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妮女士，你砸了我一塊歷史感挺強的磚頭，在共產主義幽靈還沒有出現在地平線上時，世界上已經炮火連天了！美國人有沒有算一筆帳，你們若是占有了南越，就是把它榨幹了，也撈不回美國為它耗費的2360億美元，死了多少人，遭了多少罪，挨了多少罵，那就更不用說了！精明的美國人做了一場虧老本的買賣！……是什麽東西讓美國鬼迷了心竅呢？多米諾骨牌理論！”
“現在，我再砸你一塊磚，約翰·甘迺迪在沒有當選總統前，曾發表過很有名的三次演說，我隻說大意，你有興趣可以去查原文。第一次是1959年10月在紐約羅契斯特大學的演說。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說：不幸的是，近年來我們對共產主義抱有嚴格的機械的看法，用非白即黑的絕對方式來看共產主義世界，……我們沒有認識到共產主義世界已經不是一塊堅硬的頑石；第二次是1959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亞的演說。他說，他希望印度成為自由、勝利的亞洲領袖，在和平比賽中戰勝赤色中國；……第三次是1960年10月在美籍波蘭人大會上的演說。他說：我們的任務是奉行一種耐心的鼓勵自由、謹慎地壓製暴政的政策，這是一種期望演變而不是期望革命的政策——是一種依靠和平而不是依靠戰爭的政策。……”
“妙極了！”我會心地笑笑說，“這就是說，和平演變策略從那個時候就提出來了。……”
“在此之前，杜魯門，艾奇遜、艾森豪都有過類似的言論，不過，沒有甘迺迪那樣明確就是了。”
“可是，他當上了總統之後，就改變了他的初衷。……”我說，“是不是被多米諾骨牌理論拖下了水？”
“與其說拖他下水的是多米諾骨牌理論，不如說是他的總統職位。”
“康女士，你這塊磚頭質量很高，你是不是說，誰處在那個位置上都要那樣幹呢？”
“很可能！最初我和安德森都是鷹派，如果當時的總統丟掉了南越，我們一定認為他是自由世界的罪人！”康妮一改調侃的口吻嚴肅地說，“總的說來，民眾的輿論是不負責任的，當你丟了南越，它就怪你見死不救，甚至可以認為隻要美國把腳一跺一聲怒吼，出兵一萬就可以迫使北越就範；當你陷入泥潭時，他又說你不該把美國拖入戰爭。……這些反戰的人最初並不反戰。……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這場戰爭本可以打贏的。……”
“他的論據是什麽呢？”
“論據是美國的決心還不夠大，投入的力量還不夠多！”
“說這樣話的是誰呢？”
“說這句話的就是當時的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他是美國進攻中立的柬埔寨的政策製訂者之一，他說：‘越南入侵柬埔寨證實了莫斯科的那隻大手一直在影響著河內的政策的製訂，我從來就感到越南不僅是東西方的問題；感到我們應用我們的整個國力來導致一個成功的結局。……這包括著一係列軍事步驟——這些在當時是不被同意的——需要美國人民徹底動員和完全奉獻，……’他最後結論說，‘這場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打贏的！’……他是一個徹底的鷹派！”
“你對黑格的論據是不同意的了！”
“當然，我認為不但是一種瘋狂，而且是一種短視。第一，他沒有考慮到當美國傾盡國力時，蘇聯和中國也會傾盡國力。第二，他沒有考慮到國內民眾的承受力，那會使美國陷入內外交困的危機之中。……第三，他更沒有想到即使暫時在南越打贏，也不會持久，一個南越的創口，會使美國的血液流幹！等於傾家蕩產奪回一個病入膏肓的乞丐養著。……但是，第一句他是說對了，柬埔寨是越共的庇護所，根本談不上中立。……”
“康女士，我不能不表示你對歷史的公正。但是，有一點你是怎麽認識的？這就是說，那些處在高層的決策者無論是戰爭升級或是尋求和平，主要考慮的是自己在大選中是否獲勝，自己的寶座如何坐穩，而置人民的疾苦和士兵的生命於不顧呢？”
“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少。但我並不這樣認識，”康妮表現出某種剛直不阿的神采，“因為總統競選發表宣言也罷，要保住總統寶座也罷，恰恰這兩點——人民疾苦和士兵生命，必須符合民意，不然，誰會選他？……”
“那麽，這場越戰悲劇的成因是什麽？根源又在哪裏？”
“我隻能說，這是歷史的必然性！”
第二十五章
（一）西貢陷落後的巴黎街頭
——斯托裏《越南戰爭求索》尾聲之一
昨天夜裏睡得很晚，當美國之音播出《西貢陷落》的消息時，我還在沉睡，起床之後，我就看到擺在桌麵上的法新社編發的《每日要聞》，我一邊呼著咖啡一邊嚼著夾肉麵包，一邊飛速地翻閱連篇累續的世界各地新聞摘要。唯有合眾國際社記者列昂·丹尼爾的《西貢陷落》的電訊是全文收錄。我有點嫉妒，也有點後悔，我不該過早地離開南越，這是我判斷的失誤，原本以為，西貢政權無論如何糟糕，也能支撐到1975年年底，沒有想到美國一鬆手，這個南越王國在55天之內，就像抽了筋、剔了骨似地仰天倒地了！
