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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中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六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兩派之間經常衝突，人民黨在伊斯法罕、設拉子和亞茲德的黨部都被搗毀。
這時，波斯當局首次允準“民族意誌”的報紙報導並公開批評蘇聯幹涉波斯內政和蘇占區的真情實況。1941年以來，那裏的蘇聯當局就一貫以政治恐怖手段對付他們的對手，甚至還有人在德黑蘭市內遭到綁架；但在石油談判失敗後，他們著重在北部推行他們的政策：無需詳敘各種各樣的事件。可以想見，這些事件大體上是按照下列線條來策劃的：凡是不願順從俄國命令的地方官員，都要被迫離開他們行使職權的地區；波斯政府不得自行選擇人員去接替他們的遺缺，因為凡是俄國當局不能接受的人員是不準前往有關地區赴任的。同時，地方官員的權威則因俄國官員和軍事當局的橫加幹涉而遭到破壞；地方上有影響的人士或遭放逐或受恫嚇而恐懼。人民黨的地方組織……或其所屬工會將開始取得權力，並使當地居民陷於恐怖之中，凡反對該黨或拒不參加該黨的都要受到處罰，被剝奪掉謀生之道。它的隊伍將予擴大，冒險家、非波斯籍分子以及1941年盟國入侵以來在北部邊境已失控製的情況下來自外高加索的移民都得參加進來。俄國軍隊在人民黨收拾他們的對手時將袖手旁觀。最後，那裏就會爆發民間騷亂，波斯政府要想給那裏的憲兵或地方部隊增援（由於俄國當局拒不準許增援或補充，兵力早已不足），會遭到拒絕，部隊或憲兵到達俄占區“邊境”的時候，會彼俄國軍事當局趕回來。如果中央政府對事態發展表現出任何要進行抵抗的傾向，就會立即受到人民黨的報紙以及與該黨結盟的報紙加以攻擊，被指責為法西斯和反動逆流；而俄國報紙和莫斯科電台將把這些報紙說成是“波斯人民的報紙”而隨意引用。
大體上說來，這就是……過去十八個月中這個國家的俄484占區年事態發展的總趨勢。
這 種 行為 不 過是 1914 年 以 前 沙皇 在 波 斯北 部 所 用方法的翻版，對此，一位英國的總督和歷史學家寫道：
假如俄國繼續通過保護霍臘散的富有的地主和商人，通過從它在亞塞拜然的“臣民”那裏徵收應歸波斯政府所有的稅款，通過行使高壓手段而以微不足道的價格購買阿斯特拉巴德省的村莊並引入俄國臣民去耕作經營，以及使用其他種種惡毒的方式，對波斯的北部進行蠶食兼併，那麽用不著再過一個世代，這個國家就會喪失其獨立。
摩根?菲利普斯?普賴斯（日後成為極少的幾個對中東具有專門知識的工黨議員之一）曾於1912年底首次訪問亞塞拜然，他當時所見，酷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存在的情況：
庫圖的辛庫是最為聲名狼藉的庫德族酋長之一……，經常接待俄國政治特務的訪問，終於接受了一個俄羅斯高加索團的名譽軍銜。第二天，在我離開這些庫德人營地的時候，從高加索到達了一車隊軍火，顯然，辛庫的這些秘密人物一直在接受來自國境以北某一來源的錢財，以進行他們的活動。……
我住在馬庫汗的一個親戚波斯霍伊總督的宅哪裏。一天早晨，我在總督調撥的兩名憲兵隨同下正在散步的時候，突然給一隊俄國哥薩克巡邏兵逮捕了，表麵上的理由是說我在處於“俄國戒嚴令”之下的一個波斯城鎮拍了照片。我的兩名波斯憲兵乖乖地溜掉了，我卻在軍事逮捕下被押送到霍伊城以南兩英裏的一個地方。使我大吃一驚的是我發覺這裏是一座俄國大兵營，至少結集有兩千名士兵，裝備齊全。於是我才恍然大悟，俄國的軍事力量已深入土耳其一波斯邊境射程之內的亞塞拜然了。……我從俄國軍營歸來後，不用說，那位波斯總督是政躬違和，不能見我，我也得以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部分亞塞拜然的政府……不在波斯政府手中。……俄國悄悄地占領了一片波斯領土，神不知鬼不覺。認識一下俄國才弄到手的這塊地盤的巨大戰略價值是重要的。這樣它就能從兩個方麵而不是單從一個方麵來攻擊土耳其的東部領地了。在英國，人們顯然認為俄國的駐軍己於1912年10 485月從亞塞拜然撤回高加索。然而我可以很有把握他說，那些部隊並沒有撤回到高加索，而是從大不裏士和阿爾德比勒轉移到了土耳其一波斯邊境。……
