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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中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六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六章 蘇 聯
馬克思主義倫理道德的相對性及其史達林派的代表人物對公眾輿論所表現的寡廉鮮恥、鄙薄侮慢——作為黨的工具，那自當別論——造成了蘇聯政策的反覆無常，除東方專製政體外，在當今這個時代是無與倫比的。蘇聯在中東策劃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未能在兩次大戰之間把英法從它們的委任統治地和它們有利害關係的地方攆走，從1935年以後即被擱在一邊，默無聲息地讓位給“反希特勒的民主陣線”了。《消息報》對1939年5月12日的英土協定曾表示歡迎，說它是一個有利於和平的因素；但是在克裏姆林宮作出決定，認為德國比西方強國更值得結盟，並隨即把西方強國一下子挪到它的相對主義判斷中的下風地位之後，蘇聯政府便力阻土耳其同英法結盟，還要設法把英法的艦隊拒於黑海之外。蘇聯向德國提供石油，又轉而促使英法兩國在1940年初考慮使用飛機越過土耳其和波斯領土轟炸高加索油田。莫洛托夫在1940年底同軸心國家的會談中堅決主張控製黑海海峽，說它是“英國進攻蘇聯的歷史通道”，還堅決主張“朝著波斯灣的總方向”擴展蘇聯勢力。在蘇聯政策傾向納粹的這一階段中，它還謀求同兩個人，即埃及的阿裏?馬希爾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裏重建外交關係，兩人都是極端民族主義的首領，反對他們本國在戰時實現同英國結盟。
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以後，俄國亟需美國和英國的大量物質支援，而波斯灣各港口通向內地的公路和鐵路則是向俄國運送物資最少困難的通道。因此而有英蘇聯合迫使波斯同意發展上述交通線的行動，也因此而有在史達林格勒解圍之前盟國在波斯境內一時相安無事的局麵。俄國人收到了英國人努力通過這條路線輸送的俄國所不可缺少的大量美國戰爭物資，但他們卻沒有對盟國好心相報，也沒有對盟國推心置腹。相反，他們一開始就把波斯北方諸省納入他們安全體係的“鐵幕”之內，對英美文武官員進入上述地區，甚至是為了辦理與共同的戰爭部署密切有關的事務，都麵有難色，對討論一旦德軍突破高加索防線之後何以防守波斯的問題，也極為勉強。他們的占領區是波斯糧食產量最高的地區，他們占用了那裏的糧食資源，而讓西方盟國用進口糧食來供養首都和較貧瘠的南方諸省，並且還利用由此造成的困難情況來達到宣傳目的。不管怎樣，蘇聯人要依賴租借法的物資，這就使他們在兩年之中不敢與西方盟國公然翻臉。土耳其由於希特勒透露了莫洛托夫對海峽的圖謀，已進一步同俄國疏遠，土耳其政府在結好於英國的同時繼續步步小心，周旋於德俄之間。1942年2月有兩名俄國官員和兩個馬其頓共產黨員在安卡拉被控企圖用炸彈殺害馮?巴本，從蘇聯激烈反對將他們逮捕審判的情況看來，似乎他們是受蘇聯的指使行事的。這事如果屬實，那末被指稱是謀殺案的動機可以推斷為蘇聯企圖使土耳其捲入對德國的武裝衝突，以便分散德國人對俄國行將發動的春季攻勢，使之部分轉向土耳其或者近東國家。所公布的證據還不足以定讞，但是這種轉移目標的策略之適合蘇聯領導人的脾胃，日後卻為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所證明；莫洛托夫在第二次莫斯科會議上（1943年10月）曾建議土耳其應當“遵令”立即參戰，用維辛斯基的話說。這“可以從俄國前線調開十五個德國師。……如果土耳其想要分享和平，它就得象俄國人正在受苦那樣在戰爭中受苦。”
