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們也拿大臭開玩笑，說你肯定是死刑了。
大臭進來前在飯館抖大勺，他說他有特二級的廚子證。「其實我那水平也就二級，是我哥花錢給我買的特二，想讓我多掙倆錢兒，後來一混，不是那麽回事，手藝騙不了人，跟你們知識分子比不了，你們弄個假證就能漲工資，當官。」
大臭的腦子不是很靈便，甚至對自己的案子都有些稀裏又糊塗，他說去年冬天的一個晚上，一個人喝了一瓶白酒，迷迷瞪瞪正順路往家溜達，同村一個跑出租的看見他了，就說捎他回家，後來不知怎麽又把他撂道邊了，他正一個人溜達，就來了一輛車，下來人把他拉上去，後來去了派出所，問他身上的血是怎麽回事，他也記不清當時都說了什麽了，最後在一本口供上按了手印，當天就送看守所了。以後清醒了，才知道自己殺了人，一家三口都給宰了，那家人他認識，以前還借給他50塊錢呢，怎麽把他們殺了呢？大臭想不起來了，警察告訴他，那天他口渴了，到那家要水喝，那家提出要他還錢，話不投機就打了起來，結果那家人輸了。大臭一直沒有恢復那段記憶，警察說什麽就是什麽了。
豐子傑分析說其實真正的兇手是那個計程車司機，弄手段把大臭給套了。大家說還真有道理，話說到這裏也就算了，沒人給他細追究，自己的事還弄得頭大呢，還有閑情管別人？
豐子傑的話讓大臭鬱悶了幾天，然後就又無所謂了，大臭說這裏關著也不錯，吃喝不耽誤，在外麵還得窮掙命。對於生死，大臭好像感覺很麻木，說不出所以然來，活著渾渾噩噩，死又似乎很遙遠很陌生，是一個高不可攀的概念。看到大臭，我不知為什麽總想起武當來，武二哥對生命的強烈渴望和對死亡的強烈恐懼是相輔相成的，武當讓我感覺很真實，而這裏的死刑犯和準死刑犯們的狀態，多少超出我的經驗，讓我不停地費解。
舒和跟我說：「這也不難理解，一個人犯得了多大的事，就會有多大的心理承受力，犯死罪的人，隻要是主觀故意的犯罪，從開始就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你說的那個武二，從來就沒想要殺人，所以一看出了人命，當然要崩潰了。」
我一想，還真是這個理兒，比如施展吧，捕票上籤的是「集資詐騙」，損失了幾百萬，我查過《刑法》，按這個罪，肯定是要判死刑了，可幾次見麵，他的狀態都不錯，看來是真的看開了，當死亡的命運成為必然，反而沒有壓力了——真是這樣嗎？我沒有類似的體會。
東子走後倆禮拜，我們號兒又塞進個紅臉漢子，叫潘正侯。潘正侯很風趣，雖然年過40，跟舒和我們幾個倒聊得到一起去。打一進來，豐子傑就笑稱潘正侯為「侯爺」，戲謔中也摻雜有幾分敬重。
侯爺進來就沒擦地，也沒睡板下，因為侯爺的錢卡上有2000多餘額，讓豐子傑先高看了，一掃聽，原來侯爺在外麵包大篷，就是有個私人大田園，搞菜籃子工程的，農民老大哥裏麵的大戶啊。最關鍵的，因為侯爺是殺貪官進來的，而且一氣殺了6個，豐子傑就喊他「爺」了，表示強烈敬重。
侯爺一來，就表現得很大量，揮金散玉，樂善好施，大家都喜歡，所以侯爺說話隨便些，豐子傑也寧願擔待。關鍵是人家侯爺嘴上有個把門的，號裏的事不摻和意見，不討人嫌。萬家燈火時，惟獨海大爺是個例外，侯爺隻給了他半天好臉，大爺長大爺短地，一打聽，敢情是一貪官，立馬就沒了好臉兒，背後喊開「老逼」了。