在大不裏士，我所見到的局勢足以說明俄國勢力的影響。最近被任命為亞塞拜然總督的“西帕達爾”已經就職，但在他到達大不裏士時，發現總督府己為高加索的哥薩克所占據，這些人既不遷讓也不交出鑰匙。……在大不裏士，民族主義者常務領導人一個也沒有了，他們不是遭到殺害就是彼放逐。
很明顯，自從沙皇時代以來，唯一的重大變化是，當年的俄國人愛好同“反動分子”打交道，如今打交道的則是“進步分子”、“開明知識分子”、“自由陣線”以及對工人階級“忠心耿耿”和“不知疲倦”的組織者，等等。
因而，到戰爭結束時，波斯麵臨的國際形勢（由於有產階級政府長期以來管理無方而愈益惡化）呈現出的景象，同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會議以前幾個月的那種局麵頗有幾分相象，同中國在1945年以後的那種局麵（更加）相象了。如把俄國人的行為單純地或主要地歸之於因為得不到它所想要的石油開採特許權而感到失望，那是不現實的：我們已經看到了卡夫塔拉茲為那個目的所進行的外交活動策劃得多麽笨拙。早在1944年秋以前，俄國人在他們自己的地區以及在波斯南部有可能的地方都一直在建立人民黨，表明他們的用心遠不是僅僅為了得到石油開採特許權而已。不需要作這樣的假設，而且事情也未必如此：政治局在1945年夏季以前就斷定人民黨已不能取得所指望的進展，因而決意在北部直接動手。自從歐洲解放以來，對於歐洲事態發展的觀察或許早已使他們充分認識到，甚至就是在德國崩潰後的混亂局麵中，共產黨隻有在得到武裝力量支持的地方（南斯拉夫有共產黨遊擊隊，其他地方有紅軍）才能取得政權。所以，當他們下定決心在北部自己的地區立即採取直接行動的時候，他們還是要繼續鼓勵人民黨在波斯的其他地區擔負起一支共產黨先鋒隊“在化外之域”所起的典型的滲透和破壞作用。米爾斯波在1946年的判斷是合理的：
這時，波斯當局首次允準“民族意誌”的報紙報導並公開批評蘇聯幹涉波斯內政和蘇占區的真情實況。1941年以來，那裏的蘇聯當局就一貫以政治恐怖手段對付他們的對手，甚至還有人在德黑蘭市內遭到綁架；但在石油談判失敗後，他們著重在北部推行他們的政策：無需詳敘各種各樣的事件。可以想見，這些事件大體上是按照下列線條來策劃的：凡是不願順從俄國命令的地方官員，都要被迫離開他們行使職權的地區；波斯政府不得自行選擇人員去接替他們的遺缺，因為凡是俄國當局不能接受的人員是不準前往有關地區赴任的。同時，地方官員的權威則因俄國官員和軍事當局的橫加幹涉而遭到破壞；地方上有影響的人士或遭放逐或受恫嚇而恐懼。人民黨的地方組織……或其所屬工會將開始取得權力，並使當地居民陷於恐怖之中，凡反對該黨或拒不參加該黨的都要受到處罰，被剝奪掉謀生之道。它的隊伍將予擴大，冒險家、非波斯籍分子以及1941年盟國入侵以來在北部邊境已失控製的情況下來自外高加索的移民都得參加進來。俄國軍隊在人民黨收拾他們的對手時將袖手旁觀。最後，那裏就會爆發民間騷亂，波斯政府要想給那裏的憲兵或地方部隊增援（由於俄國當局拒不準許增援或補充，兵力早已不足），會遭到拒絕，部隊或憲兵到達俄占區“邊境”的時候，會彼俄國軍事當局趕回來。如果中央政府對事態發展表現出任何要進行抵抗的傾向，就會立即受到人民黨的報紙以及與該黨結盟的報紙加以攻擊，被指責為法西斯和反動逆流；而俄國報紙和莫斯科電台將把這些報紙說成是“波斯人民的報紙”而隨意引用。
大體上說來，這就是……過去十八個月中這個國家的俄484占區年事態發展的總趨勢。
這 種 行為 不 過是 1914 年 以 前 沙皇 在 波 斯北 部 所 用方法的翻版，對此，一位英國的總督和歷史學家寫道：