邱吉爾在1943年11月的德黑蘭會議上執意要在東地中海開闢一條盟國戰線，並要土耳其參加，這倒反而使克裏姆林官的熱心冷了下來，表麵上固然是因為美國的參謀長們說過，要把土耳其裝備起來就得推遲在西歐發動攻勢，但也可能是由於他們疑心邱吉爾在玩弄計謀，先聲奪人，使克裏姆林宮對巴爾幹實行軍事政治占領的算盤落空，也可能是由於他們不想讓西方盟國染指這個地區。這樣，土耳具政府就陷於進退維穀的窘境：瞻望前途，巴爾幹國家盡入俄國掌握之中，固然使他們不寒而慄；而另一方麵，前此在 10月到11月間，德國的局部空中優勢把英國遠征軍從多德卡尼斯群島趕走的戰績使他們猶有餘怖，現在如果按照英國的意圖行事，他們害怕德國會立即對他們的首要商業城市和主要重工業地區卡拉比克一宗古爾達克進行報復。土耳其於是拒絕在裝備就緒之前冒此風險，而它所要求的裝備的規模，英國政府認為是過分的、不切實際的，這就導致了英國，繼而美國，中止向土耳其運送軍事裝備（1944年2月），並對它施加外交壓力，首先是強迫它停止對德出口鉻和其他重要物資（4 月），接著又強迫它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8月）。西方盟國的變卦使土耳其新聞界（其靈活易變委實值得他們的波斯和義大利同行稱羨）不禁惱羞成怒，即於同年春天轉而討好蘇聯；土耳其警察又不早不晚在5月間“破獲”了一個泛土耳其主義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秘密組織”，其實該組織以前的宣傳活動已是盡人皆知的：政府還向莫斯科建議締結一項協定，使兩國的政治合作更加密切，以保障巴爾幹國家的安全。蘇聯報紙對土耳其的奉承拉攏報之以冷嘲熱諷，而克裏姆林宮則曾以土耳其未能參戰為由推卸日後在和會中對它承擔任何義務，逕自進行對巴爾幹國家的軍事征服了。史達林在1944年10月的第三次莫斯科會議上向邱吉爾提出了海峽的前途問題，他爭辯說， 1936年的蒙特勒公約已經過時；後來，他於1945年2月在雅爾達再度提起此事，就立即得到羅斯福和邱吉爾的同意，由三國外長在下次會議時予以討論。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對軸心國宣戰，隻是引起了蘇聯報紙更多的嘲諷；3月19 日，蘇聯政府宣布廢除蘇土中立互不侵犯條約，理由是該條約需要根據新的形勢進行調整，他們的做法在法律上是無懈可擊的。在此期間，波斯有一個激烈的“人民黨”已在一批為數不多的波斯共產黨人的領導之下成長起來，它立即博得了青年“知識分子”和工會運動的擁護，前者對統治階級的自私腐化深惡痛絕，後者則在其繈褓之中就已受到該黨的撫育和引導。一種活躍的左翼報紙在蘇聯當局的支援下問世了，並在1943年7月自行組成一個“自由陣線”；但是1943年有一位前任首相賽義德?齊亞丁?塔巴塔巴伊回到波斯，他是個保守黨進步派一類的人物，先前為國王劄薩貶謫出走，寄居巴勒斯坦多年，他一回來，卻惹得人民黨給他加上了一個英國代理人的頭銜。1943—1944年的秋冬兩季，英、美石油公司的代表來到波斯爭奪東南部的特許權。或許是意在拖延時日，波斯政府聘請了一批諮議和顧問，責成他們就波斯的石油蘊藏以及與此有關的事項提出報告；但是可能因為事實上接受任命的全是美國人，而在 1944 年 8月8日又公布了一份英美石油總協定，克裏姆林宮於是決定重新提出俄國對波斯北部石油特許權的主張，這本來是沙皇政權提出過的要求；雖然他們在1921年同波斯簽訂的條約中曾經宣布放棄一切類此的特權，但是條約中規定不得將上述權利讓與任何其他強國。