潘正侯對我的案子很高看，說做人嘛，就得義氣在先，梁山一百單八將，抄起哪個來不是響噹噹的，見著朋友就得兩肋插刀啊，佩服！
潘正侯說你們這樣的，落在這裏算窩住了，滿腹經綸不得施展啊，要放外邊，還不老鷹似的滿天隨你們撲騰？
侯爺用遺憾的口氣表達出的讚美很中聽，尤其是他那股發自肺腑的腔調，更讓人舒服，一下子真要覺得自己仿佛就是被困籠中的老鷹了。壓抑得高傲。
現在號裏共塞了25個人，活動空間顯得侷促不堪，人的精神也不覺都狹隘窘迫起來。我已經被關了半年多，案子還沒有半點動靜，心裏窩著火，又得不到釋放，隔一段時間，嘴唇就起一次泡。
我甚至經常有一種恐懼，懷疑我已經被徹底遺忘了——天啊，不會把我在這裏關一輩子吧。
天氣漸熱起來，號籠子裏的氣溫很高，如果可能，真恨不得把舌頭吐出來，狗似的哈哈氣兒。幾乎每天下午，整個號筒的鐵拍子門就都打開了，混得好的押犯，都坐在緊靠柵欄的地上，把號筒裏流動的空氣霸占了。其他人隻有穿著大褲衩，半死不活地在鋪板上坐著，前後分成三排，不時地抱怨著，好像就可以消解幾分暑氣似的。
每天下午，勞動號的都抬來兩個大箱子，在號筒裏吆喝：「冰棍——各號統計一下啊！」或者是抬來冰袋，還有水果西瓜生食蔬菜什麽的，品種比較豐富，基本上能和外麵的社會接軌。
豐子傑早安排小不點「盯檔兒」，小不點拿個破原子筆喊：「嘿嘿！都誰要？」
這時候，帳上有錢的都精神煥發了一下，紛紛報數。
冰棍是每天有，很硬的那種棒棒，糖精味的，不過，涼還是肯定涼的。有時候是一塊錢一包的冰袋，我們買來，都先在身上亂蹭亂貼，不化成水，都不捨得開袋喝，怕資源浪費。
大臭進來前在飯館抖大勺，他說他有特二級的廚子證。「其實我那水平也就二級，是我哥花錢給我買的特二，想讓我多掙倆錢兒，後來一混，不是那麽回事，手藝騙不了人，跟你們知識分子比不了，你們弄個假證就能漲工資，當官。」
大臭的腦子不是很靈便，甚至對自己的案子都有些稀裏又糊塗，他說去年冬天的一個晚上，一個人喝了一瓶白酒，迷迷瞪瞪正順路往家溜達，同村一個跑出租的看見他了，就說捎他回家，後來不知怎麽又把他撂道邊了，他正一個人溜達，就來了一輛車，下來人把他拉上去，後來去了派出所，問他身上的血是怎麽回事，他也記不清當時都說了什麽了，最後在一本口供上按了手印，當天就送看守所了。以後清醒了，才知道自己殺了人，一家三口都給宰了，那家人他認識，以前還借給他50塊錢呢，怎麽把他們殺了呢？大臭想不起來了，警察告訴他，那天他口渴了，到那家要水喝，那家提出要他還錢，話不投機就打了起來，結果那家人輸了。大臭一直沒有恢復那段記憶，警察說什麽就是什麽了。
豐子傑分析說其實真正的兇手是那個計程車司機，弄手段把大臭給套了。大家說還真有道理，話說到這裏也就算了，沒人給他細追究，自己的事還弄得頭大呢，還有閑情管別人？
豐子傑的話讓大臭鬱悶了幾天，然後就又無所謂了，大臭說這裏關著也不錯，吃喝不耽誤，在外麵還得窮掙命。對於生死，大臭好像感覺很麻木，說不出所以然來，活著渾渾噩噩，死又似乎很遙遠很陌生，是一個高不可攀的概念。看到大臭，我不知為什麽總想起武當來，武二哥對生命的強烈渴望和對死亡的強烈恐懼是相輔相成的，武當讓我感覺很真實，而這裏的死刑犯和準死刑犯們的狀態，多少超出我的經驗，讓我不停地費解。
