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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中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六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將近1943年底時，嚴峻的軍事管製有所放鬆。新總督馬斯特將軍宣布了一個內容廣泛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方案。他嚴肅地保證他本人將“採取一項使突尼西亞社會名流進入政府的政策”。其後，他採取措施，立即執行1937年6月通過的一項突尼西亞人和法國人擔任公職一視同仁的法令；設立一個新的突尼西亞社會事務部，由突尼西亞人擔任領導；通過法令重新建立突尼西亞戰前的地區組織，同時恢復在突尼西亞戰役後為了有利於實行更為專製和集權的統治而廢除的由選舉產生的地區參議會；改革大參議會，使法國人和突尼西亞人兩個組成部分以後各占五十三個席位，並擴大諮詢範圍，不再象以前那樣隻限於經濟和金融方麵的事務；在一定程度上，放鬆新聞檢查；為突尼西亞設置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市參議會，法、突參議員各占半數，作為攝政時期各地參議會的典範。
為了使這些改革具有鞏固的基礎，在穆斯林教育領域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在進行教育改革的同時，對發展一項“農民”政策作417了嚐試，官方文件中把它解釋為“政府權力機關和私人積極性集中力量為發展社會效用而發揮農民的勞動和土地資源最高效力的專業計劃和各項立法、行政、財政措施的總和”——這就是在突尼西亞的政策，特別適用於“那些計劃中關於農民所占有並耕種的土地的那個部分”。因此，突尼西亞在1944年2月成立了“農會”，並草擬了行動方案和第一個五年計劃。
問題是如何為突尼西亞將近三百萬的人口獲得糧食，這個人口數字比1881年法國人占領時的估計數字要高一倍
多，在過去的十年中每年還以百分之二點五的比率在增長著。在未來的歲月裏，工業和採礦的重要性看來沒有希望會大大地增加，因為這個國家的磷礦不可能與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含磷量高得多的磷礦競爭，而且由於缺乏水力和煤炭，工業發展一直受到障礙。隻有在這個國家的北半部地區每年平均雨量才超過十二英寸，但這裏的一半土地卻為三千個法國和義大利的移住民所有。為此緣故，雖然農業計劃……規定在突尼西亞北方興修水利的某些大計劃……但主要考慮的是……占全國麵積四分之三的中部和南方的草原地區，那裏主要的是遊牧人民計一百五十萬左右……〔而且〕還在迅速增加。……這些地區的行政當局主要的努力……除了弄清楚土地製度外，看來是針對……（1）發展“農民中心”……部分根據受到灌溉的耕作，部分則如同早先的許多羅馬居民點那樣，根據橄欖樹的種植……；（2）為創設其他“農民中心”作好準備，其中有一些是屬於遊牧性質的；（3）改進並增加深井……；（4）發展小型水利工程，這項工作看來平凡但卻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這項工作的推進無可避免地受到了1943—1947年期間連續五年旱災的影響，它給整個草原造成了災難和貧困，尤其是由於薩赫勒〔從蘇薩到斯法克斯南而的沿海肥沃大平原〕也受到了影響，因而使這個地區喪失了僱傭季節工的一切可能。在戰前，突尼期的糧食平均產量達六百萬公擔。在1943—1947年期間約為三百萬公擔，在情況最糟的1945年，產量竟低至一百四十八萬三千公擔，要不是從法國大量進口，苦難還會大得多。
毫無疑問，這種苦難加深了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不管怎樣對馬斯特將軍的改革總是不會滿意的。