美國這時正一心覓取新的油源，三個強國原可以就此簽訂一項分享波斯石油資源的協定，但是克裏姆林官不失其特色，寧願單獨行動。1944年9月26 日，波斯政府接到蘇聯提出的要求，索取北部五省的特許權，此項特許權在1916年曾歸一個俄國公民所有，不過隨後就被放棄了。但是波斯政府迫於議會的公論，已經決定，在戰事結束以後外國占領軍撤走之前，不就特許權的申請作出任何決定。美英政府都接受了這一決定，而蘇聯的談判代表則以這樣拒絕的後果對波斯進行威脅。駐紮在德黑蘭的紅軍分遣隊保護人民黨的群眾示威，反對波斯當局的抵製行動，並在蘇占區聽任左翼為所欲為，對政府百般攻擊低毀。左翼勢力和右翼勢力的衝突加劇，整個國家實際上已經一分為二。在北部，俄國人有計劃地把不願遵循他們的政策的波斯官員排擠出去；在南方，好幾個城市裏的人民黨黨部都被有產階級收買的打手搗毀，有產階級這時已經組成了一個以賽義德?齊亞為首的民族意誌黨。莫洛托夫在雅爾達聲言蘇聯對波斯的關係並不緊張時，人民黨的報紙卻於1945年上半年就開展了一場運動，要求設立省議會，特別提到了亞塞拜然，那裏講土耳其語的居民同毗鄰的蘇維埃亞塞拜然居民的關係，要比對波斯其他地區的居民更為親密。由此可見，在波斯，“冷戰”的開始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早，它開始於隨著史達林格勒的解圍而“熱戰”向西移去之時：早在1943年，波斯的左翼勢力就在進行動員，以推翻萬惡的現政權，這無疑是蘇聯授意和支持的，而有產階級也已開始組織起來扞衛他們的利益和特權。要說蘇聯的目的不是早就在於把西方的利益，特別是英伊石油公司，趕出整個伊朗國土之外，這是難以說得通的。英美兩國在 1944年初尋求東南部的石油特許權這件事的本身就顯得既不合時宜，又帶有挑釁性，它所產生的後果是促成事態發展的急轉直下，把人民黨推上了第一線，公開出麵，大喊大叫，支持蘇聯悍然索取北部特許權的要求，而莫斯科的本意或許倒並不準備讓人民黨在它處於控製政府的地位之前就拋掉不偏不倚的自由主義假麵具。總之，這裏同巴爾幹國家一樣，“冷戰”早在對德戰爭結束之前很久就已開始，在這兩個地區，歐洲勝利日都幾乎毫無意義可言。蘇聯在阿拉伯世界就不象在土耳其和波斯那樣急功近利，這一階段隻求在埃及、伊拉克、近東國家和衣索比亞設立外交使節，使這些國家裏的本國共產黨得到鼓勵就心滿意足了。1945年6月，新選出的莫斯科大主教訪問近東國家和埃及之行，其用意顯然是要削弱上述諸國的正教徒對君士坦丁基督教普世大主教的尊崇，重樹沙皇俄國教會對他們的權威；此行還帶去了一項建議，重新開辦在沙皇治下刨建的許多俄國學校。與此同時，亞美尼亞教長的聖職得到恢復，並在蘇維埃亞美尼亞舉行了教長選舉，這也都是企圖贏得這個資質聰穎而流散各地的亞美尼亞民族的支持，這個民族在幾個中東國家裏處於少數民族的地位，使他們深有俯仰由人之感，他們在土耳其人手下歷盡苦難，還隻不過是一兩代人以前的事，因此不勝身世之悲。 1943年11月的黎巴嫩危機中，蘇聯政府暫時同戴30高樂結盟，這同它的慣常支持“民族解放”是矛盾的，但是不管怎樣，倫敦的《工人日報》已能把危機的罪責歸之於“反動的英國勢力”。到了1945年5月出現敘利亞危機的時候，蘇聯的支持就已從法國人一邊轉向民族主義者一邊。據說它曾向阿拉伯聯盟敲過警鍾，它不會允許法國人在近東國家的勢力為英國人所取代；1945年7月紅軍的報紙《紅星報》聲言“英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勢力自1941年以來即已日趨衰微”，這一說法可以看作是戰爭結束後不久就指導蘇聯在中東的侵略政策的一項原則。
