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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中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六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同一戰區作戰的英法部隊的指揮權，在正常情況下由一名英國軍官或一名法國軍官行使，根據該戰區英國部隊和法國部隊的實力以何方居於優勢而定……（第三條）。
不論英國部隊和法國部隊的比例和任務如何，領土管製權（對公用事業、社會治安、憲兵、警察、地方資源開發等的軍事管製或監督）屬於敘利亞和黎巴嫩的法國當局。可能要在敘利亞和黎巴嫩領土上作戰的英國部隊……可以自行確保其戰術上的安全，並利用他們所必需的一切資源。對此，領土管製當局應該給於一切可能的援助……（第四條）。
補充協定戴高樂將軍承認，在近東地區的英國最高統帥部有權採取一切它認為對抵抗共同敵人有必要的防禦措施。
若遇任何上述措施顯得與法國在近東地區的利益相牴觸時，應將問題報告英國政府和戴高樂將軍（第一條）。
……英國軍事保安局將派出一個小組，附設於近東各國的保安總部，目的在於保證與英國司令部和毗鄰國家的保安機構保持聯繫，並與法國機構協調貫徹英國司令部可能認為必要的一般措施（第三條）。
在送出協定文本時，利特爾頓寫信給戴高樂說：我願藉此機會向你保證，英國方麵承認法國在近東國家的歷史性的利益。大不列顛除了要取得戰爭的勝利之外，在敘利亞或黎巴嫩別無他求。我們不想以任何方式侵犯法國的地位，自由法國和大不列顛都對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獨立作了保證。當我們採取了這一重要步驟之後，在不損害這一步驟的前提下，我們自願承認，在所有歐洲國家中，法國應在近東國家占有優越的特權地位。……7月27日，戴高樂從貝魯特復函說：
我高興地注意到，你如此賢明地向我保證大不列顛對敘利亞和黎巴嫩都不懷私心，以及大不列顛預先承認這一事實，即在這兩個國家成為獨立國家時法國在近東國家中的優越的和特權的地位。他把協定文本發送給賈德魯時，還附有一封說明情況的信件，其中提到“大不列顛對敘利亞和黎巴嫩在政治上完全不抱私心”，這樣就（象他回答利特爾頓時那樣）抹煞了英國所強調的把獨立作為一個“重要步驟”。讀者將會注意到，戴高樂對英國承認法國的特權地位這句話，擅自插入了“預先”一詞，而利特爾頓在其備忘錄中卻毫不含糊地把承認獨立作為這種保證的先決條件：“當我們採取了這一重要步驟之後，在不損害這一步驟的前提下……”。因此，情況並不象賈德魯所說的那樣簡單：既然英國在近東國家的唯一目的是取得戰爭的勝利，那麽他們就隻能以進行軍事行動力限，而不去侵犯法國同近東各國的政治關係。但在戰時，“取得戰爭的勝利”和政治之間不可能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已隻要近東國家的政治對英國同鄰近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從而對於英國在中東戰役中贏得勝利（或者不如說避免失敗）的機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它就不可能是法國的“獨占特權”。象希臘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一樣，自由法國目前完全依靠英國；他們能得重返近東，完全仰仗英國的照顧；他們也不能把處理如此關係重大的一個地區的事務當作是與更加廣泛的英國的利益無關的一種“獨占特權”，猶如戰後的英國在處理巴勒斯坦（也是一個委任統治地）事務時無視美國的願望一樣，凡此種種事實，自由法國均未予以正視，戰前法國人在近東各國之不得人心；1940—1941年法國的威望掃地；自由法國運動未能把德國占領區以外的大多數法國人團結到自己一邊；以及英國出於戰略上的需要而不讓近東國家中受到挫折的民族主義釀成第二次伊拉克危機——這些都是嚴峻的、不容迴避的事實。但是賈德魯也好，別的法國人也好，他們都受到一種欲望的支配，要“用‘法國的方式’去發現指導原則的推理方式”，從這些事實中虛構出這樣一種未經證實的假設：為了把法國人從近東國家攆走，英國故意製訂了一項政策，在敘利亞與黎巴嫩的民族主義運動和法國人之間煽動不和：
