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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時的困難之一是缺乏一種能夠超然評判官方行動的公眾輿論——因為僅有的“無官無職的公民”都是德國人，而他們的意見是不受重視的。國內輿論對當時的情況無從直接了解，自然要用國內標準來作衡量，但這種標準十有八九並不適用。俄國人和法國人依賴德國生活，不在乎負有“對德國人殘忍”的名聲，毫不隱諱他們是來撈一把的。這樣一來，他們無需那麽徹底地與德國人脫離接觸，決意與之交往，而且處理得比較自然。相對地說，既然對他們所寄期望不大，因此從道德方麵對他們的批評也就不多了。一個通過征服而建立起來的外國政府在能贏得它所臣服的人民不隻是消極的承認之前，必須首先顯示出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德國人正在警覺地觀察著盟國在戰爭時期那樣大張旗鼓宣傳的優越性到底表現在哪裏，他們急於要指出他們新主子的缺點和不足。此外，他們全神貫注於應付自己的困難，而不去注意世界形勢；甚至那些人並不相信占領國是在有意讓德國人挨餓，有意破壞德國工業好使他們自己擺脫競爭，也不認為有靈藥可以醫治他們的創傷。因此，盡管德國人有順從的習慣，政府的113 權力充其量也隻能達到力所能及的範圍。背著政府搞的那些勾當誰都不聞不問。這種缺乏道德權威的現象，因通訊聯絡方麵的缺陷而增多了。結果在這個國家幾乎什麽事情都能出現，而且的確出現了。隻要你有辦法拋出高價，引人上鉤，幾乎什麽東西都能搞得到手。而且差不多任何地方都能去成。按道理從這個占領區到那個占領區是禁止通行的，為了解決住房的難題，當局在1945年12月規定，德國人未經許可不得在自己寓所外過宿三夜以上。實際上新建立的警察無法執行這些規定，而想違法的人總是能夠找到門路溜過占領區邊界的。
德國是一個人口大量流動的國家：難民東流西竄，尋覓較好的安身之所；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復員軍人，四處奔波，追蹤可能重新團聚的線索；父母尋找丟失的兒女；有時是孩子尋找雙親；罪犯和黑市投機分子流竄謀利；城裏人下鄉投親訪友，好帶回一包食物；前納粹分子遷地移居，好隱姓埋名；製造商出外收購原粹和修理壞機器的配件；男男女女都在尋找工作；主要是與占領軍打交道。不論走到哪裏，你都碰得到這一類的大批人流，不是擁擠在一部部卡車上，就是擁擠在一輛輛靠煤氣發動的、顯然山埃米特或希思·魯賓遜設計的老式大車裏。他們在大路上艱苦跋涉，他們湧向火車，把一節節車廂擠得水泄不通，剩下的人就吊在車頂上、緩衝器上和踏腳板上。雖然毫無疑問會出現大量的貪婪、殘暴和虛偽，但也發生了數不清的悲慘事件。家破人亡，身敗名裂，祖傳的遺產喪失殆盡，畢生的積蓄蕩然無存，精心挑選的收藏損失一空。一個人很容易把自己裹在住著占領軍的魔毯裏麵，忘記周圍的人們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生存，偶然間一件平凡的事情使他一驚而醒，突然意識到住得如此擁擠不堪，享受不到一點清靜，有一頓沒一頓，老是吃那幾樣東西，除了皮箱裏那幾件換洗衣服之外，一無所有，淋濕了無法烘幹，冷了無法保暖，過這種日子真的不是個滋味。
按官方統計資料，英占區的平均居住麵積是每個人六點二平方米左右——當然，這一平均麵積並不是分配得均勻劃一的。在其他占領區內，平均麵積還要大一點。但是，這種索然無味的統計，即使象人們所說的，在114 杜塞道夫有二千七百人沒有固定住所，有一萬三千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裏，也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一個個具體事例中，這種統計數字可能意味著什麽：
