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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時到維也納各占領國閱覽室去走一走，從讀者人數來試圖衡量哪個國家在這種文化衝擊中取得最大勝利，這倒是件有趣的事情。但是，不管陳設得如何別具匠心，琳琅滿目，在夏季前來參觀閱讀者少，在冬季，最暖的房間裏麵人數最多，這或許不是不耐人尋味的。維也納人對於如此慷慨提供給他們的東西的確並不那麽目眩神迷。在這個領域內，他們至少是並不顯得寒傖的。他們本身繼承了豐富的藝術遺產，而從被占領的最初時期起，他們就決心把這份遺產完整無缺地保存下去。奧地利臨時政府在其決心重建中表現出現實主義的精神，即從最低層（從下水道著手）向上發展來重建戰爭廢墟。它在宣布立即著手重建歌劇院（對於這一任務，它感激地接受了蘇聯的幫助）。在供給電影院和戲院的特殊用電量方麵，也顯示出既很情明又有創造力。當西方盟國到達時，可以看到音樂和歌劇已經重新演出了。通過歌唱家和音樂家頑強堅毅的努力，出現了奇蹟，在1945年和1946年的整個嚴冬季節，上演了優美壯麗的歌劇，舉行了一次次音樂會，演出了一出出戲劇。你可能在《菲德利奧》聽到“囚徒合唱”，演員們穿著令人傷感的襤褸衣衫。不禁要想起不久前貝爾森和茅特豪森集中營中的景象。你可能看到莫紮特的《費加羅》在化裝舞廳的狸紅、雪白和金黃的彩飾中搬上舞台。你也可能見到盟國對奧委員會的四國成374員。其中有些人也許在下午的會議桌上爭辯過，晚上卻和奧地利的各階層人士一起在音樂廳聆聽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演奏。
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盟國對奧委員會存在的情況下出現的，有助於在某種程度上恢復維也納這個頭等重要的國際藝術中心的往日聲譽，還可以使戰後不久那個時期的艱難困苦尚能為人所忍受。
盟國對奧委員會在另一方麵也有其存在價值，可向其成員提供機會，從人性的角度親身領略戰後歐洲的現實。就此而言，這個委員會在許多方麵與其他出國工作的代表團或委員會比較，自然沒有什麽不同。大戰結束後，幾乎在歐洲的任何一國都駐紮過的英國士兵，能夠親自從流亡者、難民、飢餓、疾病和貧困等方麵看出戰爭的含義。在柏林，他們同樣能夠充分地與法國、美國及其他盟國的國民結識交往。具有起碼的政治頭腦的人都不會不知道他每天所見到的人有什麽總的想法。可是在維也納，因為這個城市規模較小，而盟國占領的目的又表現得比較溫和，所以在個人交往方麵，可能具有別處少見的親密，而對於民族性格和觀點的了解，比在柏林那樣更為嚴峻的氣氛中有可能進行得細緻些。即使蘇聯占領軍比別國部隊受到更嚴格的控製，他們也不能不把那些比蘇聯官方宣傳更為真實的四方人民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圖景帶回俄國——誠然，從蘇聯歸國士兵再教育過程的報告中明顯地看出，蘇聯當局對於他們的公民第一次與外部世界接觸可能發生爆炸性後果這一點是非常了解的。拿破崙故爭期間，特別是拿破崙失敗後聯合占領巴黎期間，俄國人和西方接觸，對俄國十九世紀的革命運動起了強大的推動作用，這種革命運動的第一次公開爆發是1825年由軍官們領導的流產的十二月黨人革命。誰知道長期與西方接觸會產生什麽後果？而第二次世界大的之後，西方又一直是蘇聯占領別國時不可避免的夥伴。在蘇聯的一些公民之中，不管他們是軍人還是平民，利用接近蘇聯在歐洲的占領區和西方之間的邊界這一有利條件而投奔西方尋求政治避難的人，提出的理由大部分是他們認識到本國政府多年來有計劃地欺騙了他們，不讓他們了解375 西方民主國家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這個問題的確不是無足輕重的。關於西方觀念對其國民思想所產生物不可避免的影響，克裏姆林宮對此可能引起的長期後果驚慌到什麽程度，我們猜測一下倒是挺有意義的。
