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地沿著塞納河右岸走著，從阮永瑞的現狀想到了歷代帝王的種種歸宿，他算是有幸還是不幸的呢？帝王間的功過是非和最終的結局是可以相比較的嗎？也能，也不能！這個問題在我腦海裏紊繞了很久。
為了給我的《越南戰爭求索》寫一個結尾，我時刻注意從西貢傳來的消息。
路透社記者科培爾的報導頗具特色，他寫道：
“對越南人來說，這是最為激動的時刻，文進勇將軍的部隊沒有遭到任何抵抗就進入了西貢——南越的首都。4月30日的上午11時，一輛越共的坦克隆隆響著，穿過茫然而又安靜的人群，沖開了西貢總統府的半開半掩的大門，幾個越共士兵跑上總統府的平台，升起了臨時革命政府的黃星紅旗！
“南越的最後一位總統楊文明將軍，在向他的部隊下了一道‘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的命令後，自己也被逮捕了。楊文明是留在祖國的唯一的一位高級將軍。在此之前，共和軍的許多高級將領已經逃離出國。而他留下向越共投降，使西貢近似和平解放，從而避免了流血和毀滅。
“當革命政府的旗幟升上總統府的平台時，文進勇將軍微笑著點上一支煙，他接通了給河內的電話，這時候，從電話裏可以聽到河內喧囂的鑼鼓聲，人群的歡呼聲和禮花的爆響聲。
“他舒了口氣說：‘我們祖國分裂的痛苦終於結束了，戰爭結束了，和平到來了，我們成了祖國真正的主人，自從1858年法國人的戰艦第一次開進峴港至今117年以來，越南人徹底趕走了一切外國的軍隊，我們真正統一了，獨立了！’
“5月1日這一天，是文進勇將軍的誕辰，他驅車繞城一周，頻頻向興高采烈鼓掌歡呼的人群招手，他走進西貢的總參謀部，那裏還保留著司令部的絕密文件，也許是來不及焚毀，抑或是焚毀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了。
“越共政治局決定，在5月7日這一天，舉行正式的入城式，檢閱勝利的大軍，藉以象徵偉大時代的開始。5月7日，這是21年前取得奠邊府勝利的日子，它將引起全世界的聯想，越南人百年來進行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今天有了一個激動人心、鼓舞意誌的結局。
“越南，這個亞洲小國，用自己的勇敢堅毅和犧牲精神，贏得了亞洲參孫的美名！……”
科培爾的“西貢通訊”應該借作我的《越南戰爭求索》的結尾，但在付梓之時，我在後記中又加了如下內容：
胡誌明於1945年9月2日曾在河內巴亭廣場上，宣讀越南《獨立宣言》，但他並沒有親眼看到越南的真正獨立，他在1969年9月3日因心髒病逝世。在新的越南的地圖上，已經找不到西貢的名字，胡誌明市代替了它，他結束了一個時代，開創了一個時代。但是，以後的越南歷史將由他的繼承者們來寫了。
越南的完全獨立，是對越戰最有說服力的總結，但在美國的當事者的認識上，卻大相逕庭：
威斯特莫蘭將軍在他的花園式的南卡羅來納的家園裏略帶自我辯解地說：“許多美國人十分清楚，這場戰爭不是從軍事上輸掉的！”
前國務卿迪安·臘斯克不無遺憾地說：“人們可以說，美國應該更早地投入戰爭，甘迺迪總統應該立即投入10萬部隊。”
詹森的最後一位國防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則堅定地說：“美國不該捲入戰爭，因為我們的安全並沒有受到威脅，以前我們認為是共產主義的擴張，其實是越南的一場內戰，多米諾骨牌理論是錯誤的！”
在結束我的《越南戰爭求索》時，我不得不寫到一個人，那就是林登·詹森總統。他選擇了越南戰爭，卻沒有看到這場戰爭的結局。他在1973年1月就抱恨去世了。在我看來，他是一位苦惱的總統：這位頗具雄心壯誌而又生性固執、出言粗率的來自德克薩斯州農場的人，一上台，記者們就不喜歡他，把他描繪成一個鄉巴佬，他的每一句粗話，每一個動作都被加以嘲諷，他倍感受辱和委屈，對新聞界既恨又怕，他苦惱透頂，以至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希斯不得不善意地寬慰他：“不必對那些靠筆桿子謀生的人耿耿於懷，他們愛說三道四就隨他們去說，公民們並沒有選舉他們擔任總統，選的是你，他們說話隻能代表他們個人，而你說話卻代表人民！”，
在我看來，詹森值得同情，似乎也不那麽狹隘，他的傳記作者多麗絲·基爾斯女士就披露過她和詹森第一次相遇的情景：那是在白宮舉行的一次舞會上。這種舞會是為慶祝每年一度的研究員項目的，這一項目是專為總統內閣遴選年輕的學者以作特別助理而設的，那時的多麗絲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所擇選的題目是對政府政策的研究，她寫了一篇反戰的論文，題目很帶刺激性：《1968年怎樣搬開詹森》！不打不相識，詹森特邀這位年輕的女士共跳華爾茲，他說：”到華盛頓來吧，如果我不能說服你們這些哈佛的年輕姑娘，我就一錢不值！”
多麗絲深信詹森的社會改革，也敬佩他要建設“偉大社會”的藍圖，他夢想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改革家而永垂史冊，並且讓美國人民永遠銘記他的偉大業績。多麗絲那時不了解這位一心進行社會改革的實幹家，為什麽投進了越戰的陷餅，而詹森卻要向她解釋投入越戰的動機，把一肚子苦水倒給這位姑娘，藉以取得她和美國人民的同情。
