隻是加強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並沒有成功地給他們灌輸忠於劉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權時，給王莽歌功頌德，甚至勸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輕而易舉地篡奪了政權。劉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這個經驗教訓，特別注意表彰士節，對不肯在王莽駕下做官和隱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揚和優待，或者給以高官厚祿。這樣做，是為了讓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譽，不一定專門去投靠權貴，隻要一個人的行為清白，照樣可以出人頭地。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就是指此而言。這對已往士風的矯正，無疑起很大的作用。
東漢統治者除了積極表彰士節以外，還大力提倡學習儒家經典，給士人開闢廣闊的利祿之途，從而擴大忠於王朝的依靠力量。劉秀時已經恢復太學。明帝崇尚儒學，命令皇太子及王侯大臣子弟都讀經書，連衛士都要讀《孝經》。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鄧後、順帝梁後，也有類似的勸學措施。在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學迅速擴充，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那時攻讀儒家經典更成為士人做官發跡的敲門磚。讀儒家的書，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到東漢後期，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更進一步浸透於士人的頭腦。
東漢時期，由於太學弟子員日益增多，公私講學之風大開，以及進入太學、郡國學能夠得到免除徭役等特權，因而使屬於中小地主階層的士人隊伍日益擴大，他們的經濟力量和社會政治地位也與日俱增。例如陳寔和郭泰原來都出身寒素，後來都享有很高的名望，當郭泰從京師洛陽返回故裏時，“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陳寔老死於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製衰麻者以百數。”說明到東漢後期，士人階層已不隻是達官貴人的攀附者，而儼然成為一支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政治力量了。
如上所述，士人力量壯大之時，恰好也是宦官權勢猖獗之日。順帝初年，李固已反映“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桓帝時，宦官勢盛，“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舉愚。”這樣，士人的仕進便受到阻塞。再者，由於宦官專權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化，使農民起義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士人為了挽救垂危的東漢政權和保護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與宦官進行鬥爭。
在士人和宦官兩個敵對力量中，前一集團除了一般地主階級出身的士人和太學生以外，還包括許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為這些官吏原來也是士人，彼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東漢所崇尚的名節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義。那時的忠義行為已不隻是忠於皇帝，因為在階級社會裏，士人求得仕進，殊非容易，所以士人對選用自己的官吏，常懷知遇之感，因而有報恩和盡忠的道德上的義務。例如名士荀爽被司空袁逢舉為有道，他雖然並未應召，但袁逢死後，荀爽仍為他服喪三年。而州郡長官察舉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夠報恩的人。至於僚屬與長官的關係，自然更是如此。這樣，便增添了士人與官僚在政治上結合的因素。太學生與朝中大官往來，既然是為了求仕，而大官亦願諸生為他效力，樂於和太學生交結，如外戚竇武把兩宮賞賜全部分賜給太學生。當時太學生標榜的士人領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竇武、陳蕃、劉淑當之。說明有些官僚已經和士人結合起來了。在東漢尚名節和激濁揚清的風氣影響下，太學生、名士和有聲望的官吏的言論，常常能夠影響和指導各地士人的行動，使他們嚮往並參加這一結合，形成了廣闊的士大夫集團，而與宦官相敵對，於是招致了所謂“黨錮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