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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中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六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6 月份第八集團軍在西部沙漠所遭受的損失，使奧金萊克將軍把駐紮在北方戰線——敘利亞、伊拉克和波斯的大部分部隊撤調去增援。戴高樂從而注意到，由於英國第九軍在近東國家的人數大見減少，使自由法國部隊在數量上大占優勢，於是他援用利特爾頓一戴高樂協定第三條，提出當時仍由第九軍總指揮官統率的近東國家的法英軍隊應歸自由法國指揮。戴高樂提出這一要求的重要性，正如賈德魯所說的，既是“政治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但是中東地區的總司令官卻回答說，第九軍仍有各級官兵四萬四千人，因此仍然超過了自由法國的實力。英國人事實上是並不準備因為一時危急而放棄一個基地的指揮權，這個基地遲至1943年秋發生多德卡尼斯戰役時仍然具有其重要性；1942年9月30日，邱吉爾直截了當地占訴戴高樂：“指揮權必須仍在英國人手中。”
9月23日，戴高樂離開布拉柴維爾動身去倫敦時，曾通知賈德魯，說他決心“徹底清除膿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30 日，他同邱吉爾會晤，結果是一切有爭議之點都完全陷入僵局，戴高樂公然宣布，不論是敘利亞人還128是黎巴嫩人，都沒有舉行選舉的要求；威爾遜將軍作為一個軍人，對選舉也同樣持反對態度。為了緩和這一僵局，英國外交部和自由法國外交事務專員經過一番努力，擬訂了一份英國—自由法國關於包括埃及在內的中東事務協商製度建議草案，於10月9日電告賈德魯：將在倫敦設立一個聯合委員會，在近東地區建立一個混合委員會，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選舉則在 1943年春季舉行。這個意見似乎起源於上一年4月4日賈德魯向斯皮爾斯提過的一項建議：使一項共同的中東政策的一些原則協調起來，以便應用於英國和自由法國分別負責管轄的地區；
但在10月16日，賈德魯已看出它是“一杯毒酒”，極力主張拒絕英國的建議。他反對這樣一種方案，即雙方都必須同意做到一切服從贏得戰爭的勝利這一共同目標，因為軍事安全的動機常被英國人援用來迫使法國人作出政治上的讓步：“假如共同勝利不是為了保證我們的權利和利益，那麽對於法國來說，這種勝利就失去了值得注意的意義。”無論是給予近東國家什麽樣的獨立，無論對中東總的局勢會引起什麽反響，這些權利和利益都必須堅定不移地予以保持。法國不能為了適應英國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政策，而調整它自己在近東國家的傳統政策，“主要是基於大體上保護基督教徒少數派的權利，而特別要維護黎巴嫩的完整”。擬議中的這種英國一自由法國的夥伴夫係，勢必把法國置於次要地位，所以他本人寧願保持目前這種意見不合的狀態，以使法國的權利得到保護。而不願達成協議來使法國的權利在現在和將來都要從屬於英國中東政策的整體需要。盡管有此反對意見，但由於阿拉曼戰役大捷，由於11月6日英國和維希法國之間的停戰協定在馬達加斯加簽訂，以及邱吉爾對自由法國對於馬達加斯加和法屬北非的情緒所表示的關切，因而兩國關係有所改善；賈德魯於11月下半月訪問倫敦時，得到民族委員會的批準，宣布來春恢復近東國家的憲法政府，夏季舉行選舉。
因此，經過在近東地區十八個月的頗不協調的聯合129之後，英國人和自由法國人在互相接受對方的大不相同的觀點上比開始的時候距離更遠了。賈德魯的坦率態度透露出，他至少懂得英國方麵想以審慎的讓步來安撫阿拉伯世界民族主義力量的願望；他的抵製，主要不是由於他認為英國政策不切實際或者是方向錯誤，而是由於它同法國鼓勵派別利益、“分而治之”的傳統政策有矛盾。