馬克思主義倫理道德的相對性及其史達林派的代表人物對公眾輿論所表現的寡廉鮮恥、鄙薄侮慢——作為黨的工具，那自當別論——造成了蘇聯政策的反覆無常，除東方專製政體外，在當今這個時代是無與倫比的。蘇聯在中東策劃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未能在兩次大戰之間把英法從它們的委任統治地和它們有利害關係的地方攆走，從1935年以後即被擱在一邊，默無聲息地讓位給“反希特勒的民主陣線”了。《消息報》對1939年5月12日的英土協定曾表示歡迎，說它是一個有利於和平的因素；但是在克裏姆林宮作出決定，認為德國比西方強國更值得結盟，並隨即把西方強國一下子挪到它的相對主義判斷中的下風地位之後，蘇聯政府便力阻土耳其同英法結盟，還要設法把英法的艦隊拒於黑海之外。蘇聯向德國提供石油，又轉而促使英法兩國在1940年初考慮使用飛機越過土耳其和波斯領土轟炸高加索油田。莫洛托夫在1940年底同軸心國家的會談中堅決主張控製黑海海峽，說它是“英國進攻蘇聯的歷史通道”，還堅決主張“朝著波斯灣的總方向”擴展蘇聯勢力。在蘇聯政策傾向納粹的這一階段中，它還謀求同兩個人，即埃及的阿裏?馬希爾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裏重建外交關係，兩人都是極端民族主義的首領，反對他們本國在戰時實現同英國結盟。
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以後，俄國亟需美國和英國的大量物質支援，而波斯灣各港口通向內地的公路和鐵路則是向俄國運送物資最少困難的通道。因此而有英蘇聯合迫使波斯同意發展上述交通線的行動，也因此而有在史達林格勒解圍之前盟國在波斯境內一時相安無事的局麵。俄國人收到了英國人努力通過這條路線輸送的俄國所不可缺少的大量美國戰爭物資，但他們卻沒有對盟國好心相報，也沒有對盟國推心置腹。相反，他們一開始就把波斯北方諸省納入他們安全體係的“鐵幕”之內，對英美文武官員進入上述地區，甚至是為了辦理與共同的戰爭部署密切有關的事務，都麵有難色，對討論一旦德軍突破高加索防線之後何以防守波斯的問題，也極為勉強。他們的占領區是波斯糧食產量最高的地區，他們占用了那裏的糧食資源，而讓西方盟國用進口糧食來供養首都和較貧瘠的南方諸省，並且還利用由此造成的困難情況來達到宣傳目的。不管怎樣，蘇聯人要依賴租借法的物資，這就使他們在兩年之中不敢與西方盟國公然翻臉。土耳其由於希特勒透露了莫洛托夫對海峽的圖謀，已進一步同俄國疏遠，土耳其政府在結好於英國的同時繼續步步小心，周旋於德俄之間。1942年2月有兩名俄國官員和兩個馬其頓共產黨員在安卡拉被控企圖用炸彈殺害馮?巴本，從蘇聯激烈反對將他們逮捕審判的情況看來，似乎他們是受蘇聯的指使行事的。這事如果屬實，那末被指稱是謀殺案的動機可以推斷為蘇聯企圖使土耳其捲入對德國的武裝衝突，以便分散德國人對俄國行將發動的春季攻勢，使之部分轉向土耳其或者近東國家。所公布的證據還不足以定讞，但是這種轉移目標的策略之適合蘇聯領導人的脾胃，日後卻為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所證明；莫洛托夫在第二次莫斯科會議上（1943年10月）曾建議土耳其應當“遵令”立即參戰，用維辛斯基的話說。這“可以從俄國前線調開十五個德國師。……如果土耳其想要分享和平，它就得象俄國人正在受苦那樣在戰爭中受苦。”