舒和跟我說：「這也不難理解，一個人犯得了多大的事，就會有多大的心理承受力，犯死罪的人，隻要是主觀故意的犯罪，從開始就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你說的那個武二，從來就沒想要殺人，所以一看出了人命，當然要崩潰了。」
我一想，還真是這個理兒，比如施展吧，捕票上籤的是「集資詐騙」，損失了幾百萬，我查過《刑法》，按這個罪，肯定是要判死刑了，可幾次見麵，他的狀態都不錯，看來是真的看開了，當死亡的命運成為必然，反而沒有壓力了——真是這樣嗎？我沒有類似的體會。
東子走後倆禮拜，我們號兒又塞進個紅臉漢子，叫潘正侯。潘正侯很風趣，雖然年過40，跟舒和我們幾個倒聊得到一起去。打一進來，豐子傑就笑稱潘正侯為「侯爺」，戲謔中也摻雜有幾分敬重。
侯爺進來就沒擦地，也沒睡板下，因為侯爺的錢卡上有2000多餘額，讓豐子傑先高看了，一掃聽，原來侯爺在外麵包大篷，就是有個私人大田園，搞菜籃子工程的，農民老大哥裏麵的大戶啊。最關鍵的，因為侯爺是殺貪官進來的，而且一氣殺了6個，豐子傑就喊他「爺」了，表示強烈敬重。
侯爺一來，就表現得很大量，揮金散玉，樂善好施，大家都喜歡，所以侯爺說話隨便些，豐子傑也寧願擔待。關鍵是人家侯爺嘴上有個把門的，號裏的事不摻和意見，不討人嫌。萬家燈火時，惟獨海大爺是個例外，侯爺隻給了他半天好臉，大爺長大爺短地，一打聽，敢情是一貪官，立馬就沒了好臉兒，背後喊開「老逼」了。
潘正侯對我的案子很高看，說做人嘛，就得義氣在先，梁山一百單八將，抄起哪個來不是響噹噹的，見著朋友就得兩肋插刀啊，佩服！
潘正侯說你們這樣的，落在這裏算窩住了，滿腹經綸不得施展啊，要放外邊，還不老鷹似的滿天隨你們撲騰？
侯爺用遺憾的口氣表達出的讚美很中聽，尤其是他那股發自肺腑的腔調，更讓人舒服，一下子真要覺得自己仿佛就是被困籠中的老鷹了。壓抑得高傲。
現在號裏共塞了25個人，活動空間顯得侷促不堪，人的精神也不覺都狹隘窘迫起來。我已經被關了半年多，案子還沒有半點動靜，心裏窩著火，又得不到釋放，隔一段時間，嘴唇就起一次泡。
我甚至經常有一種恐懼，懷疑我已經被徹底遺忘了——天啊，不會把我在這裏關一輩子吧。
天氣漸熱起來，號籠子裏的氣溫很高，如果可能，真恨不得把舌頭吐出來，狗似的哈哈氣兒。幾乎每天下午，整個號筒的鐵拍子門就都打開了，混得好的押犯，都坐在緊靠柵欄的地上，把號筒裏流動的空氣霸占了。其他人隻有穿著大褲衩，半死不活地在鋪板上坐著，前後分成三排，不時地抱怨著，好像就可以消解幾分暑氣似的。
每天下午，勞動號的都抬來兩個大箱子，在號筒裏吆喝：「冰棍——各號統計一下啊！」或者是抬來冰袋，還有水果西瓜生食蔬菜什麽的，品種比較豐富，基本上能和外麵的社會接軌。
豐子傑早安排小不點「盯檔兒」，小不點拿個破原子筆喊：「嘿嘿！都誰要？」
這時候，帳上有錢的都精神煥發了一下，紛紛報數。
冰棍是每天有，很硬的那種棒棒，糖精味的，不過，涼還是肯定涼的。有時候是一塊錢一包的冰袋，我們買來，都先在身上亂蹭亂貼，不化成水，都不捨得開袋喝，怕資源浪費。