但是我們在考慮所有這些情況時，必須記住盟國對奧委員會的目的畢竟不是盟國的政治教育問題，而是建立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奧地利。到1946年底，盡管無可懷疑地取得了進展，但是已經很明顯，東西方對莫斯科宣言含義的理解是大相逕庭的，而且就所能預料的情況來說，意見分歧可能要繼續保持下去。如果當真蘇聯除了戰爭以外，無法取消當時對建立一個獨立的奧地利已經取得的無可置疑的進展，那麽同樣明顯的是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道路上阻撓任何進一步的實質性進展，蘇聯是能夠這樣做，而且也很想這樣做的。蘇聯不改變它的整個對奧政策，奧地利是不會取得獨立的。而在冷戰變得越來越冷的時刻，那種改變似乎是不可能的。看來充其量是現在這種遠非理想的形勢可能令人不安地繼續下去。總而言之，占領的確使奧地利獲得好處。但它也遭受其害。由於戰爭而受到的破壞，繼之以蘇聯在東部占領區的劫掠。占領區間壁壘的存茬阻礙了經濟的恢復。盟國的徵用造成房荒更加嚴重。占領費用給這個國家的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隻有通過麻煩的手續，取得四個外國統治者的同意，才能進行治理。四個大國占領奧地利這樣一個小國，人人都知道這是荒唐可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身居奧地利，特別是在維也納，不僅要知道其西麵和北麵的一些國家，甚至也要同樣知道其東麵和南麵的一些國家。哈布斯堡帝國已經不復存在。但是，正如失去一肢的人對不存在的神經也許仍有感覺一樣，維也納也仍然容易感受到東南歐可能發生的悄況。奧地利和德國親近，這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表現出來了，其原因與其說是出於親緣關係，不如說是在絕望中相信德國可能解決奧地利的問題。至少在理論上說，奧地利和德國是操同一語言的。但是這兩個民族的性格在許多方麵是格格不入的，而這種格格不入的情況由於376 兩國在戰時的合夥而有增無減。說不定這種經歷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話）收穫的確產生了促進奧地利人民族感的新團結和新力量。但是，如果奧地利因被納粹德國併吞而遭不幸，那麽它在戰時因與德國共過命運，而讓人家把它的前途和德國問題聯繫起來考慮，這可是雙重不幸了。一旦如此行事，奧地利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受比較大的德國問題的影響而被投上一層陰影。對德實行四國占領的決定很自然地（即使不是不可避免逃）要為奧地利創造先例。戰時的三個領袖當中隻有邱吉爾把奧地利看作實質上是中歐和東南歐的一部分：隻有他把奧地利再次看作是“多瑙河大聯邦”的中心；隻有他極力主張西方國家的軍隊從東北方通過南斯拉夫向前推進，避免讓大片土地落入蘇聯之手，但正象戰後對蘇關係的其他許多問題一樣，他的忠告都被置若罔聞。
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盟國對奧委員會存在的情況下出現的，有助於在某種程度上恢復維也納這個頭等重要的國際藝術中心的往日聲譽，還可以使戰後不久那個時期的艱難困苦尚能為人所忍受。
盟國對奧委員會在另一方麵也有其存在價值，可向其成員提供機會，從人性的角度親身領略戰後歐洲的現實。就此而言，這個委員會在許多方麵與其他出國工作的代表團或委員會比較，自然沒有什麽不同。大戰結束後，幾乎在歐洲的任何一國都駐紮過的英國士兵，能夠親自從流亡者、難民、飢餓、疾病和貧困等方麵看出戰爭的含義。在柏林，他們同樣能夠充分地與法國、美國及其他盟國的國民結識交往。具有起碼的政治頭腦的人都不會不知道他每天所見到的人有什麽總的想法。可是在維也納，因為這個城市規模較小，而盟國占領的目的又表現得比較溫和，所以在個人交往方麵，可能具有別處少見的親密，而對於民族性格和觀點的了解，比在柏林那樣更為嚴峻的氣氛中有可能進行得細緻些。即使蘇聯占領軍比別國部隊受到更嚴格的控製，他們也不能不把那些比蘇聯官方宣傳更為真實的四方人民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圖景帶回俄國——誠然，從蘇聯歸國士兵再教育過程的報告中明顯地看出，蘇聯當局對於他們的公民第一次與外部世界接觸可能發生爆炸性後果這一點是非常了解的。