被拘禁在法國後來被德國人開釋的新憲政黨領導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於1943年4月已回到突尼西亞。由於沒有證據足以證實拉基巴曾與軸心國有牽連，他沒有受到法國“解放”當局的折磨，但仍處於一種軟禁狀態，不準離開突尼西亞市。於是，在阿拉伯聯盟即將成立時，他化裝逃離突尼西亞去開羅。接他衣缽的是他的副手薩利赫?伊本?優素福。優素福表示他的黨不滿於馬斯特將軍的行政改革，因為他所希望的是產生立法議會來控製突尼西亞的內閣。突尼西亞的民族主義者畢竟是認真看待《大西洋憲章》的，何況最近還看到了法國同意讓他們的敘利亞和黎巴嫩“阿拉伯弟兄們”自治。在突尼西亞市，至少有二萬人於歐洲勝利日跟在憲政黨領導人後麵列隊遊行而沒有出什麽不幸的事故。但在其後幾個星期中，由於毗鄰的阿爾及利亞君士坦丁省發生嚴重叛亂的消息傳來，在這裏引起了一些騷勸，有些歐洲移住民還揚言突尼斷正在醞釀於6月2日起來響應起義。當局採取了戒備措施，“給移住民分發槍枝，出動了一些坦克，從而維持了正常秩序”。總督府發言人宣稱政府打算繼續執行經濟和社會計劃，並準許給予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但仍須受法國總督及其秘書長的控製。他們希望宗主國法國緊密團結，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重振法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威望。
第五節 自由法國與阿爾及利亞
同盟國部隊的到達不久就激發了具有政治覺悟的少數穆斯林的壯誌。他們現在的主要發言人法哈特?阿巴斯生於1889年，其父因服務有功曾由法國人授給軍官軍銜和榮譽軍團勳章。法哈特在阿爾及爾大學畢業後開設了一家藥鋪，他本人則同當時主張全體阿爾及利亞穆斯林應取得法國公民身分的那些人一起從事政治活動。戰爭爆發時，他曾在一個戰鬥部隊自願充當助理藥劑師，但在停戰後回家，感到自己蒙受了恥辱，因為在業務上同419他資格相等的法國人都獲得了軍銜而他卻沒有；他回到家鄉後，維希政府的總督又不把阿爾及利亞金融委員會的席位給他，而（他認為）戰前他曾被選為金融界代表，有資格得到一個席位。於是，在同盟國部隊登陸六星期後，他向美國、英國和法國當局提出了一封“阿爾及利亞穆斯林代表的信”，由於美英兩方未予接受，他把信件的內容略加修正後於1942年12月22日送交阿爾及利亞政府秘書處。它由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人物署名，援引“四大自由”和《大西洋憲章》，明白表示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的意向是隻有在他們選舉產生的代表舉行會議確定了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之後，才參加共同鬥爭。
為了使這些改革具有鞏固的基礎，在穆斯林教育領域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在進行教育改革的同時，對發展一項“農民”政策作417了嚐試，官方文件中把它解釋為“政府權力機關和私人積極性集中力量為發展社會效用而發揮農民的勞動和土地資源最高效力的專業計劃和各項立法、行政、財政措施的總和”——這就是在突尼西亞的政策，特別適用於“那些計劃中關於農民所占有並耕種的土地的那個部分”。因此，突尼西亞在1944年2月成立了“農會”，並草擬了行動方案和第一個五年計劃。
問題是如何為突尼西亞將近三百萬的人口獲得糧食，這個人口數字比1881年法國人占領時的估計數字要高一倍
多，在過去的十年中每年還以百分之二點五的比率在增長著。在未來的歲月裏，工業和採礦的重要性看來沒有希望會大大地增加，因為這個國家的磷礦不可能與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含磷量高得多的磷礦競爭，而且由於缺乏水力和煤炭，工業發展一直受到障礙。隻有在這個國家的北半部地區每年平均雨量才超過十二英寸，但這裏的一半土地卻為三千個法國和義大利的移住民所有。為此緣故，雖然農業計劃……規定在突尼西亞北方興修水利的某些大計劃……但主要考慮的是……占全國麵積四分之三的中部和南方的草原地區，那裏主要的是遊牧人民計一百五十萬左右……〔而且〕還在迅速增加。