邱吉爾在1943年11月的德黑蘭會議上執意要在東地中海開闢一條盟國戰線，並要土耳其參加，這倒反而使克裏姆林官的熱心冷了下來，表麵上固然是因為美國的參謀長們說過，要把土耳其裝備起來就得推遲在西歐發動攻勢，但也可能是由於他們疑心邱吉爾在玩弄計謀，先聲奪人，使克裏姆林宮對巴爾幹實行軍事政治占領的算盤落空，也可能是由於他們不想讓西方盟國染指這個地區。這樣，土耳具政府就陷於進退維穀的窘境：瞻望前途，巴爾幹國家盡入俄國掌握之中，固然使他們不寒而慄；而另一方麵，前此在 10月到11月間，德國的局部空中優勢把英國遠征軍從多德卡尼斯群島趕走的戰績使他們猶有餘怖，現在如果按照英國的意圖行事，他們害怕德國會立即對他們的首要商業城市和主要重工業地區卡拉比克一宗古爾達克進行報復。土耳其於是拒絕在裝備就緒之前冒此風險，而它所要求的裝備的規模，英國政府認為是過分的、不切實際的，這就導致了英國，繼而美國，中止向土耳其運送軍事裝備（1944年2月），並對它施加外交壓力，首先是強迫它停止對德出口鉻和其他重要物資（4 月），接著又強迫它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8月）。西方盟國的變卦使土耳其新聞界（其靈活易變委實值得他們的波斯和義大利同行稱羨）不禁惱羞成怒，即於同年春天轉而討好蘇聯；土耳其警察又不早不晚在5月間“破獲”了一個泛土耳其主義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秘密組織”，其實該組織以前的宣傳活動已是盡人皆知的：政府還向莫斯科建議締結一項協定，使兩國的政治合作更加密切，以保障巴爾幹國家的安全。蘇聯報紙對土耳其的奉承拉攏報之以冷嘲熱諷，而克裏姆林宮則曾以土耳其未能參戰為由推卸日後在和會中對它承擔任何義務，逕自進行對巴爾幹國家的軍事征服了。史達林在1944年10月的第三次莫斯科會議上向邱吉爾提出了海峽的前途問題，他爭辯說， 1936年的蒙特勒公約已經過時；後來，他於1945年2月在雅爾達再度提起此事，就立即得到羅斯福和邱吉爾的同意，由三國外長在下次會議時予以討論。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對軸心國宣戰，隻是引起了蘇聯報紙更多的嘲諷；3月19 日，蘇聯政府宣布廢除蘇土中立互不侵犯條約，理由是該條約需要根據新的形勢進行調整，他們的做法在法律上是無懈可擊的。在此期間，波斯有一個激烈的“人民黨”已在一批為數不多的波斯共產黨人的領導之下成長起來，它立即博得了青年“知識分子”和工會運動的擁護，前者對統治階級的自私腐化深惡痛絕，後者則在其繈褓之中就已受到該黨的撫育和引導。一種活躍的左翼報紙在蘇聯當局的支援下問世了，並在1943年7月自行組成一個“自由陣線”；但是1943年有一位前任首相賽義德?齊亞丁?塔巴塔巴伊回到波斯，他是個保守黨進步派一類的人物，先前為國王劄薩貶謫出走，寄居巴勒斯坦多年，他一回來，卻惹得人民黨給他加上了一個英國代理人的頭銜。1943—1944年的秋冬兩季，英、美石油公司的代表來到波斯爭奪東南部的特許權。或許是意在拖延時日，波斯政府聘請了一批諮議和顧問，責成他們就波斯的石油蘊藏以及與此有關的事項提出報告；但是可能因為事實上接受任命的全是美國人，而在 1944 年 8月8日又公布了一份英美石油總協定，克裏姆林宮於是決定重新提出俄國對波斯北部石油特許權的主張，這本來是沙皇政權提出過的要求；雖然他們在1921年同波斯簽訂的條約中曾經宣布放棄一切類此的特權，但是條約中規定不得將上述權利讓與任何其他強國。美國這時正一心覓取新的油源，三個強國原可以就此簽訂一項分享波斯石油資源的協定，但是克裏姆林官不失其特色，寧願單獨行動。