“現在，我再砸你一塊磚，約翰·甘迺迪在沒有當選總統前，曾發表過很有名的三次演說，我隻說大意，你有興趣可以去查原文。第一次是1959年10月在紐約羅契斯特大學的演說。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說：不幸的是，近年來我們對共產主義抱有嚴格的機械的看法，用非白即黑的絕對方式來看共產主義世界，……我們沒有認識到共產主義世界已經不是一塊堅硬的頑石；第二次是1959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亞的演說。他說，他希望印度成為自由、勝利的亞洲領袖，在和平比賽中戰勝赤色中國；……第三次是1960年10月在美籍波蘭人大會上的演說。他說：我們的任務是奉行一種耐心的鼓勵自由、謹慎地壓製暴政的政策，這是一種期望演變而不是期望革命的政策——是一種依靠和平而不是依靠戰爭的政策。……”
“妙極了！”我會心地笑笑說，“這就是說，和平演變策略從那個時候就提出來了。……”
“在此之前，杜魯門，艾奇遜、艾森豪都有過類似的言論，不過，沒有甘迺迪那樣明確就是了。”
“可是，他當上了總統之後，就改變了他的初衷。……”我說，“是不是被多米諾骨牌理論拖下了水？”
“與其說拖他下水的是多米諾骨牌理論，不如說是他的總統職位。”
“康女士，你這塊磚頭質量很高，你是不是說，誰處在那個位置上都要那樣幹呢？”
“很可能！最初我和安德森都是鷹派，如果當時的總統丟掉了南越，我們一定認為他是自由世界的罪人！”康妮一改調侃的口吻嚴肅地說，“總的說來，民眾的輿論是不負責任的，當你丟了南越，它就怪你見死不救，甚至可以認為隻要美國把腳一跺一聲怒吼，出兵一萬就可以迫使北越就範；當你陷入泥潭時，他又說你不該把美國拖入戰爭。……這些反戰的人最初並不反戰。……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這場戰爭本可以打贏的。……”
“他的論據是什麽呢？”
“論據是美國的決心還不夠大，投入的力量還不夠多！”
“說這樣話的是誰呢？”
“說這句話的就是當時的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他是美國進攻中立的柬埔寨的政策製訂者之一，他說：‘越南入侵柬埔寨證實了莫斯科的那隻大手一直在影響著河內的政策的製訂，我從來就感到越南不僅是東西方的問題；感到我們應用我們的整個國力來導致一個成功的結局。……這包括著一係列軍事步驟——這些在當時是不被同意的——需要美國人民徹底動員和完全奉獻，……’他最後結論說，‘這場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打贏的！’……他是一個徹底的鷹派！”
“你對黑格的論據是不同意的了！”
“當然，我認為不但是一種瘋狂，而且是一種短視。第一，他沒有考慮到當美國傾盡國力時，蘇聯和中國也會傾盡國力。第二，他沒有考慮到國內民眾的承受力，那會使美國陷入內外交困的危機之中。……第三，他更沒有想到即使暫時在南越打贏，也不會持久，一個南越的創口，會使美國的血液流幹！等於傾家蕩產奪回一個病入膏肓的乞丐養著。……但是，第一句他是說對了，柬埔寨是越共的庇護所，根本談不上中立。……”
“康女士，我不能不表示你對歷史的公正。但是，有一點你是怎麽認識的？這就是說，那些處在高層的決策者無論是戰爭升級或是尋求和平，主要考慮的是自己在大選中是否獲勝，自己的寶座如何坐穩，而置人民的疾苦和士兵的生命於不顧呢？”
“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少。但我並不這樣認識，”康妮表現出某種剛直不阿的神采，“因為總統競選發表宣言也罷，要保住總統寶座也罷，恰恰這兩點——人民疾苦和士兵生命，必須符合民意，不然，誰會選他？……”
“那麽，這場越戰悲劇的成因是什麽？根源又在哪裏？”
“我隻能說，這是歷史的必然性！”
第二十五章
（一）西貢陷落後的巴黎街頭
——斯托裏《越南戰爭求索》尾聲之一
昨天夜裏睡得很晚，當美國之音播出《西貢陷落》的消息時，我還在沉睡，起床之後，我就看到擺在桌麵上的法新社編發的《每日要聞》，我一邊呼著咖啡一邊嚼著夾肉麵包，一邊飛速地翻閱連篇累續的世界各地新聞摘要。唯有合眾國際社記者列昂·丹尼爾的《西貢陷落》的電訊是全文收錄。我有點嫉妒，也有點後悔，我不該過早地離開南越，這是我判斷的失誤，原本以為，西貢政權無論如何糟糕，也能支撐到1975年年底，沒有想到美國一鬆手，這個南越王國在55天之內，就像抽了筋、剔了骨似地仰天倒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