……這些地區的行政當局主要的努力……除了弄清楚土地製度外，看來是針對……（1）發展“農民中心”……部分根據受到灌溉的耕作，部分則如同早先的許多羅馬居民點那樣，根據橄欖樹的種植……；（2）為創設其他“農民中心”作好準備，其中有一些是屬於遊牧性質的；（3）改進並增加深井……；（4）發展小型水利工程，這項工作看來平凡但卻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這項工作的推進無可避免地受到了1943—1947年期間連續五年旱災的影響，它給整個草原造成了災難和貧困，尤其是由於薩赫勒〔從蘇薩到斯法克斯南而的沿海肥沃大平原〕也受到了影響，因而使這個地區喪失了僱傭季節工的一切可能。在戰前，突尼期的糧食平均產量達六百萬公擔。在1943—1947年期間約為三百萬公擔，在情況最糟的1945年，產量竟低至一百四十八萬三千公擔，要不是從法國大量進口，苦難還會大得多。
毫無疑問，這種苦難加深了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不管怎樣對馬斯特將軍的改革總是不會滿意的。
被拘禁在法國後來被德國人開釋的新憲政黨領導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於1943年4月已回到突尼西亞。由於沒有證據足以證實拉基巴曾與軸心國有牽連，他沒有受到法國“解放”當局的折磨，但仍處於一種軟禁狀態，不準離開突尼西亞市。於是，在阿拉伯聯盟即將成立時，他化裝逃離突尼西亞去開羅。接他衣缽的是他的副手薩利赫?伊本?優素福。優素福表示他的黨不滿於馬斯特將軍的行政改革，因為他所希望的是產生立法議會來控製突尼西亞的內閣。突尼西亞的民族主義者畢竟是認真看待《大西洋憲章》的，何況最近還看到了法國同意讓他們的敘利亞和黎巴嫩“阿拉伯弟兄們”自治。在突尼西亞市，至少有二萬人於歐洲勝利日跟在憲政黨領導人後麵列隊遊行而沒有出什麽不幸的事故。但在其後幾個星期中，由於毗鄰的阿爾及利亞君士坦丁省發生嚴重叛亂的消息傳來，在這裏引起了一些騷勸，有些歐洲移住民還揚言突尼斷正在醞釀於6月2日起來響應起義。當局採取了戒備措施，“給移住民分發槍枝，出動了一些坦克，從而維持了正常秩序”。總督府發言人宣稱政府打算繼續執行經濟和社會計劃，並準許給予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但仍須受法國總督及其秘書長的控製。他們希望宗主國法國緊密團結，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重振法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威望。
第五節 自由法國與阿爾及利亞
同盟國部隊的到達不久就激發了具有政治覺悟的少數穆斯林的壯誌。他們現在的主要發言人法哈特?阿巴斯生於1889年，其父因服務有功曾由法國人授給軍官軍銜和榮譽軍團勳章。法哈特在阿爾及爾大學畢業後開設了一家藥鋪，他本人則同當時主張全體阿爾及利亞穆斯林應取得法國公民身分的那些人一起從事政治活動。戰爭爆發時，他曾在一個戰鬥部隊自願充當助理藥劑師，但在停戰後回家，感到自己蒙受了恥辱，因為在業務上同419他資格相等的法國人都獲得了軍銜而他卻沒有；他回到家鄉後，維希政府的總督又不把阿爾及利亞金融委員會的席位給他，而（他認為）戰前他曾被選為金融界代表，有資格得到一個席位。於是，在同盟國部隊登陸六星期後，他向美國、英國和法國當局提出了一封“阿爾及利亞穆斯林代表的信”，由於美英兩方未予接受，他把信件的內容略加修正後於1942年12月22日送交阿爾及利亞政府秘書處。它由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人物署名，援引“四大自由”和《大西洋憲章》，明白表示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的意向是隻有在他們選舉產生的代表舉行會議確定了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之後，才參加共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