所謂保護近東國家基督教徒權利那種激動的主張，不過是法國知識界的妄自尊大和自我利益在這個問題上所起作用的一個冠冕堂皇的外表，他們有一個法國的學校網充當“我們控製近東國家已有幾百年歷史的基礎”。自由法國在當前的侷促處境下，也不可能改變它的態度：
“我們資源匱乏，迫使我們對於原則採取毫不妥協的態度，因為這是我們的唯一武器。”頗有耐心、擅長外交的賈德魯的觀點尚且如此，那麽從他那個剛愎自用、感情用事的首腦那裏，又能指望些什麽呢？英國同自由法國在日常打交道中，不論有什麽過錯，賈德魯已經表明得一清二楚，根本的分歧在於法國人和黎巴嫩人中的親法少數派囿於狹隘的門戶之見，而泛阿拉伯人士和英國人（兩者同樣也受利己主義的驅使）則也許是過分樂觀地著眼於一種規模要大得多的統一。自由法國人由於他們在物質上的脆弱和思想上的頑固，因此在這場利害關係的衝突中，終不免遭到失敗；但他們有一個不自覺的願望，就是不肯承認這些弱點，這就導致他們虛構出一個典型的“背後捅刀子”的神話，按照這種神話來說，英國從一開始就執意要把他們從近東地區攆走，因此千方百計使他們保持軟弱狀態，使他們同民族主義者的關係惡化，而自由法國也就不得不在原則問題上採取毫不妥協的態度。 第六章 英蘇對波斯的幹涉
國王禮薩在這次大戰爆發的時候，身為波斯的主子已有十八年了，他一貫奉行民族主義和排外政策，這是他30想用改善交通運輸、實行工業化的方法來開發本國資源的願望所形成的。因此，他既少不了來自英伊石油公司石油開發特許權的產地使用費，也離不開外國承包公司在發展公用事業方麵的協助。為了保持不依附大國，他對於這種外援，隻要可能，總是取自歐洲的中小國家。可是他在戰前的對外貿易，終究大部分是同蘇聯和德國進行的，而以蘇聯居先，德國居次。不過，自沙赫特博士訪問中東以後， 1936—1937年的對德貿易第一次開始同對蘇貿易相抗衡。德國供應波斯的鐵路器材、機器和工具，較其他任何國家為多，以換回原毛和原棉。由於對蘇商約於1938年6月失效（顯然是波斯逮捕了五十三名共產黨嫌疑分子的結果），對蘇貿易一落千丈，德國在波斯整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便相應上升。波斯已在1939年9月4日宣布中立，所以官方報紙認為德國對波斯的貨物供應遭到英國海軍的封鎖而被阻撓是不公平的，何況用以換取這些貨物的波斯商品早已在大戰爆發之前交給了德國。但是，1940年3月25日同俄國簽訂的新商約，特別是第十條關於波斯和與俄國有條約關係的國家之間的貿易準予自由通過蘇聯國境的規定，為取道大不裏士和特拉布鬆或巴統的對德貿易開闢了新的前景。
9月23日，戴高樂離開布拉柴維爾動身去倫敦時，曾通知賈德魯，說他決心“徹底清除膿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30 日，他同邱吉爾會晤，結果是一切有爭議之點都完全陷入僵局，戴高樂公然宣布，不論是敘利亞人還128是黎巴嫩人，都沒有舉行選舉的要求；威爾遜將軍作為一個軍人，對選舉也同樣持反對態度。為了緩和這一僵局，英國外交部和自由法國外交事務專員經過一番努力，擬訂了一份英國—自由法國關於包括埃及在內的中東事務協商製度建議草案，於10月9日電告賈德魯：將在倫敦設立一個聯合委員會，在近東地區建立一個混合委員會，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選舉則在 1943年春季舉行。這個意見似乎起源於上一年4月4日賈德魯向斯皮爾斯提過的一項建議：使一項共同的中東政策的一些原則協調起來，以便應用於英國和自由法國分別負責管轄的地區；