假如俄國繼續通過保護霍臘散的富有的地主和商人，通過從它在亞塞拜然的“臣民”那裏徵收應歸波斯政府所有的稅款，通過行使高壓手段而以微不足道的價格購買阿斯特拉巴德省的村莊並引入俄國臣民去耕作經營，以及使用其他種種惡毒的方式，對波斯的北部進行蠶食兼併，那麽用不著再過一個世代，這個國家就會喪失其獨立。
摩根?菲利普斯?普賴斯（日後成為極少的幾個對中東具有專門知識的工黨議員之一）曾於1912年底首次訪問亞塞拜然，他當時所見，酷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存在的情況：
庫圖的辛庫是最為聲名狼藉的庫德族酋長之一……，經常接待俄國政治特務的訪問，終於接受了一個俄羅斯高加索團的名譽軍銜。第二天，在我離開這些庫德人營地的時候，從高加索到達了一車隊軍火，顯然，辛庫的這些秘密人物一直在接受來自國境以北某一來源的錢財，以進行他們的活動。……
我住在馬庫汗的一個親戚波斯霍伊總督的宅哪裏。一天早晨，我在總督調撥的兩名憲兵隨同下正在散步的時候，突然給一隊俄國哥薩克巡邏兵逮捕了，表麵上的理由是說我在處於“俄國戒嚴令”之下的一個波斯城鎮拍了照片。我的兩名波斯憲兵乖乖地溜掉了，我卻在軍事逮捕下被押送到霍伊城以南兩英裏的一個地方。使我大吃一驚的是我發覺這裏是一座俄國大兵營，至少結集有兩千名士兵，裝備齊全。於是我才恍然大悟，俄國的軍事力量已深入土耳其一波斯邊境射程之內的亞塞拜然了。……我從俄國軍營歸來後，不用說，那位波斯總督是政躬違和，不能見我，我也得以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部分亞塞拜然的政府……不在波斯政府手中。……俄國悄悄地占領了一片波斯領土，神不知鬼不覺。認識一下俄國才弄到手的這塊地盤的巨大戰略價值是重要的。這樣它就能從兩個方麵而不是單從一個方麵來攻擊土耳其的東部領地了。在英國，人們顯然認為俄國的駐軍己於1912年10 485月從亞塞拜然撤回高加索。然而我可以很有把握他說，那些部隊並沒有撤回到高加索，而是從大不裏士和阿爾德比勒轉移到了土耳其一波斯邊境。……
在大不裏士，我所見到的局勢足以說明俄國勢力的影響。最近被任命為亞塞拜然總督的“西帕達爾”已經就職，但在他到達大不裏士時，發現總督府己為高加索的哥薩克所占據，這些人既不遷讓也不交出鑰匙。……在大不裏士，民族主義者常務領導人一個也沒有了，他們不是遭到殺害就是彼放逐。
很明顯，自從沙皇時代以來，唯一的重大變化是，當年的俄國人愛好同“反動分子”打交道，如今打交道的則是“進步分子”、“開明知識分子”、“自由陣線”以及對工人階級“忠心耿耿”和“不知疲倦”的組織者，等等。
因而，到戰爭結束時，波斯麵臨的國際形勢（由於有產階級政府長期以來管理無方而愈益惡化）呈現出的景象，同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會議以前幾個月的那種局麵頗有幾分相象，同中國在1945年以後的那種局麵（更加）相象了。如把俄國人的行為單純地或主要地歸之於因為得不到它所想要的石油開採特許權而感到失望，那是不現實的：我們已經看到了卡夫塔拉茲為那個目的所進行的外交活動策劃得多麽笨拙。早在1944年秋以前，俄國人在他們自己的地區以及在波斯南部有可能的地方都一直在建立人民黨，表明他們的用心遠不是僅僅為了得到石油開採特許權而已。不需要作這樣的假設，而且事情也未必如此：政治局在1945年夏季以前就斷定人民黨已不能取得所指望的進展，因而決意在北部直接動手。自從歐洲解放以來，對於歐洲事態發展的觀察或許早已使他們充分認識到，甚至就是在德國崩潰後的混亂局麵中，共產黨隻有在得到武裝力量支持的地方（南斯拉夫有共產黨遊擊隊，其他地方有紅軍）才能取得政權。所以，當他們下定決心在北部自己的地區立即採取直接行動的時候，他們還是要繼續鼓勵人民黨在波斯的其他地區擔負起一支共產黨先鋒隊“在化外之域”所起的典型的滲透和破壞作用。米爾斯波在1946年的判斷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