1944年9月26 日，波斯政府接到蘇聯提出的要求，索取北部五省的特許權，此項特許權在1916年曾歸一個俄國公民所有，不過隨後就被放棄了。但是波斯政府迫於議會的公論，已經決定，在戰事結束以後外國占領軍撤走之前，不就特許權的申請作出任何決定。美英政府都接受了這一決定，而蘇聯的談判代表則以這樣拒絕的後果對波斯進行威脅。駐紮在德黑蘭的紅軍分遣隊保護人民黨的群眾示威，反對波斯當局的抵製行動，並在蘇占區聽任左翼為所欲為，對政府百般攻擊低毀。左翼勢力和右翼勢力的衝突加劇，整個國家實際上已經一分為二。在北部，俄國人有計劃地把不願遵循他們的政策的波斯官員排擠出去；在南方，好幾個城市裏的人民黨黨部都被有產階級收買的打手搗毀，有產階級這時已經組成了一個以賽義德?齊亞為首的民族意誌黨。莫洛托夫在雅爾達聲言蘇聯對波斯的關係並不緊張時，人民黨的報紙卻於1945年上半年就開展了一場運動，要求設立省議會，特別提到了亞塞拜然，那裏講土耳其語的居民同毗鄰的蘇維埃亞塞拜然居民的關係，要比對波斯其他地區的居民更為親密。由此可見，在波斯，“冷戰”的開始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早，它開始於隨著史達林格勒的解圍而“熱戰”向西移去之時：早在1943年，波斯的左翼勢力就在進行動員，以推翻萬惡的現政權，這無疑是蘇聯授意和支持的，而有產階級也已開始組織起來扞衛他們的利益和特權。要說蘇聯的目的不是早就在於把西方的利益，特別是英伊石油公司，趕出整個伊朗國土之外，這是難以說得通的。英美兩國在 1944年初尋求東南部的石油特許權這件事的本身就顯得既不合時宜，又帶有挑釁性，它所產生的後果是促成事態發展的急轉直下，把人民黨推上了第一線，公開出麵，大喊大叫，支持蘇聯悍然索取北部特許權的要求，而莫斯科的本意或許倒並不準備讓人民黨在它處於控製政府的地位之前就拋掉不偏不倚的自由主義假麵具。總之，這裏同巴爾幹國家一樣，“冷戰”早在對德戰爭結束之前很久就已開始，在這兩個地區，歐洲勝利日都幾乎毫無意義可言。蘇聯在阿拉伯世界就不象在土耳其和波斯那樣急功近利，這一階段隻求在埃及、伊拉克、近東國家和衣索比亞設立外交使節，使這些國家裏的本國共產黨得到鼓勵就心滿意足了。1945年6月，新選出的莫斯科大主教訪問近東國家和埃及之行，其用意顯然是要削弱上述諸國的正教徒對君士坦丁基督教普世大主教的尊崇，重樹沙皇俄國教會對他們的權威；此行還帶去了一項建議，重新開辦在沙皇治下刨建的許多俄國學校。與此同時，亞美尼亞教長的聖職得到恢復，並在蘇維埃亞美尼亞舉行了教長選舉，這也都是企圖贏得這個資質聰穎而流散各地的亞美尼亞民族的支持，這個民族在幾個中東國家裏處於少數民族的地位，使他們深有俯仰由人之感，他們在土耳其人手下歷盡苦難，還隻不過是一兩代人以前的事，因此不勝身世之悲。 1943年11月的黎巴嫩危機中，蘇聯政府暫時同戴30高樂結盟，這同它的慣常支持“民族解放”是矛盾的，但是不管怎樣，倫敦的《工人日報》已能把危機的罪責歸之於“反動的英國勢力”。到了1945年5月出現敘利亞危機的時候，蘇聯的支持就已從法國人一邊轉向民族主義者一邊。據說它曾向阿拉伯聯盟敲過警鍾，它不會允許法國人在近東國家的勢力為英國人所取代；1945年7月紅軍的報紙《紅星報》聲言“英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勢力自1941年以來即已日趨衰微”，這一說法可以看作是戰爭結束後不久就指導蘇聯在中東的侵略政策的一項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