威爾遜〔將軍〕在傑齊拉地區和德魯茲山區的策略就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製訂的；也就是在這一基礎上，斯皮爾斯將軍樹立了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大體上也是自拿破崙時期以來英國歷屆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甚至還在 1941年了月裏的時候，利特爾頓一戴高樂115協議就經受了第一次考驗：利特爾頓寫情給賈德魯，“懇切要求”允許斯皮爾斯出席準備討論關於與敘利亞和黎巴嫩政府締結條約的談判的會議。賈德魯認為，這是英國以第三方的仲裁人的身分，企圖對純屬法國和其委任統治國家之間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進行幹預。在他表示拒絕的時候，他還向利特爾頓抱怨英國人不尊重法國在德魯茲山區、沙漠地區、代爾祖爾以及阿勒頗的利益和特權。利特爾頓同戴高樂8月7日在貝魯特再次會晤時，利特爾頓（根據自由法國的會談記錄）承認，他對英國軍事當局執行利特爾頓一戴高樂協議的情況感到不滿：向最高統帥部遞送協議文本延誤時間，還有貫徹協議方麵的其他拖延，對此他表示歉意。但是戴高樂在5日已經通知賈德魯說：“我感到英國人正準備對我們施加一次決定性的壓力，迫使我們聽任他們實際上在近東國家行使權力”；於是他告訴利特爾頓說，正常執行他們協議的阻力，主要在於“某些少數人”對協議表示故意。當利特爾頓建議把威爾遜將軍召至貝魯特以澄清分歧時，戴高樂認為，在自由法國同威爾遜最近有過交往之後，他對威爾遜是否還能博得自由法國人的信任，不得不有所保留；他尤其沒有忘記，據說威爾遜曾威脅要宣布軍事管製法來篡奪法國的主權；法國人還未能行使領土管製的權利；在傑齊拉地區發生那樣的事件之後，他看不到怎樣能在一種相互信任的氣氛中討論這一問題。這一次不愜人意的會晤在按照7月25 日和27日信件的模稜兩可的調子 再度交換信件之後，就告結束。英國同法國的立場根本互不相容，而且哪一方也不準備公開有所讓步。但是“這種危機的嚴峻階段，……曾一度把我們推到決裂的邊緣，現在已告結束。”
不論英國部隊和法國部隊的比例和任務如何，領土管製權（對公用事業、社會治安、憲兵、警察、地方資源開發等的軍事管製或監督）屬於敘利亞和黎巴嫩的法國當局。可能要在敘利亞和黎巴嫩領土上作戰的英國部隊……可以自行確保其戰術上的安全，並利用他們所必需的一切資源。對此，領土管製當局應該給於一切可能的援助……（第四條）。
補充協定戴高樂將軍承認，在近東地區的英國最高統帥部有權採取一切它認為對抵抗共同敵人有必要的防禦措施。
若遇任何上述措施顯得與法國在近東地區的利益相牴觸時，應將問題報告英國政府和戴高樂將軍（第一條）。
……英國軍事保安局將派出一個小組，附設於近東各國的保安總部，目的在於保證與英國司令部和毗鄰國家的保安機構保持聯繫，並與法國機構協調貫徹英國司令部可能認為必要的一般措施（第三條）。
在送出協定文本時，利特爾頓寫信給戴高樂說：我願藉此機會向你保證，英國方麵承認法國在近東國家的歷史性的利益。大不列顛除了要取得戰爭的勝利之外，在敘利亞或黎巴嫩別無他求。我們不想以任何方式侵犯法國的地位，自由法國和大不列顛都對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獨立作了保證。當我們採取了這一重要步驟之後，在不損害這一步驟的前提下，我們自願承認，在所有歐洲國家中，法國應在近東國家占有優越的特權地位。……7月27日，戴高樂從貝魯特復函說：