七個人住在這間〔屋〕裏——父母和五個孩子。……墊在他們鋪板上的麻袋裏沒有刨花，其他的家具是三隻凳子和一個小桌子……地麵是粗糙的混凝土……
與其說是惡臭，倒不如說是因為密不通風，不斷呼氣，凝聚成那種撲鼻難聞的氣味。……
我們走下長長的兩段踏級，踏進下麵兩個可怕的房間。當然，沒有天然光線，也沒有通風設備。這地方最近被水淹沒了四個星期，裏麵住著兩個婦人和五個孩子。……
〔一個鋼骨水泥掩蔽體裏有〕一套同樣大小密不通風的地下室，每間約七十平方英尺。其中一間住著一個四十五歲的母親，一個二十歲的兒子和一個十一歲的兒子，還有一個九歲的女兒。隻放兩張窄床——再不能放更多的東西了——兩個人同睡一張床，抵足而眠。
〔俄國占領區裏的一個難民營〕不妨請你想像一下，一個大房間裏，鋪著一點兒稻草，我們就睡在上麵——中間有一個濕淋淋的臭氣熏人的“寶座”，總是有人占據著。每天喝一碗清湯，八天吃一隻小麵包，一丁點兒牛油。早晚都餓著肚皮。每天要拖出幾具屍體，我也在等死，因為除此而外別無出路。痛苦是無法形容的。人人生瘡長虱子，又痛又癢。沒辦法洗澡洗衣裳。殘廢和動彈不得的人躺在大小便裏。沒有暖氣，又冷又餓，我們在這裏等待死神光臨。
毫無疑問，這些是最壞的事例，在別的世紀或其他大陸上，可能不會顯得如此可怕。有人記述一個農民大約在這個時候所說的話：“我所要的東西終於都弄到手了，隻差在牛棚裏舖上地毯，給豬仔拴上珍珠項鍊。”有人直率地說，如果消費品的生產不能增加，英占區內的每個男子要等六年才能做一套衣服，每個婦女要等四年才能添一件上衣，這種講法可能有點荒謬。但事實上這樣言過其詞，才能施加壓力，好採取糾正措施。談到在右勒蘇益格- 霍爾斯坦一地，1946年11月間就有七十五萬個兒童沒有鞋穿，這種說法倒絲毫不錯。在連續兩個冬季無法向各家各戶供煤的時候，市政當局在各處成立公共取115 暖室，這種事情倒不是僅僅發生在情況最壞的地方。1946年8 月《英占區評論》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要確知漢堡飢餓浮腫的人數是困難的，但據統計約有一萬人。德國人可能感到非常難受，也可能主要是自作自受，然而他們確實有許多理由感到難受。這種情況在西方國家占領區內產生了一場社會革命，雖不是預先計劃好的，也可能不那麽持久，但就其確實存在而言，則並不亞於俄國人所進行的社會革命。有些人，如農場主，敲詐勒索者和那些具有為社會所不可缺少的賢歷的人，都平步青雲，蒸蒸日上。工程師、歌劇演員和旅館老闆，有點兒象是二十世紀的貴族老爺，不管政局發生什麽變化，肯定為人所需要。另外一些人則一落千丈，每況愈下，特別是那些年老有病者、靠積蓄過活者和職業軍人。後者突然發現他們拿槍桿子的職業遭到咒罵，本人毫無前途。和這批人處於同樣境遇的，還有數以百萬計的逃亡避難者，他們屬於各種階級，具有不同背景，突然間被連根拔起，投進了全然陌生、格格不入的環境。
德國是一個人口大量流動的國家：難民東流西竄，尋覓較好的安身之所；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復員軍人，四處奔波，追蹤可能重新團聚的線索；父母尋找丟失的兒女；有時是孩子尋找雙親；罪犯和黑市投機分子流竄謀利；城裏人下鄉投親訪友，好帶回一包食物；前納粹分子遷地移居，好隱姓埋名；製造商出外收購原粹和修理壞機器的配件；男男女女都在尋找工作；主要是與占領軍打交道。不論走到哪裏，你都碰得到這一類的大批人流，不是擁擠在一部部卡車上，就是擁擠在一輛輛靠煤氣發動的、顯然山埃米特或希思·魯賓遜設計的老式大車裏。他們在大路上艱苦跋涉，他們湧向火車，把一節節車廂擠得水泄不通，剩下的人就吊在車頂上、緩衝器上和踏腳板上。雖然毫無疑問會出現大量的貪婪、殘暴和虛偽，但也發生了數不清的悲慘事件。家破人亡，身敗名裂，祖傳的遺產喪失殆盡，畢生的積蓄蕩然無存，精心挑選的收藏損失一空。一個人很容易把自己裹在住著占領軍的魔毯裏麵，忘記周圍的人們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生存，偶然間一件平凡的事情使他一驚而醒，突然意識到住得如此擁擠不堪，享受不到一點清靜，有一頓沒一頓，老是吃那幾樣東西，除了皮箱裏那幾件換洗衣服之外，一無所有，淋濕了無法烘幹，冷了無法保暖，過這種日子真的不是個滋味。
