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它終究不過是“那個倒黴的維奧萊特計劃修修補補的翻版,而且為時已晚。……那些在七年前原來會加以讚賞的人現在的反應卻是漠不關心,或者滿腹狐疑。”巴黎的北非人民組織委員會主席指出,根據這項法令,阿爾及利亞仍然是宗主國法國的一部分,它的命運決定於法國的議會;有完全選舉權、可以參加選舉法國議會中阿爾及利亞議員的穆斯林仍隻有六萬人,而有選舉權的歐洲人卻至少有四十萬人,因此他們獲得充分代表名額的機會是不人的。他主張,在地方議會中,一百五十萬穆斯林選民至少應有與歐洲人等額的代表(不是現在的五分之二),因為歐洲人比423他們少得多。法哈特?阿巴斯曾在他的《宣言》中指出,現在大家已很清楚,對穆斯林多數來說,以前想要同化他們成為法國公民的目的是“達不到的”;  1944年3月15日,即在法令頒布後八天,他同他的朋友們創立了“宣言和自由之友”黨。他同長期以來反抗法國同化政策的穆斯林聖職人員社團“烏拉馬”以及被軟禁在阿爾及爾以南一百二十英裏一個小鎮的極端分子馬薩利?哈吉建立了聯繫。  1945年1月,他們各自的民族主義力量暫時聯合在一起,法哈特?阿巴斯成為要求阿爾及利亞自治“統一戰線”的臨時領導人,但他們仍同意給予占少數的歐洲人在議會和內閣中占有一半席位。2 月初,在許多城鎮秘密地張貼了有下列內容的傳單,號召新近獲得選舉全權的穆斯林起來抵製即將舉行的市議會選舉:


    穆斯林弟兄們!


    你們的國家正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頭。殖民化已經在物質上、精神上組織起來,要毀滅我們。由於法國殖民主義的罪過,阿爾及利亞人民一直不能登上現代文明的階梯;自從阿爾及利亞淪為殖民地以來,阿拉伯語已經失去了它的地位;伊斯蘭教一直受到侮辱,現在正由同政府意向相反的極大努力使它獲得新生。


    人們對我們和我們的財產的尊重,隻有在阿爾及利亞民族的範圍內建立一個以阿爾及利亞人民的主權為基礎的、完全排除任何外國主權的自由政府之後才能得到保證。


    正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你們一些最優秀的弟兄已經在地車中死去,有的在監獄和集中營中遭受折磨,有的則正在用合法的或者主要是秘密的手段進行著堅強不屈的鬥爭。……


    選票計數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將是一個極其明顯的證據,說明阿爾及利亞人民要求自由、獨立地生活。因此,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弟兄們,切勿忘記你們對解放自己的人民所負的崇高使命。你們決不能讓已經捐軀的人、正在遭受折磨的人和正在進行鬥爭的人白白犧牲,否則你們將對你們的人民和真主犯罪,並且遲早要對他們作出回答。人民的正義和寓於萬物之中的正義是不朽的,也是無情的。


    戰爭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隨著1940年法國威望遭到的災難性打擊而來的是美國式民主概念的傳入),移住民的冥頑不靈,毫不讓步,以及阿拉們聯盟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振奮人心地出現,三者相結合,喚起了那些雖占少數而有政治覺悟半受教育的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的自治要求。但是這個進步人士的圈子很小,它隻不過是冰山露出在水麵上的尖端,在遠處陽光的照耀下看來不會傷害什麽人,而在這下麵的貧窮、無知的漆黑深淵裏卻虎視眈眈地潛伏著不為人所見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城鄉土著無產階級。他們的生活條件是可悲的:因為,法國移住民雖然為這個國家增加了大量財富,卻把其中的較大部分留給了自己;土著生產者沒有從歐洲人的榜樣中學到什麽東西;土著農民的耕地大部分是貧瘠的土地;他們的總產量縱或有所增加,也不夠抵銷穆斯林人口的迅速自然增加,而在過去一百年中至少已經增加了兩倍的穆斯林人口,現在還在以年增十三萬人的速度繼續增加著。在以穀物為土著居民的基本糧食而以前的生產與需求大體上還能平衡的一個國家裏,  1944年的收成隻有正常需求量的百分之四十。這是因為戰時缺少肥料、機油和農業機械,部分也由於一些土地所有者不願種植穀物而寧可種植利潤較高的飼料作物。這個國家在1944—1945年的冬季經歷了自1856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旱災,糧食供應的前景是黯淡的。官方規定的每日二百五十克(九盎司)


    的微薄糧食配給,能夠履行配給的日子倒是例外(部分是因為黑市糧價暴漲而誘使地方上許多穆斯林官員舞弊所致),而在許多地區,土著居民每日的糧食配給減少到一百三十克至一百五十克(五盎司)。“人們在路上到處可以見到衣衫檻樓、麵容憔悴的人。……整村整村的居民在泥土中挖掘苦澀的但還可以充飢的野菜根,這些菜根雖無營養,但煮熟後至少還可以使人苟延殘喘。”


    在君士坦丁省產麥高地,同移住民的大莊園為鄰的421是貧瘠窳劣的山崗農田和人數眾多、沒有土地的農村無產階級。法哈特?阿巴斯就是在這個地區的塞蒂夫開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1945年4月24日,這個省有六個法國參議員寫信給該省的行政長官萊斯特拉德-卡博內爾,措辭不自然地交織著殖民統治的少數人所特有的自滿情緒和外來者的恐懼心理。他們告訴他說,一年以來在阿爾及利亞農村的法裔移住民的不安情緒在不斷增長。那些通過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前輩的努力在北非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就、為法國人的才華增光的人,早已看到他們周圍的不友好的跡象正在發展。這些跡象看來如出一轍並為來自遠方的指示所遙控。在政府當局採取有利於土著居民的一般措施的同時,不友好突然轉變為富有集體憎恨的敵意。在迄今平靜無事的那些地方,人們也情緒激昂。在這個領地裏,到處發生用惡言謾罵、挑釁、侮辱、有時甚至是恫嚇的事件,即使對法國的婦孺,也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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