我高興地注意到，你如此賢明地向我保證大不列顛對敘利亞和黎巴嫩都不懷私心，以及大不列顛預先承認這一事實，即在這兩個國家成為獨立國家時法國在近東國家中的優越的和特權的地位。他把協定文本發送給賈德魯時，還附有一封說明情況的信件，其中提到“大不列顛對敘利亞和黎巴嫩在政治上完全不抱私心”，這樣就（象他回答利特爾頓時那樣）抹煞了英國所強調的把獨立作為一個“重要步驟”。讀者將會注意到，戴高樂對英國承認法國的特權地位這句話，擅自插入了“預先”一詞，而利特爾頓在其備忘錄中卻毫不含糊地把承認獨立作為這種保證的先決條件：“當我們採取了這一重要步驟之後，在不損害這一步驟的前提下……”。因此，情況並不象賈德魯所說的那樣簡單：既然英國在近東國家的唯一目的是取得戰爭的勝利，那麽他們就隻能以進行軍事行動力限，而不去侵犯法國同近東各國的政治關係。但在戰時，“取得戰爭的勝利”和政治之間不可能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已隻要近東國家的政治對英國同鄰近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從而對於英國在中東戰役中贏得勝利（或者不如說避免失敗）的機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它就不可能是法國的“獨占特權”。象希臘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一樣，自由法國目前完全依靠英國；他們能得重返近東，完全仰仗英國的照顧；他們也不能把處理如此關係重大的一個地區的事務當作是與更加廣泛的英國的利益無關的一種“獨占特權”，猶如戰後的英國在處理巴勒斯坦（也是一個委任統治地）事務時無視美國的願望一樣，凡此種種事實，自由法國均未予以正視，戰前法國人在近東各國之不得人心；1940—1941年法國的威望掃地；自由法國運動未能把德國占領區以外的大多數法國人團結到自己一邊；以及英國出於戰略上的需要而不讓近東國家中受到挫折的民族主義釀成第二次伊拉克危機——這些都是嚴峻的、不容迴避的事實。但是賈德魯也好，別的法國人也好，他們都受到一種欲望的支配，要“用‘法國的方式’去發現指導原則的推理方式”，從這些事實中虛構出這樣一種未經證實的假設：為了把法國人從近東國家攆走，英國故意製訂了一項政策，在敘利亞與黎巴嫩的民族主義運動和法國人之間煽動不和：
威爾遜〔將軍〕在傑齊拉地區和德魯茲山區的策略就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製訂的；也就是在這一基礎上，斯皮爾斯將軍樹立了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大體上也是自拿破崙時期以來英國歷屆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甚至還在 1941年了月裏的時候，利特爾頓一戴高樂115協議就經受了第一次考驗：利特爾頓寫情給賈德魯，“懇切要求”允許斯皮爾斯出席準備討論關於與敘利亞和黎巴嫩政府締結條約的談判的會議。賈德魯認為，這是英國以第三方的仲裁人的身分，企圖對純屬法國和其委任統治國家之間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進行幹預。在他表示拒絕的時候，他還向利特爾頓抱怨英國人不尊重法國在德魯茲山區、沙漠地區、代爾祖爾以及阿勒頗的利益和特權。利特爾頓同戴高樂8月7日在貝魯特再次會晤時，利特爾頓（根據自由法國的會談記錄）承認，他對英國軍事當局執行利特爾頓一戴高樂協議的情況感到不滿：向最高統帥部遞送協議文本延誤時間，還有貫徹協議方麵的其他拖延，對此他表示歉意。但是戴高樂在5日已經通知賈德魯說：“我感到英國人正準備對我們施加一次決定性的壓力，迫使我們聽任他們實際上在近東國家行使權力”；於是他告訴利特爾頓說，正常執行他們協議的阻力，主要在於“某些少數人”對協議表示故意。當利特爾頓建議把威爾遜將軍召至貝魯特以澄清分歧時，戴高樂認為，在自由法國同威爾遜最近有過交往之後，他對威爾遜是否還能博得自由法國人的信任，不得不有所保留；他尤其沒有忘記，據說威爾遜曾威脅要宣布軍事管製法來篡奪法國的主權；法國人還未能行使領土管製的權利；在傑齊拉地區發生那樣的事件之後，他看不到怎樣能在一種相互信任的氣氛中討論這一問題。這一次不愜人意的會晤在按照7月25 日和27日信件的模稜兩可的調子 再度交換信件之後，就告結束。英國同法國的立場根本互不相容，而且哪一方也不準備公開有所讓步。但是“這種危機的嚴峻階段，……曾一度把我們推到決裂的邊緣，現在已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