按官方統計資料，英占區的平均居住麵積是每個人六點二平方米左右——當然，這一平均麵積並不是分配得均勻劃一的。在其他占領區內，平均麵積還要大一點。但是，這種索然無味的統計，即使象人們所說的，在114 杜塞道夫有二千七百人沒有固定住所，有一萬三千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裏，也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一個個具體事例中，這種統計數字可能意味著什麽：
七個人住在這間〔屋〕裏——父母和五個孩子。……墊在他們鋪板上的麻袋裏沒有刨花，其他的家具是三隻凳子和一個小桌子……地麵是粗糙的混凝土……
與其說是惡臭，倒不如說是因為密不通風，不斷呼氣，凝聚成那種撲鼻難聞的氣味。……
我們走下長長的兩段踏級，踏進下麵兩個可怕的房間。當然，沒有天然光線，也沒有通風設備。這地方最近被水淹沒了四個星期，裏麵住著兩個婦人和五個孩子。……
〔一個鋼骨水泥掩蔽體裏有〕一套同樣大小密不通風的地下室，每間約七十平方英尺。其中一間住著一個四十五歲的母親，一個二十歲的兒子和一個十一歲的兒子，還有一個九歲的女兒。隻放兩張窄床——再不能放更多的東西了——兩個人同睡一張床，抵足而眠。
〔俄國占領區裏的一個難民營〕不妨請你想像一下，一個大房間裏，鋪著一點兒稻草，我們就睡在上麵——中間有一個濕淋淋的臭氣熏人的“寶座”，總是有人占據著。每天喝一碗清湯，八天吃一隻小麵包，一丁點兒牛油。早晚都餓著肚皮。每天要拖出幾具屍體，我也在等死，因為除此而外別無出路。痛苦是無法形容的。人人生瘡長虱子，又痛又癢。沒辦法洗澡洗衣裳。殘廢和動彈不得的人躺在大小便裏。沒有暖氣，又冷又餓，我們在這裏等待死神光臨。
毫無疑問，這些是最壞的事例，在別的世紀或其他大陸上，可能不會顯得如此可怕。有人記述一個農民大約在這個時候所說的話：“我所要的東西終於都弄到手了，隻差在牛棚裏舖上地毯，給豬仔拴上珍珠項鍊。”有人直率地說，如果消費品的生產不能增加，英占區內的每個男子要等六年才能做一套衣服，每個婦女要等四年才能添一件上衣，這種講法可能有點荒謬。但事實上這樣言過其詞，才能施加壓力，好採取糾正措施。談到在右勒蘇益格- 霍爾斯坦一地，1946年11月間就有七十五萬個兒童沒有鞋穿，這種說法倒絲毫不錯。在連續兩個冬季無法向各家各戶供煤的時候，市政當局在各處成立公共取115 暖室，這種事情倒不是僅僅發生在情況最壞的地方。1946年8 月《英占區評論》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要確知漢堡飢餓浮腫的人數是困難的，但據統計約有一萬人。德國人可能感到非常難受，也可能主要是自作自受，然而他們確實有許多理由感到難受。這種情況在西方國家占領區內產生了一場社會革命，雖不是預先計劃好的，也可能不那麽持久，但就其確實存在而言，則並不亞於俄國人所進行的社會革命。有些人，如農場主，敲詐勒索者和那些具有為社會所不可缺少的賢歷的人，都平步青雲，蒸蒸日上。工程師、歌劇演員和旅館老闆，有點兒象是二十世紀的貴族老爺，不管政局發生什麽變化，肯定為人所需要。另外一些人則一落千丈，每況愈下，特別是那些年老有病者、靠積蓄過活者和職業軍人。後者突然發現他們拿槍桿子的職業遭到咒罵，本人毫無前途。和這批人處於同樣境遇的，還有數以百萬計的逃亡避難者，他們屬於各種階級，具有不同背景，突然間被連根拔起，投進了全然陌生、格格不入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