拿破崙故爭期間，特別是拿破崙失敗後聯合占領巴黎期間，俄國人和西方接觸，對俄國十九世紀的革命運動起了強大的推動作用，這種革命運動的第一次公開爆發是1825年由軍官們領導的流產的十二月黨人革命。誰知道長期與西方接觸會產生什麽後果？而第二次世界大的之後，西方又一直是蘇聯占領別國時不可避免的夥伴。在蘇聯的一些公民之中，不管他們是軍人還是平民，利用接近蘇聯在歐洲的占領區和西方之間的邊界這一有利條件而投奔西方尋求政治避難的人，提出的理由大部分是他們認識到本國政府多年來有計劃地欺騙了他們，不讓他們了解375 西方民主國家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這個問題的確不是無足輕重的。關於西方觀念對其國民思想所產生物不可避免的影響，克裏姆林宮對此可能引起的長期後果驚慌到什麽程度，我們猜測一下倒是挺有意義的。
但是我們在考慮所有這些情況時，必須記住盟國對奧委員會的目的畢竟不是盟國的政治教育問題，而是建立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奧地利。到1946年底，盡管無可懷疑地取得了進展，但是已經很明顯，東西方對莫斯科宣言含義的理解是大相逕庭的，而且就所能預料的情況來說，意見分歧可能要繼續保持下去。如果當真蘇聯除了戰爭以外，無法取消當時對建立一個獨立的奧地利已經取得的無可置疑的進展，那麽同樣明顯的是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道路上阻撓任何進一步的實質性進展，蘇聯是能夠這樣做，而且也很想這樣做的。蘇聯不改變它的整個對奧政策，奧地利是不會取得獨立的。而在冷戰變得越來越冷的時刻，那種改變似乎是不可能的。看來充其量是現在這種遠非理想的形勢可能令人不安地繼續下去。總而言之，占領的確使奧地利獲得好處。但它也遭受其害。由於戰爭而受到的破壞，繼之以蘇聯在東部占領區的劫掠。占領區間壁壘的存茬阻礙了經濟的恢復。盟國的徵用造成房荒更加嚴重。占領費用給這個國家的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隻有通過麻煩的手續，取得四個外國統治者的同意，才能進行治理。四個大國占領奧地利這樣一個小國，人人都知道這是荒唐可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身居奧地利，特別是在維也納，不僅要知道其西麵和北麵的一些國家，甚至也要同樣知道其東麵和南麵的一些國家。哈布斯堡帝國已經不復存在。但是，正如失去一肢的人對不存在的神經也許仍有感覺一樣，維也納也仍然容易感受到東南歐可能發生的悄況。奧地利和德國親近，這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表現出來了，其原因與其說是出於親緣關係，不如說是在絕望中相信德國可能解決奧地利的問題。至少在理論上說，奧地利和德國是操同一語言的。但是這兩個民族的性格在許多方麵是格格不入的，而這種格格不入的情況由於376 兩國在戰時的合夥而有增無減。說不定這種經歷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話）收穫的確產生了促進奧地利人民族感的新團結和新力量。但是，如果奧地利因被納粹德國併吞而遭不幸，那麽它在戰時因與德國共過命運，而讓人家把它的前途和德國問題聯繫起來考慮，這可是雙重不幸了。一旦如此行事，奧地利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受比較大的德國問題的影響而被投上一層陰影。對德實行四國占領的決定很自然地（即使不是不可避免逃）要為奧地利創造先例。戰時的三個領袖當中隻有邱吉爾把奧地利看作實質上是中歐和東南歐的一部分：隻有他把奧地利再次看作是“多瑙河大聯邦”的中心；隻有他極力主張西方國家的軍隊從東北方通過南斯拉夫向前推進，避免讓大片土地落入蘇聯之手，但正象戰後對蘇關係的其他許多問題一樣，他的忠告都被置若罔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