但在10月16日，賈德魯已看出它是“一杯毒酒”，極力主張拒絕英國的建議。他反對這樣一種方案，即雙方都必須同意做到一切服從贏得戰爭的勝利這一共同目標，因為軍事安全的動機常被英國人援用來迫使法國人作出政治上的讓步：“假如共同勝利不是為了保證我們的權利和利益，那麽對於法國來說，這種勝利就失去了值得注意的意義。”無論是給予近東國家什麽樣的獨立，無論對中東總的局勢會引起什麽反響，這些權利和利益都必須堅定不移地予以保持。法國不能為了適應英國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政策，而調整它自己在近東國家的傳統政策，“主要是基於大體上保護基督教徒少數派的權利，而特別要維護黎巴嫩的完整”。擬議中的這種英國一自由法國的夥伴夫係，勢必把法國置於次要地位，所以他本人寧願保持目前這種意見不合的狀態，以使法國的權利得到保護。而不願達成協議來使法國的權利在現在和將來都要從屬於英國中東政策的整體需要。盡管有此反對意見，但由於阿拉曼戰役大捷，由於11月6日英國和維希法國之間的停戰協定在馬達加斯加簽訂，以及邱吉爾對自由法國對於馬達加斯加和法屬北非的情緒所表示的關切，因而兩國關係有所改善；賈德魯於11月下半月訪問倫敦時，得到民族委員會的批準，宣布來春恢復近東國家的憲法政府，夏季舉行選舉。
因此，經過在近東地區十八個月的頗不協調的聯合129之後，英國人和自由法國人在互相接受對方的大不相同的觀點上比開始的時候距離更遠了。賈德魯的坦率態度透露出，他至少懂得英國方麵想以審慎的讓步來安撫阿拉伯世界民族主義力量的願望；他的抵製，主要不是由於他認為英國政策不切實際或者是方向錯誤，而是由於它同法國鼓勵派別利益、“分而治之”的傳統政策有矛盾。
所謂保護近東國家基督教徒權利那種激動的主張，不過是法國知識界的妄自尊大和自我利益在這個問題上所起作用的一個冠冕堂皇的外表，他們有一個法國的學校網充當“我們控製近東國家已有幾百年歷史的基礎”。自由法國在當前的侷促處境下，也不可能改變它的態度：
“我們資源匱乏，迫使我們對於原則採取毫不妥協的態度，因為這是我們的唯一武器。”頗有耐心、擅長外交的賈德魯的觀點尚且如此，那麽從他那個剛愎自用、感情用事的首腦那裏，又能指望些什麽呢？英國同自由法國在日常打交道中，不論有什麽過錯，賈德魯已經表明得一清二楚，根本的分歧在於法國人和黎巴嫩人中的親法少數派囿於狹隘的門戶之見，而泛阿拉伯人士和英國人（兩者同樣也受利己主義的驅使）則也許是過分樂觀地著眼於一種規模要大得多的統一。自由法國人由於他們在物質上的脆弱和思想上的頑固，因此在這場利害關係的衝突中，終不免遭到失敗；但他們有一個不自覺的願望，就是不肯承認這些弱點，這就導致他們虛構出一個典型的“背後捅刀子”的神話，按照這種神話來說，英國從一開始就執意要把他們從近東地區攆走，因此千方百計使他們保持軟弱狀態，使他們同民族主義者的關係惡化，而自由法國也就不得不在原則問題上採取毫不妥協的態度。 第六章 英蘇對波斯的幹涉
國王禮薩在這次大戰爆發的時候，身為波斯的主子已有十八年了，他一貫奉行民族主義和排外政策，這是他30想用改善交通運輸、實行工業化的方法來開發本國資源的願望所形成的。因此，他既少不了來自英伊石油公司石油開發特許權的產地使用費，也離不開外國承包公司在發展公用事業方麵的協助。為了保持不依附大國，他對於這種外援，隻要可能，總是取自歐洲的中小國家。可是他在戰前的對外貿易，終究大部分是同蘇聯和德國進行的，而以蘇聯居先，德國居次。不過，自沙赫特博士訪問中東以後， 1936—1937年的對德貿易第一次開始同對蘇貿易相抗衡。德國供應波斯的鐵路器材、機器和工具，較其他任何國家為多，以換回原毛和原棉。由於對蘇商約於1938年6月失效（顯然是波斯逮捕了五十三名共產黨嫌疑分子的結果），對蘇貿易一落千丈，德國在波斯整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便相應上升。波斯已在1939年9月4日宣布中立，所以官方報紙認為德國對波斯的貨物供應遭到英國海軍的封鎖而被阻撓是不公平的，何況用以換取這些貨物的波斯商品早已在大戰爆發之前交給了德國。但是，1940年3月25日同俄國簽訂的新商約，特別是第十條關於波斯和與俄國有條約關係的國家之間的貿易準予自由通過蘇聯國境的規定，為取道大不裏士和特拉布鬆或巴統的對德貿易開闢了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