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關閉的島國,他的思想變動,當然離不了外來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絕不容易創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卻是島國的特長,我們觀察日本的歷史,應該不要遺漏這一點。


    他們以赤條條一無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島,居然能夠滋生發展,平定土番造成一個強大的部落,支配許多土著和外來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們更從高麗、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夠通通消化起來,適應於自己的生活。選出一種特性,完成他的國家組織,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著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向,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代的勢力,民族的數量現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東方各民族中,取得一個先進的地位,這些都是證明他的優點。我們看見日本人許多小氣的地方,覺得總脫不了島國的狹隘性。看見他們許多貪得無厭崇拜歐美而鄙棄中國的種種言行,又覺得他們總沒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他,實在日本這一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總理說:一個民族的存在和發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礎。這的確是非常要緊。所以日本人那一種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大抵批評一種歷史民族,不在乎說他的好壞,而隻要還他一個究竟是什麽,和為什麽這樣?季陶先生這本書,完全從此種態度出發,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同時又做了他的審判官,而且是極公平正直不受賄托,不為勢力所左右壓迫的律師審判官。說日本是信神的民族,不含一些鄙視的心事。說日本是好美的民族,也並沒有過分的恭維。一個自殺情死的事實,說明他是信仰真實性的表現。這一種科學的批評的精神,是我們應該都提倡的。


    季陶先生這次回到上海,一見麵就說:“我近來又做了一部日本論,可惜今天沒有帶稿子來給你看。”我說:“此之前幾年登在建設雜誌的那篇《日本論》怎麽樣?”他說:“你先說你對於我的舊作,有什麽意見。”我說,那一篇文字好是好的,不過我覺得主觀過重,好像有心說人家壞話,人家有些好處,也說成壞處了。他說:“對得很,簡直被你一言道破,我這回改作的一部日本論,卻完全是平心靜氣的研究,決沒有從前偏執成見的毛病,我明天帶來,你看過覺得不錯,就請你作一篇序。”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帶來,一眼望去已經是十多萬字,他笑著說:“我做《建設》和《星期評論》文章的時候,我總是將稿子帶來尋你,站在你的椅子後麵,把捉著你的手,按到紙上,而我卻一句一句的朗誦起來,遇有商榷的疑問,才始停止,商榷過了,又是繼續的朗誦,我認為是我生平一件快事。現在這部《日本論》太長,可惜用不著這個頑意。”我和他都不覺大笑起來,及他去後我費一日一夜的工夫,將他這本書細細讀過,真有點愛不釋手的光景。看過從前那篇《日本觀》,尤其覺得這書有味,不隻他的研究和構成方法,和舊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異樣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個時期不同。第一個時期是從做《天鐸報》,以至《民國雜誌》,雄暢是他的本色,惟有時修詞的工夫,有些來不及。到《星期評論》、《建設雜誌》是第二個時期,既改文體為話體,大暢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絕少,比以前有很大的進步了。現在這部《日本論》,就更加陶練,深入顯出,不露一些辛苦的痕跡,理解的精確,而文章的能事,足與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將》一個題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實性》裏麵,發抒他的人生觀,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一篇,仿佛極善寫生的短篇小說。《好美的國民》一篇,卻含有許多詩意。在做《國民雜誌》那時候季陶先生常對我說,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現在應該沒有這種遺憾了。其餘還有許多緒論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來,或作國民一般的殷鑑,或作青年行動的指針。而季陶先生卻是偶然證合,有感斯發,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適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壘塊”,季陶先生的高聲朗誦,確是“奇文共欣賞”的方法。我在一日一夜之中,欣賞所得,就隨手寫些出來當作一篇序文,貢獻於閱者,並留著許多說不盡的好處,讓讀者自己去欣賞。固然介紹這部日本論,應該還有重要的意義,不止是從這本學得科學批評的方法,和鑑識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風。但是中國人何以有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季陶先生開宗明義,已經說得清楚盡致,不用我來贅述,這並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經提醒,決沒有做智識上的義和團的。


    民國十七年


    第一部分 日本人與日本文明


    他們的性格怎麽樣?他們的思想怎麽樣?他們風俗習慣怎麽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哪裏?他們生活根據在哪裏?都要切實做過研究的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裏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


    第1節 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


    中國到日本去留學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確的數目,雖然不曉得,大概至少總應該有十萬人。這十萬留學生,他們對於“日本”這個題目,有什麽樣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黃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國誌》而外,我沒有看見有什麽專論日本的書籍。我自己對於日本,也沒有作過什麽係統的研究,沒有較為成器的著作。民國六年,在《民國日報》上麵,登過一篇連載四十天的文章,也不過是批評當時的政局,和十年來日本所倡的“親善政策”。離“日本”這個題目還是很遠。但是我十幾年來,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麵前,清清楚楚的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的裝置起來。但是我心有餘而力不足,講古代的研究呢?讀過日本書,既然不多,對於東方民族語言學,毫無所知,中國的歷史,尚且一些沒有用過工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夠。講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切實實的,鑽到他社會裏麵去,用過體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價值批評日本的書,決不是現在的我所做得到的。不過十多年來,在直覺上,也多多少少有一點支離破碎的觀察。在目前大家注意日本問題的時候,姑且略略的講一講,或者是大家所願意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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