為了給我的《越南戰爭求索》寫一個結尾，我時刻注意從西貢傳來的消息。
路透社記者科培爾的報導頗具特色，他寫道：
“對越南人來說，這是最為激動的時刻，文進勇將軍的部隊沒有遭到任何抵抗就進入了西貢——南越的首都。4月30日的上午11時，一輛越共的坦克隆隆響著，穿過茫然而又安靜的人群，沖開了西貢總統府的半開半掩的大門，幾個越共士兵跑上總統府的平台，升起了臨時革命政府的黃星紅旗！
“南越的最後一位總統楊文明將軍，在向他的部隊下了一道‘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的命令後，自己也被逮捕了。楊文明是留在祖國的唯一的一位高級將軍。在此之前，共和軍的許多高級將領已經逃離出國。而他留下向越共投降，使西貢近似和平解放，從而避免了流血和毀滅。
“當革命政府的旗幟升上總統府的平台時，文進勇將軍微笑著點上一支煙，他接通了給河內的電話，這時候，從電話裏可以聽到河內喧囂的鑼鼓聲，人群的歡呼聲和禮花的爆響聲。
“他舒了口氣說：‘我們祖國分裂的痛苦終於結束了，戰爭結束了，和平到來了，我們成了祖國真正的主人，自從1858年法國人的戰艦第一次開進峴港至今117年以來，越南人徹底趕走了一切外國的軍隊，我們真正統一了，獨立了！’
“5月1日這一天，是文進勇將軍的誕辰，他驅車繞城一周，頻頻向興高采烈鼓掌歡呼的人群招手，他走進西貢的總參謀部，那裏還保留著司令部的絕密文件，也許是來不及焚毀，抑或是焚毀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了。
“越共政治局決定，在5月7日這一天，舉行正式的入城式，檢閱勝利的大軍，藉以象徵偉大時代的開始。5月7日，這是21年前取得奠邊府勝利的日子，它將引起全世界的聯想，越南人百年來進行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今天有了一個激動人心、鼓舞意誌的結局。
“越南，這個亞洲小國，用自己的勇敢堅毅和犧牲精神，贏得了亞洲參孫的美名！……”
科培爾的“西貢通訊”應該借作我的《越南戰爭求索》的結尾，但在付梓之時，我在後記中又加了如下內容：
胡誌明於1945年9月2日曾在河內巴亭廣場上，宣讀越南《獨立宣言》，但他並沒有親眼看到越南的真正獨立，他在1969年9月3日因心髒病逝世。在新的越南的地圖上，已經找不到西貢的名字，胡誌明市代替了它，他結束了一個時代，開創了一個時代。但是，以後的越南歷史將由他的繼承者們來寫了。
越南的完全獨立，是對越戰最有說服力的總結，但在美國的當事者的認識上，卻大相逕庭：
威斯特莫蘭將軍在他的花園式的南卡羅來納的家園裏略帶自我辯解地說：“許多美國人十分清楚，這場戰爭不是從軍事上輸掉的！”
前國務卿迪安·臘斯克不無遺憾地說：“人們可以說，美國應該更早地投入戰爭，甘迺迪總統應該立即投入10萬部隊。”
詹森的最後一位國防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則堅定地說：“美國不該捲入戰爭，因為我們的安全並沒有受到威脅，以前我們認為是共產主義的擴張，其實是越南的一場內戰，多米諾骨牌理論是錯誤的！”
在結束我的《越南戰爭求索》時，我不得不寫到一個人，那就是林登·詹森總統。他選擇了越南戰爭，卻沒有看到這場戰爭的結局。他在1973年1月就抱恨去世了。在我看來，他是一位苦惱的總統：這位頗具雄心壯誌而又生性固執、出言粗率的來自德克薩斯州農場的人，一上台，記者們就不喜歡他，把他描繪成一個鄉巴佬，他的每一句粗話，每一個動作都被加以嘲諷，他倍感受辱和委屈，對新聞界既恨又怕，他苦惱透頂，以至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希斯不得不善意地寬慰他：“不必對那些靠筆桿子謀生的人耿耿於懷，他們愛說三道四就隨他們去說，公民們並沒有選舉他們擔任總統，選的是你，他們說話隻能代表他們個人，而你說話卻代表人民！”，
在我看來，詹森值得同情，似乎也不那麽狹隘，他的傳記作者多麗絲·基爾斯女士就披露過她和詹森第一次相遇的情景：那是在白宮舉行的一次舞會上。這種舞會是為慶祝每年一度的研究員項目的，這一項目是專為總統內閣遴選年輕的學者以作特別助理而設的，那時的多麗絲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所擇選的題目是對政府政策的研究，她寫了一篇反戰的論文，題目很帶刺激性：《1968年怎樣搬開詹森》！不打不相識，詹森特邀這位年輕的女士共跳華爾茲，他說：”到華盛頓來吧，如果我不能說服你們這些哈佛的年輕姑娘，我就一錢不值！”
多麗絲深信詹森的社會改革，也敬佩他要建設“偉大社會”的藍圖，他夢想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改革家而永垂史冊，並且讓美國人民永遠銘記他的偉大業績。多麗絲那時不了解這位一心進行社會改革的實幹家，為什麽投進了越戰的陷餅，而詹森卻要向她解釋投入越戰的動機，把一肚子苦水倒給這位姑娘，藉以取得她和美國人民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